俄罗斯对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翻译和研究

相较于中国古典戏曲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中国古典戏曲理论在俄罗斯的翻译更少,但俄罗斯汉学家对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既有数量可观的单篇论文,也有专论元杂剧特点、明杂剧历史的专著,甚至出现了专论戏曲演出的著作,所论内容涉及中国古典戏曲的起源与发展、创作与批评、角色与演出等方面。俄罗斯汉学界对中国古典戏曲史的关注始于20世纪初,研究持续时间最长;对戏曲创作和批评理论的研究较晚,大概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到国内《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出版的影响开始的;关于角色和演出的论述不多,但也有少数汉学家长期深耕,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明代内府杂剧服装色彩刍议——以《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穿关为研究中心

《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附有搬演穿关记录,是研究明代内府杂剧服装色彩的重要文献。在从曲本撰写到舞台演出的二度创作过程中,剧目所涉脚色的服装色彩,并未完全照搬现实中的色彩制度,而是以正色—间色—杂色的色彩等级为内核,在舞台呈现和演出调度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独立的舞台服装色彩体系。在趋吉避凶的主旨之下,曲本中的白色与紫色在演出中分别被替换为玉色与红色;并在固化人物服色规范的脚色构建中,产生了玉色袍杨景与红袍关羽、青衣俫儿与茶褐直身老儿等典型的舞台人物形象。

宋杂剧脚色簪花首服造型探析

宋代簪花盛行,在宋杂剧脚色人物形象上簪花首服亦频繁出现。文章通过出土和传世的文物、图像及史料文献为依据进行三重互证,分析研究宋杂剧中簪花首服造型特征,探讨其作用与象征内涵。研究认为,宋杂剧中簪花首服根据演出形象而存在不同的造型。研究表明,宋杂剧中簪花首服的出现颇受现实社会影响,与簪花表演历史遗留因素和增强舞台演出效果有关,同时还与宋代上层社会的喜好密不可分。宋杂剧中簪花首服的出现,深受社会文化需求的影响,是宋人以现实为创作根源进行艺术表达的载体之一。

“异质改写”与元杂剧的经典化

艺术和文学的经典化,与后世新兴媒介艺术对其的改写及改编有密切关联。元杂剧作为元代的“一代之文学”,是中国叙事文学和戏剧艺术领域公认的经典体裁,诞生了大量传世之作。进入20世纪后,新兴的连环画、舞台剧、影视剧等艺术形式当中有大量的元杂剧改写/改编作品,这对元杂剧作品的经典化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这些艺术形式与元杂剧并不属于同一艺术门类,因此属于“异质改写”,其中尤以影视媒介对元杂剧经典化的影响为大。

试论明中期传奇对杂剧体制的浸淫

明中期作家对杂剧体制进行了大胆改革。他们吸收了传奇在演剧上的成功之处,同样吸收了传奇中一些符合时代思维的体制要素,在角色、题目正名、楔子、开场与下场诗等方面进行了积极调整。这些调整不仅是明代演剧的实际需要,更是戏曲发展到明代中期文人化的具体体现。在明中期曲作家的改造与调整下,杂剧体制趋于精致,更适合文人情绪的表达,也更符合明代戏曲舞台的表演。不同戏曲的体制融合在明中期杂剧身上得到了极好的体现。

文学书写之异:《薛仁贵》杂剧元、明刊本辨析

元代张国宾所作薛仁贵杂剧有元刊本《薛仁贵衣锦还乡》和明刊本《薛仁贵荣归故里》两个版本传世,二者的情节框架基本一致。但较之元刊本,文本上不小的差异却导致明刊本在人物的重心、角色性格的塑造乃至故事的主题上都产生了一些变化。就文学表达和思想内容而言,《薛仁贵衣锦还乡》与《薛仁贵荣归故里》可谓是同构异质的两个故事。

《元曲选》增删元杂剧之说多臆断——《元曲选》与先期刊抄元杂剧作品比较研究

戏曲研究者通常批评臧懋循《元曲选》大量删改元杂剧,这是一种错误认识。《元曲选》所载元杂剧与元刊本比较,在情节、思想内容、人物、曲词等方面,差别确实很大,而将《元曲选》所载元杂剧与早期明刊元杂剧比较,虽有差异,但并不太大,有的甚至完全一样。所以,如果说《元曲选》对元杂剧有所修订,这种修订也应该是在之前明刊本基础上的修订,而非直接取于元刊本。因此,臧懋循"师心自用"改订元杂剧之说实属臆断,《元曲选》同元刊本杂剧不同处应当看作是明人的集体作为。

元杂剧中长安叙事的意蕴

长安频繁出现在元杂剧中,从显性层面看,长安是剧中人物活动的场所,是故事发生的地点,是情节展开的背景。然而,透过表面现象不难发现,元杂剧的长安叙事寄寓深刻。长安成为作者反思历史兴亡的象征,是他们追求建功立业、实现自我价值的寄托。这些以长安为叙事元素的作品,既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又展现出浓郁的理想色彩。这种具有双重格调的特性,一方面得益于元杂剧的现实精神及浪漫品格,另一方面则传承了汉、唐文学写实与诗意兼容并蓄的基因。

论元曲家笔下的苏轼形象

在元曲作品中 ,有一部分篇目是以前代文人 (或他们的作品 )为描写和歌咏对象的 ,在这些作品中 ,元曲家有选择地突出了主人公的某些方面。如出现在元曲家笔下的苏轼 ,曲家们便集中突出了他作为沦落文士、疏狂浪子和隐逸高人的形象特征。在这些被突出的形象特征中 ,实际上蕴涵着元曲家的人格理想并寄寓着他们对自己不幸命运的悲叹 ,与作为历史人物的苏轼 ,已有了相当的距离。简而言之 ,元曲家笔下的苏轼形象 。

从元刊杂剧重新审视元杂剧体制之原貌

《元刊杂剧三十种》是现存刊刻最早的元杂剧选本,也是最早的戏曲刊本。它保留了元杂剧体制、内容、版本最原始的资料,从中可以看出元杂剧分折的不规范,题目正名使用的不规范,诸宫调形式的影响等,若以戏曲的标准衡量,某些作品在许多方面还没能达到今日戏曲史所云之规范。

元代南北戏曲的交流与融合(上)

元灭南宋后,北曲杂剧南移杭州,并与南戏产生了交流,两者在剧目、剧本形式、脚色体制及语言风格等方面都产生了交流与融合。南北戏曲的这一交流与融合,促进了我国古典戏曲的进一步成熟。

元代南北戏曲的交流与融合(下)

北曲杂剧南移后,便与南戏在剧本形式、脚色体制及语言风格等方面产生了交流与融合。南戏的曲调组合、曲韵及语言风格出现了北曲化的倾向,北曲则在曲调联套、脚色体制、剧本体制、演唱形式上也出现了南戏化的倾向。

元杂剧中的"杂伎

宋金杂剧经常是与其他百戏伎艺同台相间演出的,元杂剧则从戏剧整体上改变了这种状况,但在演出过程中却杂入了诸种伎艺,又有类似于宋金杂剧之处。

英国汉学界“中国戏剧”观念的发生及其历史语境——基于元杂剧《老生儿》德庇时译本相关书评的考察

德庇时的《老生儿》英译本问世后,伦敦多家评论期刊发表了密集的书评,呈现出英国汉学界早期的"中国戏剧"观念及其历史语境的一些特征。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访华,是《老生儿》获得关注的重要历史机缘,《老生儿》的英译与文学批评,可以视为英国汉学脱离天主教耶稣会士的主导,独立研究中国文学、戏剧的开始。相关书评文章融合了时政批评、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既有实用主义的目的,也深受当时英国"感伤喜剧"的影响。译者、书评编者和批评者三方,将当时的"纯文学"和"通俗文学"观念嫁接于中国文学,给予中国戏曲、小说以迥异于同时代中国正统文学界的定位、评价。这一汉学史视域中的元杂剧跨文化传播提醒我们,有必要重视历史语境的复杂性,深入其肌理和场域,挖掘和感受具体而微的细节。

《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刻本性质及戏曲史意义

《元刊杂剧三十种》是我国现存的唯一元人刊刻的元杂剧作品集,是一多种有特色刻本的组合体,对于研究元杂剧发展史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或云其为建本,但其刻板形式字距特密,行文省略太多,且省略不规范,错字太多,难以阅读,肯定不便于售卖,所以建本之说实误。而从元杂剧刻本强烈的广告意识、宾白科范的简略、刻板的巾箱本形式、俗体字的写法、刊刻风格不同看,它应该是有多个剧团刻就的版本,它反映了元代杂剧剧团的发展,这对我们研究元杂剧发展史是有意义的。

论清代杂剧的个人化倾向

清代杂剧作家深化了明中后期杂剧作家个人化的观照方式,他们以自我为中心,融己身入剧,注重主体情感与个体趣味,使个人化特色表现在戏曲活动的各个方面。这一个人化倾向有其产生的独特原因,它在推进清杂剧案头消亡的同时,亦促成了文人杂剧的最终完成。

罪恶与清官:说唱词话中的包公

源自宋人包拯的包公这一文学角色,在1250至1450年间曾出现于各体通俗文学作品中。二十世纪以来,有关包公的话本、杂剧和戏文广为人知,屡经探讨。而关于包公的词话直到1967年始在嘉定附近发现,这些词话影印出版之初曾引起过相当的轰动,很多出版物应运而生,但初始的热情消退后,新发现的词话对之后包公故事发展演变的论述影响甚微。词话未受到充分关注虽部分缘于其数量较少,但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学界将它们作为较话本、杂剧晚出而缺乏独创性的作品。但有证据显示,现存的话本和杂剧作品常常是晚出的改定本,而词话则相对较早且无明显改订痕迹,我们至少应该将词话视作话本、杂剧同期之作,而非晚于它们。在不少情况下,词话很可能系杂剧之源,而非相反。与通过明代宦官机构钟鼓司传留下来的不温不火的杂剧文本相比,相当一部分词话大胆批判了一个权势和罪恶相伴的世界,它们非常关心包公审判的权力和自主性等问题,而没有一味地赞颂皇帝的统治效力。

新见晚清民国传奇杂剧七种考论

新见七种晚清民国传奇杂剧作品皆为中国戏曲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传奇杂剧创作在退出文学舞台前的某些新变,其文学价值、文献价值和戏曲史意义不容忽视,理应被纳入近现代戏曲研究领域。鉴于版本稀见,兹述于此,并就作者和作品的来源及背景进行必要交代和力所能及的考证,为学界继续进行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资料。

元杂剧何以成为“一代之文学”--兼及“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论反思

"唐诗宋词元曲"这类序列一直是历代各家用以推尊元杂剧的工具,但它并非必然地指向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个论断,而且它基于推尊元曲所表达的源流、并称、递变等含义,虽讨论框架在元代、明清、清末历经三次变化,却一直着眼于元杂剧的词章属性来论定其价值,把元杂剧视为诗歌框架中的乐府词章、剧曲框架中的曲词典范、文学框架中的诗歌最高等。比较而言,王国维则立足于戏剧属性,在近代新型的文学格局中重新利用这个序列来推尊元杂剧,基于两个评判维度(一种文体的发展框架、一个朝代的文学格局),提出了元杂剧为"一代之文学"的开创性论断。此论断虽成于王国维个人的思考,但促使他思考的框架、立场和眼界,则得益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语境。至于后之学者基于当世时代精神或文学发展观念附加在"一代之文学"中的含义,实属对王国维"一代文学"论的再引申。厘清元杂剧被推尊为"一代之文学"的传统、时代与个人因素,有助于对文学史、戏曲史与学术史相关问题予以切实的分析与评判。

《杂剧三集》辑刊及版本流变考论

作为继明末沈泰《盛明杂剧》初、二集之后刊行的最重要的杂剧集,清初邹式金《杂剧三集》经历了顺治十八年(1661)完成初刻,康熙元年(1662)初夏完成对原刻本修订,民国三十年(1941)董康诵芬室完成对顺治原刻本、康熙修订本的重校刊刻三个阶段,形成了版本区别度明晰的顺治本、康熙本、诵芬室本三个版本系统,体现刊行者的不同追求。各种现存本皆可归属此三大系统,其中诵芬室本为内容最为完善的版本。罗振玉《续汇刻书目》著录本应是独立于这三大系统之外的第四个版本系统。廓清《杂剧三集》辑刊及其版本流变的过程,将有助于对相关研究对象采取准确的表述、选择和判断,以及对相关问题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