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eng Chenggong Cultural Festival

On the afternoon of May 17, more than 1,000 people from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gathered on the island of Gulangyu in Xiamen’s Siming District for the grand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Zheng Chenggong Cultural Festival.

郑成功爱国主义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

郑成功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在其丰功伟绩中展现出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最为浓厚的历史情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诸多重要理念和生动实践中,理清其生成因素及时代价值,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郑成功“南京之役”行军路线考

“南京之役”是郑成功指挥的一场重要的抗清战役,郑军一度围困南京,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但最终战败。其战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学界广为讨论。本文仅对郑成功“南京之役”的行军路线进行考证分析,探讨其行军过程中的三个问题,寻找战役失败的其他因素。

郑成功复台战争时期中荷士兵装束研究

军事装束是中国服饰史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并且古往今来士兵装束反映了一个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准、陆海战术的一些形式以及士兵的精神面貌等等。时至17世纪的中西最大规模的一次战争——中荷战争,敌对双方陆战时均顶盔掼甲,在火器逞威时代此装束的出现大出人意料之外,故研究具有必要性与重要性。依据中荷原始资料以及后续文献,发现在晚明郑成功驱荷复台战争期间,中西军事实力尚处“均势时代”,敌对的中荷陆战官兵装束均以顶盔掼甲以及冷热兵器配备成为标配,此是由该时代枪炮的一些技术缺陷使然。中方在此战争以后,装束改进不大,并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期;西方以荷兰为代表,随着国家王权制的日益加深,军装开始制式化,18世纪之后轻骑兵几乎不再顶盔掼甲,长枪兵已和火枪兵配合,盔甲几乎消失无踪。总之,在郑成功复台战争中,敌对的中荷士兵装束差别明显,尽管对战争结局影响甚微。中方装束变革缓慢的原因:战争是军事技术、战术乃至士兵装束发生变革的强大动力,17—19世纪中国战争相对较少的局面迟滞了军事的各方变革,成了16—19世纪中西竞逐中中方落后于西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从“民族叙事”角度看“台独史观”论述之演变——以明郑中国台湾史相关建构为例

“台独史观”在“民族叙事”上的显著特点,就是围绕着“压迫与抗争”这一主题,将中国台湾历史歪曲为所谓“中国人”对“中国台湾人”的“民族压迫史”。而在“台独史观”对明郑中国台湾史的论述中,该主题则经历了一个从提出到弱化再到强化的过程。从早期将郑成功和明郑政权污蔑为与荷兰、日本一样的“外来殖民政权”,到民进党初次执政时期转而鼓吹明郑政权在中国台湾“独立建国”的“东宁建国论”,再到如今大肆攻击郑成功和汉族移民“压迫屠杀中国台湾‘原住民’”的“原民史观”——这种转变,揭示了“台独史观”的“民族叙事”本质,就是“反中国化”和“反中华民族化”,只是迫于中国台湾人民的强烈中国认同,才一度对其进行弱化。如今,随着“台独”势力的得势和“台独”思想在中国台湾民众中的传播,“台独史观”也逐步撕去其伪装,开始朝着更加极端的方向迈进。我们必须对“台独史观”的这一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并与其进行坚决的斗争。

台湾地区古典诗歌中的郑成功形象与民众认同之演变

“郑成功”是台湾地区古典诗歌中延续不断的重要题材之一,但不同时代,对郑成功的评价不尽相同。清代前中期评价偏于负面,牡丹社事件时,发生了由负面到正面的大翻转,并在乙未时达到高潮。其原因,在于面对异族入侵,人们想从郑成功身上吸取反殖抗敌的民族精神。日据后内渡使连横等跳出狭小空间而有了横跨两岸的宽阔视野,他们吸收了民主革命思想,建立了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岛内情况则较为复杂,《台湾》等报刊的征诗表达民间未曾改变的郑成功尊崇,瀛社的课题则有呼应“皇民化”之嫌,但仍以彰扬郑成功遗民忠义精神和驱荷复土、辟垦台湾地区的历史功绩为主流。这一演变反映了因应不同时代面临的现实问题,人们思想感情、认同状况的变化,其本身亦为台湾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闽台征诗活动与郑成功形象嬗变研究

闽台是郑成功文物史迹保存最多的地区,郑成功形象书写成为闽台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20世纪前半叶闽台地区的诗社以报纸为媒介,举办了三次以郑成功为诗题的大型征诗活动。这些诗文是解读郑成功形象建构的关键资料,具有凝聚文人共识的重要作用。郑成功形象从清初的反清“乱臣”“贼寇”形象,转变为“骑鲸英雄”“草地掘鸡”等神话形象,更发展出反殖抗荷的中华民族英雄、开拓进取的冒险者、足智多谋的军事家,以及受日本殖民话语影响形成的超越西方的“东洋之子”等形象。

从常寿宁案看明郑内部政治纷争

发生于南明永历十一年(1657)的常寿宁案,背后实际上牵涉到明郑内部复杂的政治斗争。在郑成功与以郑泰为首的明郑勋旧势力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着明显的矛盾。郑成功试图采取各种措施,以加强对勋旧重臣的管控,避免其势力过度膨胀对明郑政权造成损害。这自然引起了后者的不满,从而导致冲突。常寿宁案的发生正是这个矛盾的集中体现,并为双方在未来爆发更大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郑成功对台湾地区儒学教育的影响

郑成功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在历史上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从郑成功重视和培养儒家人才的角度看,他的作为对台湾地区儒学教育的创立产生了重要作用。从王忠孝到陈永华,以及众多文人儒士,他们都与郑成功有密切关系。明末清初闽南地区朱子学盛行,朱文公受到广泛崇拜。明郑在台湾地区创立儒学,自然把朱子学说引入岛内。因此可以说,郑成功时期厦门及其周边的文化氛围,为朱子学说在台湾地区传播提供了现实基础。清朝统一台湾地区后很快在台南建立朱子祠,可视为这种历史文化逻辑的延续与发展。

新旧地方志郑成功长泰战事书写考辨

郑成功1652年长泰战事的地方志书写,通过还原其文本的书写过程,分析其成因与目的。针对旧志书写,再现其文本生成与演变的历史情境,分析其书写原因。针对首轮修志书写,考证其史料来源,考辨其史料取舍内容。从中发现,旧志书写虽出自当事人口述史料,却出现隐瞒历史真相与丑化历史人物的问题,揭示其选择性失忆处理内容及原因;新志书写虽参考其他文献,纠正部分史实,仍存在错漏问题。据此提出应重点进行文本分析的建议。

厦门两处明郑时期“国公”遗迹考

厦门岛内有两处“国公”遗迹,与明末清初的历史相关。经过考证,可以确认厦门传说中的“国公”即指郑彩,“国公府”是郑彩的府邸,但“国公墓”葬的应是郑联,郑彩坟墓尚难寻觅。建国公郑彩在厦门名气很大,影响颇远,研究郑彩在厦门的活动及其史迹,对于明末清初历史的研究,进一步探究台澎地区与中国内地的历史渊源,深化郑成功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近代国人对郑成功形象的塑造与精神的传承——以报刊文献中的郑成功传记为中心

晚清以前,郑成功正面至多是以"遗民忠义"的"忠烈"形象受人景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传入,革命者开始用近代民族国家的视角重新塑造和认识中国既往的历史。郑成功因其"排满驱荷开拓台湾"的历史功绩及极富传奇色彩的生平,尤被晚清革命者所看重。在后者的阐释下,作为"反清英雄"的代表人物之一,郑成功形象发生"近代转型",既迎合了反清革命宣传的需要,又是重构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成立后,郑成功的英雄形象融入了国人的历史记忆之中,因应时代的需求,一直成为激励国人奋发图强、救亡图存的精神资源。抗战胜利后,郑成功又被作为光复台湾的精神象征而受到国人的进一步推崇。

郑成功时代的海权实践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自古以来,中国所经历的战争主要是围绕农耕生存的战争,几乎没经历过一场为自由贸易而进行的战争。郑氏海商集团发展出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表明:以海外贸易作为经济生存的社会必然要用海军来维系自己的生存,海军建设是社会生存不可缺失的成本投入,就如同内陆农耕社会里,强大的陆军是生存的必要投入一样。这对我们现在由传统农耕国家向现代海洋国家转型期的国防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当然,今天的文明世界准则要求摒弃以往的"丛林原则",海洋国家的军事力量目的不是为了不顾国际道义原则和伦理原则,用武力夺取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贸易秩序,以及本国的正当商业贸易利益,这点郑成功当年建立的东亚贸易体系,以及为维护这种贸易体系的军事实践,仍然有着可供今天参考的价值。

台湾地区郑成功信仰之历史研究

“郑成功信仰”在台湾汉人社会中的发展,早自清领台湾时期,便已超越了乡土的情感和地域的观念,统合宗族性、地缘性、民族性等多重特质,而成为台湾此一移民社会的共同信仰。“郑成功信仰”有别于其它一般汉人社会里常见的民间信仰,官方的介入极深,其中隐藏着强烈的政治意图。在探讨“郑成功信仰”的时候,民间与官方为两大方面,加上台湾特殊的历史背景,不同主政者接二连三地为郑成功重新定义,而有了不同的诠释,使得此一信仰文化复杂而影响深远。

再论“何斌事件”的前因后果——兼议郑成功收复台湾前的一系列动作

17世纪50年代以后,郑成功方面尝试在台湾行使其经济权力,挑战荷兰殖民当局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这些动作均是当时郑成功对台经贸布局中的一部分,目的是增强对当地大陆商人的影响与控制,进而控制整个台湾海峡的海上贸易,以便在与荷方的亚洲商业霸权竞争中占据优势。"何斌事件"便是当时郑荷双方在台湾经贸争夺的集中体现。而这一事件的结局则最终促成了郑成功收复台湾。

17世纪中叶荷郑台海军事力量对比评述

郑氏海商集团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是17世纪中叶台湾海峡最为强大的两股军事力量。荷兰东印度公司拥有强大的海、陆军,其武器装备代表着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而郑成功领导下的郑氏海商集团,虽然军队武器装备不如荷军,但在人员数量、训练水平、作战经验、战略战术指挥等各方面都要比荷军更具优势。郑氏海商集团正是充分发挥了这些军事上的优势,才能在17世纪中叶的台海霸权争夺中屡次挫败荷兰东印度公司,并最终从其手中收复我国神圣领土台湾。

从军事角度比较郑成功与施琅的两次征台之役

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与1783年清朝统一台湾,是对台湾历史发展走向造成深远影响的两次军事行动,但这两次行动的具体进程却大相径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区别,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之外,军事上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如作战方式、战场环境、武器装备、外部增援、后勤补给等,同样对战争进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论郑成功驱荷复台的英雄业绩

郑成功是中华民族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他一生的英雄业绩 ,包括抗清与收复台湾两大部分。其收复台湾的英雄业绩 ,一是表现在捍卫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二是为缩小台湾与大陆的差距奠定了基础 ,三是鼓舞和支持了亚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

日据时期台湾地区延平郡王祠改号“开山神社”事件探析

郑成功信仰是台湾地区重要的民间信仰,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日据时期,为了全面掌控台湾地区,日本殖民政府对台湾地区宗教状况展开全面调查。基于对郑成功血统、形象、精神的认知和对郑成功信仰政治功效的判断,日本殖民政府在肆意压制台湾地区传统宗教发展的同时,以延平郡王祠改号“开山神社”事件为标志改造和吸纳郑成功信仰,从而体现日本统治台湾地区的“合理性”。通过延平郡王祠改号、改列县社社格、吸纳郑成功信仰进入神道体系等一系列改造,郑成功信仰产生“异化”,并在建筑形态、祭祀活动、精神价值等方面表现出较为浓重的日本色彩,日本殖民统治者操纵台湾地区民众思想信仰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剖析台湾地区“独”派曲解郑成功历史的学理谬误

“台独史观”是“台独”分子在历史领域“去中国化”的重要工具,其表现之一就是对郑成功历史的曲解。他们或鼓吹郑成功的明郑政权是代表台湾地区的“独立政权”“东宁王国”,或将其称为代表中国的“外来政权”,或指责郑成功与荷兰殖民者一样是台湾地区少数民族的“屠杀者”。“台独史观”的观点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受到中外史料记载的有力驳斥。“独”派歪曲郑成功历史,暴露了其蓄意“反中谋独”的“台独”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