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创新的知识产权应用机制

以开放共享为初心的开源运动从早期批判知识产权制度的“自由王国”走向拥抱知识产权制度的有限开源社区,其对象由开源软件向协同创作模式、开源硬件、开放专利、开放标准、数据开放等领域全面铺开,引致了以开源许可证为核心的开源商业模式的广泛应用,产生了开源与闭源结合的多种商业规则,正在推动知识产权制度在开放创新时代向更高级别的应用模式样态转化。开源最初倡导的知识共享在市场竞争中通过许可证的多重演变逐步形成知识控制,可能演化出开源社区潜在的附不合理交易条件、强制搭售和拒绝交易等垄断风险。开源领域并不等同于公共领域,它在理念上有反抗传统知识产权法之处,但在行动上却寻求包括版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商业秘密在内的综合保护。应当再次审视开放创新之下利用开源模式实现商业模式的创新逻辑,并纠偏因市场竞争带来的知识产权制度对知识控制的负面效应。

我国证券市场吹哨人保护制度完善研究

随着证券市场违法行为的隐秘性不断增强,监管难度日益增加,吹哨人的存在则有效缓解了这一难题。但是由于吹哨人的举报行为威胁到被举报人的利益,因此吹哨人常常面临着被报复的风险,证券市场吹哨人保护制度包括吹哨人身份信息保密、反报复保护、权利救济三方面的内容,而我国在这三方面均存在不完善之处,无法为吹哨人提供足够的保护。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基础之上,我国目前可以通过加强身份信息保密规则的制定、增加反报复保护制度、增设吹哨人权益救济制度来完善证券市场吹哨人保护制度,更好地保护吹哨人的合法权益。

论美国人权的逆世俗化与政治工具化

美国人权价值观形成的历史基础决定了其显著的宗教特征,全球化和世俗化的发展促进了人权理念的发展,却加速了美国国内保守势力与进步势力的矛盾激化,导致其人权理念日益脆弱和分裂。美国人权价值观深陷世俗化停滞不前的困境,甚至出现逆世俗化的趋势;美国不仅在国际上推行人权外交,在国内党争方面也积极进行人权话语权的争夺,美国人权的政治工具化特点突出。导致美国人权的逆世俗化与政治工具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新教文化与多元文化矛盾激化、国内阶层矛盾的扩大两个方面。讨论美国人权的逆世俗化与政治工具化不仅有利于全面了解美国的人权价值观,还有利于加强对世俗化与人权关系的认知、对人权普遍性争论的认识、对人权政治属性和实践的探索以及对国际人权发展路径的探析。

反贫困视域下马克思与蒲鲁东的比较研究

马克思与蒲鲁东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同时代人。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与蒲鲁东主义都是在回答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积聚与贫困积累并存的问题中产生的。围绕摆脱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问题,马克思和蒲鲁东有着几十年的思想交往。但面对相同的时代课题,二人作出不同的理论解答。蒲鲁东早期对劳动者贫困现实的关注、对私有财产的批判以及寻求解决现代贫困的努力,得到过马克思的肯定,但他们在对贫困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的理解,所持的立场和方法论,以及对反贫困路径的选择等方面,存在根本的分歧。

运动员数据权利保护研究——以世界反兴奋剂规则为视角展开

数字时代运动员在反兴奋剂活动中个人数据权利受到侵蚀损害的可能性和风险加大。世界反兴奋剂规则体系开始变革以契合全球范围内个人数据权利的兴起,保持同个人数据国际国内立法的适配与衔接。作为世界反兴奋剂体系的主要规则,WADC2021、ISPPPI2021和AADRA三者都嵌入了运动员个人数据保护的内容,尤其是ISPPPI的相关条文实质上落实了GDPR知情权、访问权、纠正权、被遗忘权等数据权利。这些数据权利会受到GDPR数据原则的约束和制衡,必须正确理解数据原则的位阶逻辑及其对数据权利形成的指导方能不流于割裂和片面。除了赋予运动员数据权利,世界反兴奋剂规则还加大了对作为数据处理者的反兴奋剂机构的责任和义务,以保证数据权利真正实现。

数据财产权益应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

我国民事立法对数据财产权益保护的规定尚处于空白状态。以我国首例非法调用服务器API接口数据贩卖牟利案为切入点,探讨对数据财产权益保护究竟应采用财产权保护模式还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这一争议。从数据财产权保护模式存在的理论困境、采用数据财产权保护模式无法获得审判实务证成、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理数据侵权纠纷案的司法实务经验及立法规制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明确在立法上应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对数据利益分配和侵权司法救济进行规制,无需创设复杂的、具有较强排他性的数据财产权,构建既能较好保护数据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又能有效促进数据流通和使用的数据保护制度。

“共有产权”:城中村更新的“再集体化”逻辑与空间治理构想

城中村更新是近年来我国大城市缓解土地资源约束、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及城市空间质量的重要手段。然而,在城乡土地二元性制约与经济下行压力下,城中村陷入土地利用整体性“低效”与村民依赖寻租行为违建“增收”并存的困局,急需寻求制度创新与突破。分析表明,长沙后湖从“渔村”到“城中村”的演化过程是一种典型的公共域租值竞争过程;地方政府通过“拆而不迁”方式实施了整村产权整合,开展了空间改造、生态修复、产业优化等系统治理,实现了片区发展、债务减压与百姓福祉等多主体共赢。后湖城中村更新通过制度创新,以“产权整合”挖潜空间资源“公共域”为突破,探索了一种基于“共有产权”的城中村“再集体化”共治、共富模式,为当前城中村更新与空间资源高效再配置提供了一种空间治理方案与实现路径。

某型飞机地面滑行右偏故障分析

针对某飞机地面直线滑行右偏故障现象,建立了滑行右偏故障树进行故障分析与定位,并通过试验确定故障原因,再根据故障原因分析提出修理维护的改进措施。分析表明,电缆插头压接导线断脱虚接是造成左防滑刹车故障的原因,此故障会造成左机轮刹车失效,从而导致飞机地面滑行右偏故障。

法治反腐败视野下刑事撤诉人权保障进路研究

法治反腐败不仅具有政治学、经济学上的意义,更具有人权保障的重要价值。刑事撤诉作为反腐败法治化进程中与人权保障息息相关的刑事制度,是衡量反腐败法治化、规范化水平的重要标尺。因此,亟须立足于法治反腐败视野下刑事撤诉人权保障的现实图景,明确刑事撤诉中各方主体对人权保障原则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需求。从重塑立法基础规范、完善司法赋权机制、建构权利救济路径三个维度入手,探析刑事撤诉制度中人权保障功能的实现进路。

论技术措施反规避条款与合理使用的关系

技术措施反规避条款通过“技术+法律之力”的方式增强了版权的排他性,确保权利人通过交易行使版权。数字环境下作品的获取环节一般不存在市场失灵,且难以事前有效识别规避接触控制技术措施后的行为是消费性的感知还是合理使用,为接触控制技术措施反规避条款设立一个概括的合理使用例外不具有正当性。应识别出因权利保护技术措施反规避条款而被实质阻碍的合理使用场景并予以立法回应,同时向权利人施加充分告知义务,借助市场竞争机制内部化因权利保护技术措施阻碍合理使用而造成的社会成本,促使版权人为合理使用提供最大程度的便利。

福州市深远海养殖发展现状与建议

推进福州市深远海养殖发展,是缓解近海养殖环境压力、优化海水养殖空间布局、保障水产品有效供给、促进福州市海水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介绍了福州市重力式深水抗风浪网箱发展情况、深远海大型设施化养殖平台发展现状及深远海养殖平台产权登记情况,指出福州市深远海养殖发展的困境,并对福州市深远海养殖的发展提出建议,以期为福州市深远海养殖发展提供参考。

《纲要》中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论要

完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法律制度以及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立法,是《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典型类型知识产权还是非典型类型知识产权,都有其保护范围和边界,故知识产权法规范架构内置诸多限制性制度安排,可从知识产权的取得、维持、实施等维度划出知识产权的范围和边界,对超越这些边界或违反立法宗旨的知识产权利用行为适用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进行衡量和调整,从而实现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规制。

反兴奋剂治理体系下的运动员数据权利保护

《奥林匹克2020+5议程》的颁布表明当前愈发重视数字化改革与加强运动员权利保护。反兴奋剂治理工作的开展,高度依赖相关组织对运动员个人数据的处理与运用,运动员享有知情同意权、隐私权、拒绝权、被遗忘权等数据权利。但在实践中,权利实现却因反兴奋剂治理的需要遭遇困境。无论是符合国际反兴奋剂规则的要求,还是满足我国建设体育强国的实践需求,探讨反兴奋剂治理体系下的运动员数据权利保护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规则赋予和合同条款约定,反兴奋剂治理对运动员数据的处理具备正当性基础,但反兴奋剂治理体系下运动员数据权利的保护路径仍需完善。因此,应平衡反兴奋剂组织的权力与运动员的数据权利,明确反兴奋剂治理中运动员数据权利的性质与数据收集范围,设置完善的监管救济机制,以实现反兴奋剂治理体系下的运动员数据权利保护。

论数据集合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公开、非独创性数据集合具有显著的商业价值,承载着经营者的竞争性权益。数据集合的法律保护存在权利赋予路径和行为规制路径两种模式,基于数据集合法律保护实践和平衡数据保护与利用的需要,我国目前宜选择行为规制路径,运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数据集合进行保护。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互联网条款”的适用出现失灵,“一般条款”的适用具有不确定性,《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时应增设数据集合保护条款。针对这一专门条款进行设计,一方面要明确数据集合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另一方面要以“适用除外”的方式划定数据集合法律保护的限度。

冲突与平衡:反兴奋剂治理下运动员数据权利的克减与保护

在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与数字中国的背景下,运动员数据权利保护是反兴奋剂治理工作中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议题。该研究运用文献资料、规则分析等方法,以运动员数据权利保护为出发点,对国际反兴奋剂规则进行了梳理,探寻了新时代反兴奋剂治理下运动员数据权利的克减与保护。研究发现,运动员在反兴奋剂治理活动中应享有知情同意权、隐私权、拒绝权和被遗忘权等数据权利,但权利的实现却因克减边界的模糊性与反兴奋剂治理产生冲突。研究认为,通过坚持遵守反兴奋剂的基本原则及相关规则、规范运动员数据收集采集的操作程序和完善监管救济与相关技术等措施,可适当平衡运动员数据权利保护与反兴奋剂治理之间的冲突,推动实现反兴奋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左”右倾含义之辨及对当前反倾向斗争的若干思考

开展反倾向斗争,是建党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重要内容,有着极其重大的思想政治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右或“左”有其特定的政治理论内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与特征。要注意区分左和右以及左与“左”,注意区分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观点问题。面对严重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政权安全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展反倾向斗争。要避免“左”左不分,避免照搬西方概念,不能以批判“民粹”为名误导舆论斗争,激化社会矛盾。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科学研判舆情特点和意识形态状况。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要不违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违背党的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方向,不违背国家法律、社会道德、学术规范,就应当允许学术界舆论界自由地讨论,允许批评与反批评。要高度警惕和批判各种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做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同时积极弘扬社会正能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稳妥地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19世纪跨大西洋废奴运动中的女性参与问题——以世界反奴隶制大会为中心

19世纪二三十年代,英、美废奴运动由渐进废奴转为立即废奴,以柳克丽霞·莫特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废奴运动中。女性的参与引起了废奴主义者之间的争议,1840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反奴隶制大会将女性代表排除在外,莫特等女性代表对大会的决定予以有力回击,并在英国广泛交游,吸引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友人,她与斯坦顿的合作为日后美国女权运动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第2.3条中“令人信服的理由”的抗辩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WADC)作为全球反兴奋剂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在世界反兴奋剂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运动员必须要遵守WADC,一旦违反相关条款,就会受到处罚。“令人信服的理由”作为一种完全抗辩,是运动员权利保护的重要规则依据,值得深入研究。从“孙杨案”入手,结合WADC第2.3条中的其他案例,发现“令人信服的理由”的认定标准存在概念不明、适用上过于严苛、仲裁员认定不一减损可预见性、运动员主观认识错误和价值衡量单一等问题,导致运动员权利无法获得有效的救济。为进一步完善“令人信服的理由”的适用,在反兴奋剂领域逐步落实、扩张运动员权利,提出要在兴奋剂检查程序问题上适用“令人信服的理由”,在WADC第2.5条中增加“令人信服的理由”条款,在归责处罚上予以减轻,完善国际体育仲裁院(CAS)内部机构设置、规章制度,加强对运动员的培训和拓宽价值衡量的因素(比例原则和严格责任)等。

早期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受试者风险管理

以保障受试者权益为核心,为提高药物临床试验质量,加快早期临床试验成果转化,保障临床试验进程,文章分别从早期药物临床试验中受试者权益保护及质量控制中的受试者管理两个方面探讨受试者的风险管理,并结合药物临床试验质控中受试者风险管理新模式提出受试者风险管理策略,以进一步提高临床试验主体在参与临床试验过程中对受试者的风险管理意识。

我国重大职务犯罪指定管辖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近年来,为了更加深入地打击腐败,对于重大职务犯罪案件进行指定管辖已经成为我国监察机关的常用管辖方式。司法实践中,指定管辖制度的适用有其必要性,同时也存在适用任意性、易导致程序衔接障碍、阻碍权利人程序救济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完善我国监察指定管辖制度,明确指定管辖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则,确定各司法机关之间的衔接机制,保障当事人的正当权利,更好地适应我国的司法实践,推动反腐败斗争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