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学位论文评议结论异议的申诉制度探析

我国目前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评议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已获得学位的学位论文被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抽检评议;另一种是学位论文答辩前的例行评议。学位论文评议结论对学位申请人是否能参与答辩或学位获得者能否保留住学位有重要影响,学位申请者或获得者在对学位评议结论有异议时应享有申诉权。各学位授予单位关于申诉权的发生事由与提出条件有不同规定,在国家法律层面缺失救济程序的情况下,学位申请者或获得者只能根据各学位授予单位的申诉程序去寻求权利救济与保护。目前,我国现行的学位论文评议结论异议申请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程序缺失、申诉范围狭隘、审查职责不清等问题,应完善学位论文申诉权及申诉程序的原则,各学位授予单位根据实际情况细化程序规则,扩大研究生学位论文评议结论异议申诉的范围,加强异议申诉程序的正当性设计以及完善我国现行的学位论文的复审机制。

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滥用上诉权法律规制之探讨

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被告人滥用上诉权的问题。被告人滥用上诉权有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立宗旨,降低了诉讼效率,浪费了司法资源,有必要从法律上进行规制。我国应在借鉴域外规制认罪协商案件被告人滥用上诉权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对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滥用上诉权问题进行法律上的规制,构建认罪认罚案件一审法院上诉理由过滤机制,同时建立认罪认罚案件二审法院上诉许可审查机制。处理好保障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权和规制其滥用上诉权的关系,确保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序运行。

不起诉权行使的负反馈调节——对不服不起诉申诉案件的反向审视

不起诉权“隐性扩张”后引发不起诉案件数量与不起诉率“双升”,不服不起诉申诉案件数量随之增加。不起诉权运行的合理调试需要进行视角转换,既要关注不起诉决定作出前的法律适用过程以及不起诉率等静态指标,也要关注不起诉决定作出后的运行反馈情况,化解不服不起诉申诉案件引发的社会矛盾。不起诉权合理运行过程需要明晰裁量标准,完善证据审查体系、顺畅运行衔接机制、以释法说理强化当事人诉讼参与程度、运用多元机制化解矛盾纠纷,破除上述障碍才能确保不起诉权合理高效运行。

认罪认罚案件中上诉审查制的构建

自2018年《刑事诉讼法》中新增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来,认罪认罚案件投机型上诉和留所服刑型上诉的问题在实践中逐步显现。认罪认罚被告人利用上诉不加刑原则,或投机性明显,期待二审能够减轻其刑罚;或试图逃避到监狱服刑,均属于对上诉权的“滥用”。进而又产生了检察机关不得已而为之的抗诉和法院认定不一的裁判等一系列问题,降低了刑事诉讼的效率,浪费了司法资源,很大程度上也不利于对认罪认罚被告人自身权利的保护。但是考虑到认罪认罚被告人的上诉权是其基本权利,应当予以保障。若构建认罪认罚案件的上诉审查许可制,防止其如多米诺骨牌般带来更多不利影响,提高刑事诉讼效率,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同时也能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续期中多元权益诉求问题研究

为深入了解住宅拥有者在土地使用权到期续期时的内在多元化权益诉求,基于适足住房权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和系统论,将住宅持有者对土地使用权到期房产权益诉求分为三层:拥有、持续性拥有和更好地持续性拥有。其中,“拥有”层次的权益诉求指住宅拥有者渴望保持对住宅继续占用和使用;“持续性拥有”层次的权益诉求指住宅拥有者期望对土地使用权到期的住宅可以在更长时间内占有和使用;“更好地持续拥有”层次的权益诉求指住宅拥有者期望在土地使用权续期时既要经济上合理、又要法律上有尊严。结合现实案例、法律政策、学术争论分析得出,目前仅“拥有”层面的权益诉求得到解决;“持续拥有”和“更好地持续拥有”两个层面的权益诉求还处于模棱两可的不确定状态。因此,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续期时的缴费标准、测算方案与缴费方式还需明确,科学确定续期年限与续期次数,明确土地使用权处于续期状态之房产的可处分性、可继承性以及重建权的适用范围、运行规则与保障体系。

认罪认罚被追诉人反悔权的保障——正向规范路径与反向排除模式

反悔权旨在为被追诉人提供一个依其单方意志消灭控辩合意法律效果的救济机会,其保护的事项范围包括实体性和程序性两重维度,上诉是其重要的行为方式。反悔权体现了“公正优先、凸显效率”的诉讼价值观,是保证认罪认罚理智性和自愿性的关键所在。未来应当从实体法、程序法和证据法三个角度建构反悔权的保障性规范;建构限制性规范时应当重点运用比例原则审查其合宪性,具体可以采用“反向排除模式”归纳带有权利滥用性质的上诉情形并以此作为反悔权滥用的认定标准,进而为这类上诉案件设置二审非全面审查的快速处理机制。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二审程序分流机制研究——以1340份认罪认罚上诉案件裁判文书为样本

上诉权是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即使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的上诉权也不应被剥夺。但是,通过对1340份认罪认罚二审文书的实证分析表明,利用上诉不加刑进行“投机型”上诉的情况时有发生。为防止滥用诉权、保障认罪认罚制度效率价值,充分发挥二审纠错功能,应当建立适用于认罪认罚案件的二审程序分流机制,建立有因移送制度,即在充分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前提下,将上诉理由划分为当然的上诉理由、可能的上诉理由和排除的上诉理由,仅将以当然上诉理由和部分可能的上诉理由提出上诉的案件移送至二审法院。在审查机制的选择上,采取程序性审查模式,且被告人有权选择行使审查权的法院。为最大限度保障司法公正,应当从强制释明、提高律师有效辩护程度等方面保障被告人充分、有效行使上诉权,同时加大释法说理力度,提高一审服判息诉率,避免“投机型”上诉等情形的发生。

高等学校教育惩戒权的性质界定及规范路径研究

长期以来,人们关注教育惩戒权,更多的是关注中小学及其教师的教育惩戒权,高等学校的学生一般均已成年,高等学校的教育惩戒与中小学教育惩戒应具有不同的内涵。明确高等学校教育惩戒权的主体、范围以及教育惩戒应遵循的正当程序、救济途径,探索一种能够平衡“大学自治”与“依法治校”的高校教育惩戒权规范路径,是高等教育的现实所需。

中国刑事缺席审判的上诉体系研究

上诉制度体系的完善程度直接关系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正当性。目前理论对缺席被告人近亲属独立上诉权之立法目的研究存在片面化、现行上诉制度设计忽视被告人缺席因素,导致上诉权的落实存在障碍,且与重新审理的关系存在混乱。因此首先应明确近亲属上诉权的双重立法目的,即维护缺席被告人和其近亲属的合法权利,并证伪“近亲属独立上诉权可能会侵害缺席被告人合法权益”命题。在此基础上明确近亲属的诉讼参与人地位、合理限定近亲属上诉权的行使条件,并构建符合刑事缺席审判特征的上诉体系,如明确上诉客体包括刑事缺席裁定、厘清上诉权与重新审理的关系等,进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案件中以抗诉应对上诉之检视

关于如何应对被追诉人上诉的问题一直颇有争议,在严格保障被追诉人上诉权的要求下,检察机关探索出以抗诉应对上诉的路径。对452份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表明,这种抗诉应对法存在着效果未达预期、各司法机关观点不同等诸多问题,也存在与刑事司法制度价值取向、刑事诉讼原则、现行规范的冲突。进一步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避免检察机关抗诉权的异化,加强对被追诉人上诉的自愿性、真实性保障机制的建设很有必要。

刑事速裁上诉制度刍议

刑事速裁被告人的上诉权关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当化基础。限制、剥夺论未实现提升司法效率之目的且加重控辩失衡,导致该理论不具有正当性;而保留速裁案件被告人的权利型上诉权符合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理念和中国司法实践,具有制衡检察权、实现轻罪案件刑罚轻缓化等司法价值和功能。速裁上诉程序的完善措施包括落实审判中心主义内涵、明确二审之法律救济功能;重新解读全面审查及上诉不加刑原则,并引入无害理论;同时明确书面审查审理方式,规范二审裁判规则之适用等。相关配套建设包括构建社会公共服务机制、调整轻罪刑罚结构及统一监禁刑执行体系和检察机关违约制裁措施等。

高校学生申诉权研究

学生申诉权是宪法所确立的申诉权的具体体现,其存在不仅具有充分的法理基础,而且契合我国的文化传统和高校学生管理的实践。通过扩大申诉范围、细化申诉规则、健全申诉组织、引入申诉追责以完善申诉运行机制,健全学生权力组织及弘扬权利文化观念是保障高校学生申诉权的必由之路。

地权诉求、宅基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当前城乡统筹发展实践中农民地权诉求常被忽略,而地权诉求是理解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本文基于5省11县2192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采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地权诉求对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地权诉求对宅基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地权诉求强度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地权诉求越强的农户,其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意愿也越强。地权诉求结构作用显著,其收益性诉求起正向激励作用,而保障性诉求起负向激励(抑制)作用。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存在相互作用,而地权诉求是其共同影响因素。论文研究对未来的宅基地流转政策具有参考意义,通过充分理解和尊重地权诉求,构建与地权诉求激励相容的政策方案,共同推动农村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可实现宅基地流转及其与劳动力转移的和谐性。

论医疗事故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2002年4月公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明确规定,对因医疗事故造成医疗损害的受害人及其亲属赔偿各种医疗费用的同时,给予其一定数额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一直困挠着在司法实践中是否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这一棘手问题。以《民法通则》以及最高司法机关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为依据,对医疗事故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应遵循的原则、赔偿的范围以及行使请求权的主体等问题进行论述,使《条例》关于保护医疗损害受害人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的规定在社会生活中得以贯彻和实施。

运动员申诉权问题研究

当对国家体育行政机关、全国单项体育协会、竞赛组织委员会等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不服时,依据宪法和其他法律规定,运动员有权向上级行政部门或者有关国家机关申诉。然而,我国运动员在运用申诉权以保障其合法权益的实际操作中却遭遇诸多法制困境。对运动员行使申诉权所存问题进行法理分析,提出完善体育法律规范、建立体育仲裁与诉讼制度、拓展运动员申诉路径等立法建议。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上诉权的“去”与“留”——基于二审相关数据的分析

探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被告人上诉权的去留问题,不仅需要制度层面的价值分析和对法律文本的梳理与正确解读,更需要司法实践中有效数据的支持和深入的实证分析。取消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或对上诉权的行使进行限制,不仅会使认罪认罚程序中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雪上加霜,而且也会损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身的公正性,进而危及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当性基础。相关实证数据表明,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保留上诉权并未明显造成诉讼效率的减损,同时保留上诉权还有助于通过落实量刑协商、精准量刑、繁简分流、保障机制的健全等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以真正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协调统一。

论公务员权利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公务员法将保障公务员的权益作为立法目的之一。公务员权益的保障,不仅需要国家采取措施保障法律赋予公务员的权益得以实现,而且更主要的是应当建立公务员权利救济机制。本文认为,以法明确公务员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不受非法侵犯,国家保障公务员权益的实现,当对公务员实施不利处理时应严格依法定条件、权限和程序进行,建立公务员不利处理的事后救济机制,特别是将人事行政争议纳入司法救济范围是完善和发展公务员权利保障制度的重要举措。

外国宪法事例中的健康权保障

二战以后健康权被宣布为基本人权并写进许多国家的宪法,近30年来在国际上已经出现了较多的健康权宪法事例。根据不同的标准,外国宪法中的健康权条款及保障健康权的宪法事例大致可以分为五类,其中有些途径和方法具有开创性。健康权能否最终得到保障和怎么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态度和意愿。在法院倾向于提供保障时,即使宪法上的健康权条款缺乏直接可诉性,法院仍然有多种推理与解释的技巧和方法可以运用。

论宪法申诉权的落实和发展

申诉权是宪法规定的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本文界定了申诉权的概念 ,比较了行政复议制度、政府信访制度与目前行政申诉制度的区别 ,阐述了宪法确立申诉权的意义 ,对我国落实公民申诉权的现状作了客观评估 ,最后着重就发展我国公民申诉制度、全面落实公民申诉权提出了若干建议。

论“举国体制”下运动员在校受教育权的弱化与回归

本文主要利用文献检索法、访谈法,从竞技体育"举国体制"背景下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的现状出发,探讨当前运动员在训练的同时又作为在校学生,其受教育程度严重非理性弱化的表现和后果,理论分析了这一现象产生的社会原因和法治根源,并最终从教育法角度探讨了其受教育权得以回归的法制途径,笔者认为对在校运动员受教育权法治保障的关键在于教育理念的回归和教育申诉制度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