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恩伯格论私法体系及债权物权的区分

邓恩伯格将私法权利主要分为财产权与关于人的权利;其中财产权包括了债权与物权,而继承权虽然并非财产权,但也是财产移转的方式,因此也在此论述;关于人的权利则包括人格权与亲属权。与此相应,其私法体系由总则、物权法、债法、人法———亲属法、继承法五部分组成。他还将债权与物权的区分主要建立在客体的不同之上。可以看出,邓恩伯格比较忠实地继承了萨维尼所构造的体系。

中国夫妻人身关系立法完善问题探析

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有关夫妻人身关系方面的规定,仍有许多不尽完善之处。特别是对夫妻之间应当具有的一些重要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作出全面的规定,内容上仍显粗糙,不能适应中国新时期婚姻家庭关系发展变化和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需要。建议在今后修改《婚姻法》或制定《民法典》时,对夫妻的忠实义务、同居义务、夫妻生育权和家事代理权等重要内容作出相应的规定,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

论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相关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上升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总的补充原则,但该法及司法解释并未就"虽有规定但不完善的情况"以及对于非合同民事关系如何确定"最密切联系地"作出规定,后续的司法解释可以从连结点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进行规定完善。该法及司法解释也未对"侵权行为地"作出明确定义,这就给界定"侵权行为地"带来了困难。该法在相关属人法的具体适用方面还存在连接点欠缺的情况,需要通过增加连结点的方法进行完善。

网络服务提供者“双重义务”的内在冲突及协调路径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多重身份及利益追求差异诱发了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和侦查协助义务间的紧张关系,履行某一义务会抑制对另一种义务的法益追求。立足于刑事侦查领域,双重义务间的逻辑表征为:侦查协助义务对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压制,以及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对侦查协助义务的锁定。为缓和双重义务的冲突及填补处理规则的空白,《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了侦查协助义务的优位性,但优位性条款因守成取向、刚性特征以及控制限度僵化而造成适用障碍,冲突缓和作用不显。义务冲突集中表现为:协助调取概括性与信息处理目的限制性相矛盾,协助调取强制性与内部合规审查要求相排斥,协助调取最大化需求与信息处理最小必要范围相背离。冲突协调需采取程序规制和实体调控指导的双重路径,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分类审查的方式及内容,建构侦查协助义务的豁免机制,以实现双重义务间的相对平衡。

行政调查程序中相对人协助义务探析

相对人协助义务因理论基础和现实需要构成其正当化的依据,在具体类型上分为作为义务与容忍、服从义务。相对人协助义务的合理配置,核心在于行政机关的行政调查职能与相对人权利保障之间的平衡,包括相对人应具备协助之行为能力、明示制度、采取最小的损害之手段、拒绝履行协助义务的法律后果。

辅助技术:终端用户与技术的桥梁(英文)

One of the basic aspects that determines the success or failure in the use of assistive technologies on the part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s constituted by the ability that provide a disabled person with the technology that corresponds effectively to his needs and to his capabilities,thus to interpret correctly the problems and to find the right ways of transferring this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If the aids answer the effective needs and capabilities of the person he can achiev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to reach the goals of his individual rehabilitative project. The article highlights the key factors of success.

大民法典与法典新范式

苏永钦教授的大民法典构思在规范理论与规范体系两个层面同步展开,极具原创性。本文在梳理大民法典理论建构与体系架构的基本脉络后认为,苏永钦教授对权利与客体概念所作重构,与既有概念体系相较,尚未体现出明显优势;大民法典规范体系中的三重总分则体例、意定关系与法定关系之分立、属人关系与属物关系之合流以及登记自由主义等创新,亦面临诸多理论与技术难题,因此,大民法典的理念与蓝图未臻完善,仍有改进余地。

互联网企业的侦查协助义务:类型与边界

互联网企业掌握着海量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与先进的数字技术,这使其成为侦查中的重要协助主体。互联网企业协助侦查工作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对侦查机关有效打击网络犯罪、提升侦查效益大有助益。因而,立法与司法实践均规定了互联网企业的侦查协助义务,主要包括数据留存义务、犯罪风险监测与报告义务、提供数据与技术支持义务以及数据披露义务。然而,互联网企业的侦查协助义务存在不足和困境,集中体现在《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规定中对侦查协助义务的边界规定模糊,以及侦查协助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忽视,进而导致“国家权力—公民权利”的互动关系显著失衡。为此,应当明确互联网企业的侦查协助义务边界,对各类侦查协助义务进行层级化建构,从而在实现打击犯罪目标的同时,切实保障公民的个人信息相关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