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战国至西汉墓葬出土陶釜研究

本文通过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对中原地区战国至西汉墓葬出土的陶釜进行了类型学研究,认为战国中期陶釜以一种特殊葬俗的形式出现在郑州地区,战国晚期开始陶釜迅速发展,分布范围变广,数量和类型明显增多,包含有郑韩文化、晋文化和秦文化三大系统。进入汉代,陶釜数量急剧减少,类型单一。陶釜在中原地区的发展历程与秦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陕西西咸新区秦汉新城西石羊空心砖墓发掘简报

2019年至2020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陕西西咸新区秦汉新城西石羊村清理了一批汉代墓葬。其中发现有6座空心砖墓,时代集中于西汉中期至新莽时期,墓葬形制包括竖穴土圹、竖穴墓道洞室和斜坡墓道洞室等多种结构,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关中地区空心砖墓的形制特征,对探索关中地区空心砖墓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西汉景帝阳陵陪葬墓97GYM130发掘简报

199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高陵县(现高陵区)汉阳陵陪葬墓区发掘了一座有独立墓园、规模较大的墓葬(97GYM130),出土印文为“周应”的铜质印章一枚。经考证,周应在西汉景帝时期官至列侯,墓葬的形制结构、出土的“半两”铜钱等随葬品也证实了该墓时代为西汉早期,此墓的发掘为研究西汉帝陵陪葬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陕西西安浐灞生态区广大门汉墓M14发掘简报

2020年5月至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广大门村DK6宗地勘探发掘古代墓葬17座,围沟1组。其中M14为带有墓园的“甲”字形长斜坡墓道土圹墓,出土了铜、陶、铁、铅、金、玉、石、骨、角、蚌器等各类遗物117件(组),推测墓主级别可至列侯。这座墓葬的发掘为研究汉代列侯墓葬及葬制的变化提供了新的材料。

陕西咸阳茂苑小区一期汉墓发掘简报

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咸阳茂苑小区一期范围内发掘汉代墓葬百余座。其中M1、M9和M49为竖穴墓道单室土洞墓,单人仰身直肢葬,年代从西汉晚期到新莽时期,随葬有陶器、漆器、铜牌饰、石祖及幼布三百、差布五百等王莽货币,推测墓主为居住于茂陵邑南部郊区的普通民众。这为探索西汉中晚期至新莽时期关中地区墓葬形制、丧葬习俗提供了新材料。

广东省物资局西汉墓出土青铜器科技分析

广东省物资局西汉墓出土青铜器数量超过百件,墓主级别较高,出土的青铜器是广州地区西汉中期典型代表。本文提取锈蚀较轻的青铜器样品进行金相分析和成分分析。金相分析结果表明该批青铜器均属铸造成型,部分容器有铸后受热现象,显示作为实用器进行使用,而兵器类不一定具有实用性。成分分析结果显示样品均属于低铅低锡青铜,大多数样品含微量元素砷,应该跟矿料有关,而不是有意加入。与岭南地区出土汉代青铜器已发表数据进行比较,发现铜锡铅三元合金为主要材质。与国内出土同时期青铜器合金成分比较,显示青铜器的合金配比规律与墓葬级别不一定成正比,与其具体来源密切相关。

论两汉时期中国北方小麦种植的发展

中国北方考古发现的两汉小麦遗存按种类可分为炭化籽粒和文字类遗物,这些发现印证了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的相关记载。从空间上看,该时期小麦种植集中分布于黄河中游、黄河下游及河西走廊地区;从时间上看,其发展历程以汉武帝时期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自西汉晚期始,小麦在农业种植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这与统治者的重视以及农业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但从总体上讲,两汉时期的小麦种植在农业中仍处于从属地位。

安徽淮河以南地区两汉墓葬的分期

本文对淮河以南的安徽地区两汉墓葬出土资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根据出土的陶器将之分为五期,分别为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王莽时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并概括了各阶段的特点。

试论中国北方龙山时代至两汉的小麦栽培

本文梳理了中国北方发现的龙山时代至两汉小麦及其相关遗存,并结合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将小麦的栽培历程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而各阶段时空特点的形成,应是人们在不断进行经验总结和技术革新的基础上,由自然环境、种植技术、加工技术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

从《关雎》的阐释史看先秦两汉诗学

上博简《诗论》用“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一诗 ,揭示了一个因情制礼的主题。其所运用的引申譬喻、联想感悟的阐释方式 ,体现了自由独立的文化创造精神 ,是对西周王官之学的突破。西汉三家诗派鉴于西汉初期后妃干政的史实 ,以说诗干预时政 ,释《关雎》为刺诗 ,他们对《关雎》的阐释是对《诗论》的不断引申发挥 ,逐渐将其意义确定在帝王后妃上 ,同时还显露出历史化的阐释倾向。毛诗学派不采用刺诗说而用历史化的方式解诗。《毛诗序》理论和资料来源广泛 ,但其阐释观点与学术精神却与先秦儒家越来越远。《毛诗序》应是东汉的作品。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晋阳城市史料考议

赵定都邯郸后,晋阳依然是"赵山北"之地的政治文化中心。秦王政即位初"晋阳反",体现了秦统一战争中与赵国争夺晋阳出现的反复。而嫪毐地位尊贵的年代,太原郡"为毐国"在这位强势人物"宫室苑囿自恣"的形势下,晋阳可能保留有体现较高消费生活等级的文物遗存。"高皇帝居晋阳",以此作为出击匈奴的军事基地。代王"都晋阳",以及汉文帝"幸太原""复晋阳、中都民三岁"史事,都描写了晋阳城市史辉煌的页面。

汉晋时期西域汉文化在西藏西部传播的考古学观察

西汉至东汉初,西藏西部地区出土的腰牌、木梳等竹木器,应是受到西域本地文化影响的结果;以箱式木棺为代表的西域汉文化对西藏西部的影响尚有限;圜底陶器、珠饰等揭示两地间的文化交流应是间接的。东汉至魏晋时期,西藏西部出土大量受到西域汉文化因素影响的丝绸、漆器、一字格铁剑、铜容器、四足箱式木棺等,说明两地间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可能存在直接的贸易往来。黄金面具、岩画、立石等显示西藏西部与广义上的西域也有紧密的联系,故将西藏西部视为丝绸之路南道高原段应是合理的。

西汉镜铭缪篆考论

缪篆作为一种书体,历来存在争议。对缪篆是汉印文字的专用字体提出质疑,指出盛行于西汉中期的"长贵富"、"天下大明"等铜镜铭文就是标准的缪篆书体。镜铭缪篆在西汉经历了发展、成熟和衰退三个阶段,它与同时期的汉印文字相互影响,对于考察汉代缪篆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有重要价值。

西汉社会转型与元平时期乐府演进

元平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由霸王道杂用、高尚君权向纯任德教、不知所守转变;由杂霸王道术、维护皇权独尊,向任用俗儒、崇尚复古转化。受此影响,乐府采诗活动延续,对保存民间歌谣有重要作用;而郊庙表演受郊议庙议影响,郊庙歌诗创作亦显消沉;乐府活动由宣帝时期偏向维护皇权独尊和政治稳定,向偏重服务统治者的娱乐享受转化,推助了整个社会的乐舞享乐风气。此期民歌民谣多批判社会政治问题,反映了汉帝国大厦将倾之际国民痛苦无依的心理状态;此期的杂言与五言歌谣在句式运用、意象使用和抒情表达模式上为后世诗歌积累了经验,在中国诗史上有重要意义。

战国至西汉第二人称代词称数研究

"数"是语法学上的一个重要范畴,通过考察文献认为:战国时期的第二人称代词没有数的分别;秦至汉初时的"若"、"女(汝)"没有数的区别,"而"、"乃"则只能指称单数;西汉中晚期第二人称代词"乃"只有2例(表单数),不足以说明其称数功能,其他人称代词都不存在数的分别,但表示单数的用例占绝大部分。

论秦汉辽西并海交通

在战国环渤海地区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因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秦汉辽西交通设施的完善获得了更好的条件。秦二世巡行辽东与秦二世时代"治直道、驰道"的关系,不宜忽视。辽西并海交通道路建设,利用了辽西走廊"地势平衍"的自然地理条件。而生态环境的变化对辽西交通的显著影响,表现于"大水,傍海道不通"。分析这一情形,也会联系到对海侵的历史记忆。

论西汉早、中期的音乐文化转型

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中,有许多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汉代即是其一。本文旨在从历史的整体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西汉早中期音乐文化的历史描述,把握其主流音乐发展的脉络,从而尽可能真实地勾勒出西汉早中期的音乐文化现象和音乐审美规律,为我们了解、掌握汉代音乐发展提供一条可供参考、总结的历史线索。

从公天下到“王命论”——论两汉之际儒生政治理念的变迁

儒生阶层在西汉元成以后登上政治舞台,发起了复古改制运动,但空有理想主义的激情,不能解决历史症结。复古改制失败后,儒生们依据公天下政治理念,捧出王莽来改造现实,却又造成了更大的历史劫难。面对惨败,儒生们不能够反思自身的理想主义,反而走向了"王命论",认为天下应为刘氏一家所有。儒生再没有勇气讨论"禅让"等公天下的理念了,此为中国思想史上一大变局。"王命论"在后汉变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导致后汉学术走向平庸。

中古汉地之西域文化

社会文化生成与历史生成相互促生。文化生成主要在于文化接触、交往交融而形成复合文化。社会生成,主要指不同形态社会力量(生产方式、主体等)碰撞交流,形成新的社会特质。历史生成,因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尤其朝代更替或政权变更,使主体及其文化迁移或滞留,而产生新的社会主体或结构。即历史生成实质涵括或促动社会文化生成。同时,社会与文化生成积淀或敦促历史生成。族属、信仰之转换、转向通常基于文化、社会和历史的生成。即历史生成往往基于社会文化生成。自古代经中世纪至近代,西域文化不断东渐中土,与南北方汉文化交融生成,逐步成为现今汉文化的重要构成。此亦历史生成之内容。

星辰崇拜与早期道符

两汉时期出现的早期道符受到诸多宗教因素的影响,其影响之一就是由远古时期发展而来的星辰崇拜,星辰崇拜促进了早期道符在构成形式、内容、特点等方面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