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elopment and Perfection of the Criminal Suit Incidental Civil Action System-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Criminal Procedure Law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79,China's criminal suit incidental civil action system has been developed and perfected all the way. In 2012,the system was amended and perfected again by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nd its interpretations. However,compared with the criminal defense system,evidence system and coercive measure system,the amendment of criminal suit incidental civil action system has not drawn enough attention.At the core of 2012 new Criminal Procedure Law 's amendment to the criminal suit incidental civil action system,this paper tries to conclude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is system.And the author gives some advice in this pap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system so that the academics will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is system and research it deeply.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审理顺序的反思与优化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审理顺序既对生态环境的修复效果有着直接影响,又关涉被告人刑民责任的协同确定,是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遗憾的是,由于我国立法尚未对此类案件的审理顺序作出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在探索过程中做法不一,有“先刑后民”的,有“刑民并进”的,严重影响了司法的规范性。为保障实现修复生态环境、协同刑民责任等多元化诉讼目的,人民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应遵循刑事惩罚与生态环境修复相结合的基本理念,采用“刑—民—刑”为主、“先刑后民”为辅的审理模式,并通过强化判决说理性对“刑—民—刑”模式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防范。此外,还应正确看待和解与调解对审理顺序的影响,一旦发现对和解协议或调解协议的公告可能影响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应及时调整审理顺序,先行作出刑事裁判。

恶意民事诉讼侵权行为与损害赔偿责任

恶意民事诉讼是指当事人没有诉权或者超出合法诉权范围,故意提起民事诉讼,意图实现侵害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民事权益非法目的的一般侵权行为,包括恶意诉讼、滥用诉权和虚假诉讼三种类型。恶意民事诉讼是一般侵权行为,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不必作特别规定,直接适用《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规定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即可。《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侵权责任纠纷”项下的第三级案由和第四级案由没有规定“恶意民事诉讼责任纠纷”案由,可以直接适用第二级案由即“侵权责任纠纷”确定案由。恶意民事诉讼侵权责任构成应当依照《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规定并结合恶意民事诉讼的特点认定,损害赔偿责任应当依照《民法典》第1184条、第1182条和第1183条第1款等规定的方法确定。

民事诉权的希尔伯特问题

诉权是民事诉讼法学的首要希尔伯特问题。面对边缘化风险,民事诉权亟需证成自身的有用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事诉权先后肩负民事诉讼体制的社会主义转型、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立案登记制改革以及“切实实施民法典”的历史使命与时代精神。二元诉权论虽然是我国长期坚守的通说,但并未对诉权规范及其实践提供清晰的概念指引,法律文本中的诉权规范可能分别指向起诉行为、起诉权、胜诉权、案件受理等意涵。学说史的发展和迭代表明,诉权保障并不必然伴随立案登记制。立案登记制改革亟待与诉权模式转型形成联动。二元诉权论与具体公法诉权论存在亲缘关系。囿于诉之可能性等关键概念缺失以及“案多人少”的现实挑战,二元诉权论同样面临“起诉难”这一私法诉权说的实践弊病。“诉讼爆炸”“无理缠诉”并非诉权模式转型的当然结果。随着民事诉权希尔伯特问题的有效解决,立案登记制改革终将走出“历史的三峡”,实现民事诉权保障与规制的衡平与共赢。

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逻辑与程序构建

基于网络治理的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47条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在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旨在促进刑民责任承担的有机衔接,实现对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体化、各环节、全链条防范治理。作为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提起的新型诉讼制度,其理论逻辑和具体规则尚不完备,立法支持和实践经验均严重不足,应明晰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正当性与必要性。同时,厘清案件可诉范围和人民检察院职能定位,以一体化思维疏通管辖难题,以智慧司法赋能协同治理,为司法提供有效的程序框架。

协调与融合:民事检察公益诉讼时效问题研究

诉讼时效是法律对于当事人实体权利的保护期限,诉讼时效届满未提起诉讼,当事人便会承担不利的法律效果。对于诉讼时效制度规范是否涵摄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以及如何对其进行规定,文章通过对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性质进行探究,对检察机关进行定位,并结合诉讼时效相关理论、价值选择等,与传统一般民事诉讼的普通诉讼时效及特别诉讼时效相类比,对诉讼时效在我国民事检察公益诉讼中的适用性,以及如何对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诉讼时效作出规定进行探究,以求推动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论房屋强制执行中案外居住权人的保护

《民法典》新增的居住权制度旨在保障弱势群体的居住权利,但对于强制执行中居住权的处置缺少规定。判断案外人是否享有居住权,不仅应从形式标准判断其居住权是否设立,还应从房屋的使用状况、居住权的设立时间以及是否支付对价等方面对其真实性予以实质审查。根据物权的优先效力与顺位规则,案外人的居住权优先于执行申请人的债权与后设立的抵押权。居住权根据功能不同可分为人役性居住权和非人役性居住权。其中,人役性居住权以保障特定主体的基本生存居住为目的,其实现需要房屋所有人的配合,若案外人能够证明强制执行将妨害其人役性居住权实现,则可排除强制执行。在居住权不能排除强制执行时,设有居住权的房屋以“带居拍卖”为原则,仅在居住权影响在先抵押权实现时可“除居拍卖”。在“除居拍卖”时,居住权人有权要求相应补偿,或者可以向债权人代为履行并取得对房屋所有人的债权。无论采用何种拍卖方式,居住权人均应享有优先购买权。

从“私诉”到“附带民事诉讼”:近代中国一个诉讼法概念的跨语际实践

“私诉”概念的跨语际实践包含四个阶段:在传统中文语境中意为“暗中告诉”;清末民初,经由日本汉字词“私訴”(しそ)对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中“action civile”的直译,作为诉讼法概念的“私诉”重返中国,意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1921年北洋政府公布的《刑事诉讼条例》使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替代“私诉”,并将“私诉”的意涵改为“刑事自诉”。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使用“自诉”替代“私诉”,“私诉”就此消解于中文语境。“私诉”概念在中文语境中的抽离、重返、转变、消解,既是大陆法系司法制度、法学知识在语言层面的一次本土化重构,也是近代中国“司法现代性”改革的具象化缩影。

新时代文明进步方向与行动文化选择

在新的历史方位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以及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新时代文明指明了进步方向,明确了行动文化。全面理解新时代文明的进步方向,需要深入研究文明与文化动力关系,其中动力源泉在于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和文明形态的演进,而推动文明进步的总体性逻辑则在于以中华文明为基础的文明交流互鉴。在此基础上,新时代文明进步的时空跨越和行动文化方向选择,应以中国实践来打破“西方中心论”,在继承与开拓中实现文明元素跨越。同时,以新发展理念、“五位一体”构想和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性为指导,把握文明进步方向的总体性逻辑,并在行动中体现文化选择,为全球文明倡议谱写了新时代的新篇章。

精神文明建设视野下移风易俗的行动逻辑

移风易俗是一个长期面向基层社会的文化治理实践过程。在其阶段性治理目标中,指向精神文明移风易俗的行动逻辑,通常贯穿于对村庄既有风俗事象的适度改造或者彻底革新的文明化进程之中。剖析当下移风易俗行动常见的主体对象和实践类型,可知其行动的表层逻辑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层面的策略性治理逻辑;二是地方政府层面的现实性权衡逻辑;三是村庄层面的现代化反应逻辑。这种国家治理话语下移风易俗的行动逻辑,既有历史性文化治理的逻辑支撑,也有现代性文明生活的逻辑保障。正是受到国家总体性治理策略以及各地乡村对于现代文明建构与反应的深层逻辑影响,移风易俗行动路径在我国各地乡村呈现明显的异质性。

冷战视野下1960年美国黑人入座运动及其影响

1960年,非洲掀起民族独立浪潮,17个国家摆脱了白人的殖民统治,而自诩为“自由世界领袖”的美国,在废除种族隔离上却步履蹒跚。这种强烈的反差刺激美国黑人创新斗争方式。1960年,4名黑人大学生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市发起入座运动,抵制午餐柜台的种族隔离。该运动迅速发展到其他南部州,把斗争目标扩大到所有的公共场所。其发展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席卷城市之多、涉及领域之广,远超之前的民权斗争。入座运动吸引了广大黑人和白人大学生,他们取代职业民权活动家,成为民权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并把被捕入狱的斗争经历看作是一种荣誉。入座运动推动民权运动从法庭斗争转向大规模非暴力直接行动。它重塑了民权运动,标志着民权运动高潮的到来。

诉权保护维度下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制度论析

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制度的理论渊源是《民事诉讼法》中的支持起诉原则以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当前,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实践已经突破固有的制度目的,导致理论与实践不符。在诉权保护维度下,应明确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制度存在程序与实体上的双重目的,程序目的是要促进诉权行使的实质平等,实体目的则是要满足原告权利的实现。为此,检察机关在办理支持起诉案件时,原则上应当依申请审查原告是否存在诉权行使的障碍因素,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依职权展开行动。同时,检察机关支持原告的起诉范围应当涵盖全部诉讼权利。另外,应根据穷尽救济原则理顺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制度与法律援助制度及律师代理制度的衔接关系。

论被监护人侵权之诉的被告:兼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七条

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征求意见稿)》第七条的规定,被监护人侵权之诉中应将监护人和被监护人列为共同被告。该内容与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定相悖的同时,也背离了司法解释的制定规则。从立法出发,《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所确立的监护人责任应为严格的个人责任,受害人应以监护人为单独被告提起被监护人侵权之诉。但现行实体法规定存在监护人责任过重,各个主体之间权益不均衡的问题,不利于现代侵权法预防功能的实现。基于此,应当以年龄为形式标准确立未成年人民事责任制度,具备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有为其行为承担侵权责任的能力,应当作为侵权纠纷的适格被告。

法院拒绝司法救济的实体范围与程序规制

《民事诉讼法》中的“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条款,被认为是法院主管制度的立法表达。主管制度发挥在不同机关和组织之间分配民事法律纠纷裁决权的作用。立法仅规定不属于法院主管范围的法律纠纷属于诉不合法,但缺乏配套制度明确法院主管的具体范围以及主管争议的处理机制。诉的利益机制也发挥规制法院审判权作用范围的功能,但实践中法官倾向于对法院受案范围进行限缩解释,将主管判断前置于诉的利益判断,以政策性的主管规则替代规则性的诉的利益机制。法院拒绝司法救济裁判应该是“诉的利益”与“法院主管”的二阶判断结构。在经过诉的利益判断之后,法院对于其无权主管的法律纠纷应释明当事人可以寻求救济的法律渠道;对于行政机关排他性主管的民事纠纷,法院在征得原告同意的基础上,可以参照移送管辖的规则进行移交。在制度机制层面,可通过类案约束、提级管辖、主管争议特别程序保障等机制,通过个案积累逐步统一我国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

新时代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结构赋能与行动适配

河南省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采取结构优化与行动指引的推进方式,实现了志愿服务队伍力量从相对分散走向聚合团结,志愿服务项目的规范化、专业化、社会化水平日益提升,志愿服务兼具常态供给及服务育人双重属性等工作效果。然而在发展过程中,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仍旧受制于社会治理体制及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限制:薄弱的慈善公益事业发展基础限制了志愿组织的筹资渠道;地区经济与财政水平限制了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普惠化、均衡化发展;社会志愿力量吸纳有限难以持续拓展志愿服务的领域范围。为此,政府部门需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壮大组织队伍、精准实施项目、强化业务培训、提供强力保障、深化研究阐释,不断赋能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

民事诉讼法“去试行化”:以民法典为参照

民事诉讼法的编纂式法典化是“切实实施民法典”的应有之义。2021年和2023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使其逐渐脱离法典化的时代浪潮,以解决“诉讼爆炸”“案多人少”为主要考量的法律修订使民事诉讼法面临与民法典脱钩的结构性风险。民事诉讼法“试行化”的根本原因是“先程序,后实体”的民事立法模式,即以实体法的缺位为时代背景,以“民事审判工作的经验”为立法来源,以“案多人少”“诉讼爆炸”为“实际情况”。1991年《民事诉讼法》及其不断加速的修正案并未最终实现“去试行化”,举证责任、起诉条件、诉讼时效、一般保证等诉讼构造未能与民法典保持同一精神。民事诉讼法“去试行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诉权、诉讼目的论和既判力本质论是首当其冲的希尔伯特之问。我国亟待完成从二元诉权论向权利保护请求权论的模式转型,民事权利保护亟需被确立为民事诉讼的首要目的,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原则上不改动既有私法秩序。以上述本原问题的“去试行化”为起点,以民法典为参照,民事诉讼法将经由“去试行化”稳步实现编纂式法典化,由此开启民事诉讼法典与民法典协同融合的新格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域下《淮南子》的现代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国理政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在理论和实践中形成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被文史学家梁启超称为“汉人著述第一流”的《淮南子》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理,对当今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示性意义。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的再检讨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初步构建起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实现了证明标准的层次化和多元化。但这一体系仍然较为粗糙,在规范层面存在若干不足之处,实践应用效果亦不理想。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规范的未来完善,应摒弃“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明确特殊情形下证明标准的降低,同时丰富和细化证明标准体系的层次。在实践层面,应准确把握各证明标准的内涵,避免相互混淆;落实法官心证公开,强化证明标准适用上的说理;同时,应重视程序性事实证明标准的适用。此外,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立法中的缺位现象应尽快改变,以最终实现证明标准立法与司法解释的统一。

精神损害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研究——以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75条第2款为切入点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实施后,“牛某某侵害未成年人案”成为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首例案件。自此对于该解释第175条第2款中“一般不予受理”的理解与适用出现了诸多争议。对该条款的理解若仍然坚持完全禁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受理精神损害赔偿的传统立场,则无论在实体法层面还是程序法层面均已丧失正当性,而允许“例外情形”下援引该条款支持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既不违反“双重处罚”原则,也符合我国的立法精神和实践发展趋势。由于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并未对“例外情形”作出规定,因而应当从其他法律的规定中去探寻对“例外情形”的理解和适用。我国的相关法律和改革实践为未成年被害人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整体例外”提供了重要依据,而将未成年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应当从赔偿范围、赔偿数额、检察机关支持起诉以及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机衔接这四个方面加以明确。

New Normal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ur Responsibility and Action

It has become the hot topic of new normal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 impe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create new way of environ- mental protection＂. In this paper, based on current sever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ituation, new idea of ＂government taking the stage, research department writing a play,enterprise acting in an opera and the masses supervising＂ and action plan of ＂government having the right but can not be impulsive, research department having the talent and should discharge their duties, enterprise having the money but should keep law, and the mas- ses having the enthusiasm to strengthen supervision＂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re proposed,which aims to contribute ideas and exert efforts for impell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