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on Port Area:Taking Yangpu Port Area for Example

The environment in port area is a regional environment including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land bio-environment and interlaced zone environment between them.Taking Yangpu port area for example,based on analyzing changes of risk factors(such as hydrodynamic condition and pollutant emission increment) caused by port area construction,the risks of various risk factors to aquatic ecology,terrene ecology and mangrove wetland ecosystem were studied so as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port area and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marine environment and coastal zone.

新时代我国环境法风险预防原则的制度建构

风险社会背景下,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环境法领域的国际习惯法地位逐渐清晰并巩固。为了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提升我国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协调性与科学性,实现当前生态环境法治改革的逻辑自洽,亟需将风险预防原则确立为我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未来的环境法典中应当明文规定风险预防原则,其展开宜采总分模式。风险预防原则的三种强度版本是相辅相成、彼此衔接的有机统一体,灵活适用于不同类型的、严重的或不可逆转的且发生可能性应达到“合理怀疑”程度的生态环境风险活动。协商合作型生态环境风险规制模式耦合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于法律理性之中,将实体上生态环境风险共识的形成纳入程序性的法律制度过程,是生态环境风险规制现实可行的路径选择。

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生活垃圾治理生态环境风险及应对路径——以青海省为例

生活垃圾治理失效导致的污染胁迫已成为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面临的突出威胁,精准评估城乡生活垃圾治理的生态环境风险并科学制定应对路径,对改善人居环境品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要意义。以青海省4306个居民点为研究对象,在定量测度城乡各类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及其治理水平基础上,从生活垃圾治理体系的收集、转运与处理全过程视角,综合考虑危险度、暴露度、脆弱度因子构建生态环境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基于主客观综合赋权的TOPSIS方法和风险管控障碍度评价方法,多尺度评价生活垃圾治理生态环境风险并识别管控阻滞因子。结果显示:青海省城乡生活垃圾产生呈整体分散、局部组团式集中分布特征,全省生活垃圾集中治理率仅62.33%;全省生活垃圾治理的生态环境风险总体处于中风险等级,属于中高风险及高风险等级的居民点占36.90%,且河湟谷地区向柴达木盆地区、环青海湖及祁连山地区和青南高原地区呈风险递增;现行生活垃圾治理体系在镇级转运环节的生态环境风险最高,在祁连山脉、昆仑山脉东段以及青南高原峡谷地带转运风险突出;自然地理环境高寒性、分散式垃圾处理技术滞后性是风险管控的主要阻滞因子。建议以生活垃圾全处置和生态环境零胁迫为导向,采取补齐生活垃圾治理的软硬件短板、建立高效收集与处理的奖补政策机制、强化城镇与农牧居民环境伦理教育等举措,综合提升生态屏障区生活垃圾治理效能;基于青藏高原城乡聚落与生活垃圾产污分散性,充分顾及其治理全过程的生态环境风险,将生活垃圾治理体系配置的基本单元由县域下沉至镇域尺度,因地制宜实施城乡一体化治理、乡镇集中治理、村分散治理等镇域片区治理模式。

生态环境保护区域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系统

为了能够及时预测生态环境保护区域的地质灾害情况、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基于多信息融合过程,设计了一种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系统。在具体设计前,针对生态环境保护区域展开分析,探讨地质灾害造成的影响;在系统硬件部分,重点设计了处理器、通信模块、终端显示模块与加速度传感器模块;在系统软件部分,收集地质灾害资料、展示与维护地质灾害资料,利用多信息融合技术对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信息实施融合处理,根据D-S证据理论的组合准则,求出各证据的联合概率分布函数,从而实现对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实例分析表明,该系统能够有效对降雨量与灾害等级作出预警,为生态环境保护区域的防灾减灾作出指导,满足设计预期。

“一带一路”生态环境风险防范的绿色治理路径创新——以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为例

"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需重点防范沿线自然环境阻滞、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张力等生态环境风险,以及围绕生态环境治理出现的域外大国同质政策竞争等生态环境衍生风险。对此,中国可以探索治理主体开源、治理过程持续、治理手段多元、治理客体共生、治理结果共享的绿色治理新路径,这一新路径不仅能够系统防范生态环境风险,而且能同步提升中国国家形象。针对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生态环境问题,中国在"一带一路"提出以前,便通过与周边国家积极分享水文数据、立足自身主体地位参与对话会议、坦诚回应外界水电站建设质疑等方式开展了次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绿色治理实践。基于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丰富的环境治理实践,中国应从引领生态环境风险防范共识、打造区域强效制度、分享绿色扶贫经验、探索第三方市场绿色合作等方式,积极探索以系统性治理逻辑防范生态环境风险的绿色治理路径。

自然灾害生态环境风险及其评价——以汶川地震极重灾区次生泥石流灾害为例

灾害生态环境风险评价的关键是评价不确定性灾害事件的发生概率和它对人类依存的生态系统造成的负面后果,评价步骤包括4个部分:受体分析、风险源的概率分析、暴露和脆弱性评价、风险表征。以汶川地震10个极重灾区的研究资料为基础,评价地震次生泥石流灾害生态环境风险指数和生态环境损失,并按照生态环境风险指数和生态环境损失大小对未来10县市的生态环境风险进行了排序。综合考虑2个评价结果,汶川县、北川县、绵竹市生态环境风险较高,安县、青川县、什邡市生态环境风险较低。

林丹和呋喃丹对赤子爱胜蚓存活、生长和繁殖能力的影响

采用人工土培养法,通过急性和亚急性暴露实验,研究了林丹和呋喃丹对赤子爱胜蚓(Eisenia foetida)存活、生长和繁殖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1)林丹对蚯蚓14d LC50为162.09mg·kg-1,属低等毒性;呋喃丹对蚯蚓14d LC50为3.11mg·kg-1,属中等毒性.2)林丹在急性暴露期显著抑制蚯蚓的生长,在亚急性暴露期低浓度林丹对蚯蚓生长影响不显著,高浓度林丹则显著抑制蚯蚓的生长;呋喃丹在急性和亚急性暴露期对蚯蚓的生长均具有极显著的抑制作用.3)林丹和呋喃丹均可显著抑制蚯蚓的繁殖能力.4)林丹和呋喃丹均可对蚯蚓皮肤结构造成损伤,林丹的损伤程度较严重,呋喃丹相对较弱.5)LC50可以迅速有效地对农药的毒性进行初步判断,而生长抑制率和幼虫孵化数是更加敏感的评估农药对蚯蚓毒性的指标.

微塑料对土壤生态系统及陆生生物的影响

综述了部分地区土壤中微塑料的丰度、种类、粒径分布情况,微塑料与其他污染物的互相作用及微塑料对土壤生态系统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以微塑料在土壤中的迁移转化为基础,展望了未来对于土壤中微塑料污染治理的方向,提出了新的土壤微塑料修复技术与体系。

基于风险因子层次分析法的生态环境需水量模糊神经网络模型

针对以往多因子分析中存在因重复计算所致的冗余和因孤立计算所致的结果不合理,提出和建立基于风险因子层次分析法的生态环境需水量模糊神经网络模型;采用层次分析法分析生态环境需水量风险因子间的相互作用,建立其量化指标组合权重关系,并将权重值作为所建FNN模型的初始权值输入,从而有效消除了系统随机赋予初始权值对FNN模型结果的影响,并以黄河上游龙羊峡河段为例,进行模型拟合与风险分析.结果表明,所建模型合理可行,其拟合精度较高,具有较强的工程实用价值.

长江口及毗邻海域沉积物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采用地质累积指数法、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和生物效应浓度法3种方法,考虑河口的水动力过程、沉积物分布和盐度影响,把长江口及毗邻海域划分为7个区域进行沉积物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结果表明,3种方法评价结果基本一致,长江口及毗邻海域的底质生态环境均受到重金属不同程度的污染,属于中低度污染,口外区和舟山海区的沉积物质量较好,口门、最大浑浊带和杭州湾的沉积物质量较差。用同期的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参数进行验证,生态响应明显。

我国生态环境预警研究进展

通过回顾国内生态环境预警研究历程,系统分析、总结了生态环境预警研究基本原理、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指出国内生态环境预警研究视野涵盖生态环境要素与生态系统、人居生活与产业经济、流域与不同级别行政区等众多领域,但由于基础理论及关键技术研究成果积累有限,研究内容设置欠合理、研究技术方法体系不健全,难以支撑国家及地方生态安全保障需求;提出今后生态环境预警研究亟须强化基础理论建设,补充生态安全问题辨识、诊断及其产生发展、驱动机制等重要研究内容,重视不同类型生态风险在时间上延续、空间上扩展的发展特征,并采用多尺度研究技术获取全面的数据信息充实研究细节、提高生态环境预警精准度,进而健全生态环境预警研究体系,切实为区域生态环境管理提供支撑。

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范式——兼谈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关系

气候变化诉讼在学理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气候变化诉讼是与气候变化应对关联的诉讼;狭义的气候变化诉讼是直接提出应对气候变化诉求的诉讼。我国司法实践中,业已出现大气污染环境公益诉讼、碳排放权交易和碳汇交易诉讼、能源替代诉讼等气候变化应对的关联诉讼,也出现了“真正”的气候变化诉讼。前者数量多、涉及案由众多;后者数量少且审理艰难,本质原因在于现有的环境诉讼模式无法为此类新型案件提供坚实支撑。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由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权理论派生、强调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专门救济环境公益、应对环境风险,是现有环境司法框架内与“真正”的气候变化诉讼最为匹配的方式。构建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范式,一方面应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扩展其适用范围、界定与行政执法的关系、优化预防性责任的承担方式,另一方面应完善专门的气候变化诉讼案由规定、研究相应的诉讼规则。

基于GIS的云南省生态环境空间分异探究

为建设美丽中国云南篇章,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社会。通过以云南省为研究空间载体,拟克服突破生态环境偏重单要素的传统评价方法,筛选构建区域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方法,运用GIS空间分析手段,探讨云南省生态环境及空间分异特征,并针对性的提出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思路对策。结果表明:云南省环境容量中等、生态环境较脆弱、生态环境重要性较高、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空间分异明显,可分为综合平衡区、效率主导区、环境主导区3个功能区。

规划港区生态环境风险评价——以洋浦规划港区为例

规划港区环境是复杂的区域环境,具有海洋生态环境、陆地生态环境及其交错带环境。以洋浦规划港区为例,在分析因规划港区建设而引起的水动力条件和污染物排放增量变化等风险因子变化的基础上,研究各种风险因子对水生生态、陆地生态及红树林湿地生态的风险。实例研究为港区规划建设、海洋环境与海岸带的综合管理提供依据。

土壤环境中微塑料的研究进展

微塑料是一类广泛存在于环境中的塑料颗粒,近年来,微塑料对环境的污染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关于微塑料对水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有较多报道,但微塑料在陆地环境特别是土壤中的存在和影响的系统性研究鲜有报道。本文从土壤微塑料的来源和分布、分析方法、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生态环境效应及管控措施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综述,并针对今后土壤微塑料的研究提出了相关对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土壤微塑料的主要来源包括农用塑料薄膜残留、污泥的土地利用、有机肥施用、地表径流、污水灌溉和大气沉降;2)总结了土壤中微塑料的分离、提取、鉴定及分析方法的优缺点,但目前仍没有标准化的检测和定量技术;3)微塑料会影响土壤的结构和理化性质,对植物和动物的生长造成威胁,并改变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4)微塑料表面可附着污染物,对环境造成物理和化学污染,可释放内源性有毒物质,并导致复合污染效应;5)微塑料污染的防控措施主要包括3个方面:研发生物降解塑料产品、从源头控制微塑料的输入以及加强世界各国合作。提出今后微塑料的研究应建立统一的定量分析标准方法,发展更准确的可追溯分析技术,加强对土壤中微塑料污染的科学研究。本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微塑料在土壤中的环境行为,为进一步探索土壤微塑料提供思路,而且可为土壤中微塑料的生态风险评估及污染防治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京津冀地区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影响研究

京津冀地区位于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前缘,坝上、燕山、太行山等地区是区域水源的主要发源地,同样是京津及华北平原的主要生态屏障。对京津冀地区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评价,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根据京津冀地区矿产资源开发现状、规划空间布局和生态环境特点,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和生态风险理论,从矿产资源的空间布局合理性角度入手,分析京津冀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影响,并以此识别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风险高发区和较高发区。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矿产资源开发空间布局与燕山、太行山山地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区、坝上高原风沙防护区等生态功能区存在空间重叠,规模性的矿产开发会对区域内的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护等生态功能构成持续性影响;高海拔地区的高强度开矿同样会加剧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天津市滨海区,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邯郸市武安市等市县因密集分布了已有的矿产开发企业,并囊括了近期矿产资源开发的众多矿区,矿产资源开发的遗留性问题也比较突出,成为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风险高发区。在生态影响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空间差异性生态保护对策,以期为京津冀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布局优化提供技术支撑。

渤海多溴二苯醚的分布特征及其风险评价

多溴二苯醚(PBDEs)属于新兴污染物,是一种性能优良的阻燃剂,在各种工业产品中广泛应用,而且存在于世界各地的海洋环境中。PBDEs还有持久性、远距离迁移性、生物累积性等特点,对海洋生态系统和人类造成严重危害。与此同时渤海又是我国唯一一个半封闭型的内海,有较差的自净能力以及与外界海水交换的能力,因此渤海区域PBDEs的研究在近十几年来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本文综述了PBDEs在渤海区域内的污染特征以及在海水、沉积物和生物介质中的含量水平与分布特征,并对与PBDEs相关的生态环境风险评价方式进行了总结,以期使读者深入了解渤海区域内PBDEs的污染现状及其危害,为以后此区域进行多溴二苯醚的污染防治和渤海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工作提供可以借鉴的资料。

危险空气污染物定量风险评估案例研究

本文以某市为例,运用美国危险空气污染物定量风险评估的方法和参数,结合监测点所提供的危险空气污染物小时浓度数据计算了环境中人群健康风险。结果表明:2013—2016年,该市因危险空气污染物所致人群终身致癌风险超过"百万分之一"的充分安全边界。本研究认为,国内尚未形成危险空气污染物的名录清单,只是建立了针对部分危险空气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和空气质量标准,且标准偏松。建议国家公布危险空气污染物的清单,制定危险空气污染物定量风险评估管理制度,并进行信息公开。

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安全风险及防控措施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众对生态环境质量的需求也在增加。生态环境监测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生态环境治理的数据支撑和重要保障,也是公众了解环境质量必不可少的途径。笔者结合2020年3月6日实施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等规范要求,调研生态环境监测职业面临的安全风险,识别和分析环境监测工作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给出相应的防护技术及措施,对生态环境监测从业人员的安全保障提出了重点抓好生态环境监测实验室的安全与质量管理、制定应急预案、强化日常监管、完善制度体系和加强宣传教育等方面的建议。

绿色发展理念视域下的江苏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绿色发展既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也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在经济经过三十余年高速增长后,中国已步入了风险社会。绿色发展是应对风险社会的重要举措,绿色发展对于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江苏更具有紧迫性。绿色发展需要法治的指引与规制,环境公益诉讼对绿色发展具有促进和保障作用。环境保护组织与检察机关已针对发生在江苏的造成水污染、土地污染的企业和个人提起了多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江苏省政府也尝试提起生态损害赔偿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积极推进对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