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汉代文士精神

司马迁生逢大汉盛世,具有强烈的事业心,渴望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但正当他年富力强、事业即将有成时,却惨遭宫刑,于是他发愤著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方式,来彰显自我人生价值。不论是立身处世,还是立言为文,司马迁都是汉代文士中的杰出代表。他的精神在汉代,乃至我国古代历史上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司马迁,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汉代文士的生活处境,而且可以窥视出古代文士的精神面貌。

论作者创作动机的“树德建言”说——兼论刘勰《文心雕龙》的创作动机

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序志”是全书的纲领,不仅阐明了全书的指导思想、基本框架和创作目的,而且阐明了著书的创作动机、创作意图。刘勰提出“树德建言”说,就作者创作动机而言,主要从“文以明道”、“立言”以扬声显名从而“不朽”、超越“生之有涯”的局限以及批评当时文坛之弊端等方面说明作者创作动机及其创作《文心雕龙》动机的。这对于强化作者创作主体性、自觉性、能动性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促进了作者批评和作者论的建设和发展。

由余事到主导:建安文人立言价值观的演进历程

建安是"人的觉醒"时期,为此立德、立功成为建安文人价值追求的主导,立言仅为建安文人的余事。但由于建安文人普遍都存在着一种"志不果"、"道不行"的缺憾与苦闷,故立言成为他们补救现实缺失的途径。经过他们的创作实践,立言终于在其价值观中由余事走上主导,杨修的《答临淄侯笺》与曹丕的《典论·论文》则标志着这一转变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