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话美学角度评析李贺之鬼神诗

在李贺创作的二百余首诗歌中,鬼神诗占据了较大数量,是体现其幽冷瑰丽诗风的典型代表之作。李贺所作的鬼神诗许多都取材于远古先民创作的神话故事,一方面,这些神话作为创作素材进入到他的诗歌中,并经过重新演绎,丰富了李贺的诗歌题材,使得他的鬼神诗充满了神秘感和想象力;另一方面,神话背后凝聚的原始先民的审美意识,作为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进入诗人的精神之中,使其着眼于古往今来都在思考的生死之问,并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构建出一个瑰丽奇幻的诗歌世界。

秋坟鬼唱鲍家诗 恨血千年土中碧──浅论李贺的鬼诗

鬼诗是李贺诗中独特的创造。特殊的身世和不幸的个人遭遇是李贺鬼诗形成的内在机制，怀才不遇的千古之恨是李贺鬼诗的主要内涵。李贺笔下的鬼是作为恨的主题对应物来表现的，鬼是恨的特殊表象。鬼作为诗人主观精神的载体，反映的是人世的内容，表现的是诗人的思想感情。

鬼魂意象的诗歌功能——哈代悼亡诗研究

哈代以其"爱玛组诗"颠覆了英国传统挽歌。鬼魂意象在"爱玛组诗"中频现,而其诗歌功能迥异。鬼魂或是哈代直接抒情的对象,或是哈代追忆往昔的载体,抑或是阐释爱玛内心独白的视角。正是鬼魂的意象使得哈代实现了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时空穿梭,把爱玛组诗的主题从个性化的爱情推及人类永恒爱情的境界。同时,鬼魂意象是研究哈代诗歌现代性的切入点之一。

宋代诗论中的“鬼诗”与“鬼语”

在宋代诗学批评中,"鬼诗""鬼语"成为常用术语。诗歌内容摹写幽冥世界、诗风凄艳幽冷且空幻飘逸、情感基调以悲为美是宋代文人对"鬼诗"基本内涵的确认。以"鬼"论诗强调诗境的清迈出尘、诗人的妙手灵心,多为正面评价。以"鬼"论诗的流行受宋代谈鬼的社会风尚及传统诗学神秘化思维的影响较大,也与宋人对李贺的阐释和接受有关。

试谈李贺“鬼诗”与道教文化

唐代诗人李贺有"诗鬼"之称,其"鬼诗"既是创新求变的结果,也是深受道教文化影响的最具独创性的诗作。李贺"鬼诗"极力张扬生命的力度和价值,创作突出诗境诡奇,立意反俗,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鬼诗之比较

所谓鬼诗,是指鬼创作的诗歌。蒲松龄和纪昀对鬼诗很感兴趣,在《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数首相关作品。蒲松龄记载鬼诗是为了寄托他寻求红颜知己的理想,而纪昀记载鬼诗是为了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不同的创作宗旨导致他们笔下的鬼诗有明显的不同。

诡谲中的柔美——李贺《苏小小墓》赏析

中唐时期的李贺是一位独具个性的诗人,他的诗以“奇峭诡谲,瑰丽凄恻”著称,而诡谲中又透出一种柔美,《苏小小墓》便是典范之作。

李贺“鬼诗”渊源及审美特征

李贺是中唐时代一位独特的诗人。家世的衰微、时代的局限,身体的羸弱,将他经世治国的理想抱负击个粉碎,所有这些促使他开始对人生、命运、死亡进行思索。他的"鬼诗"寄寓了对现实的厌恶和对理想的探索。在艺术上,"转益多师",注重人物心灵,朦胧晦暗的意象,以及超常的想象与幻想,形成一种幽峭冷艳、荒诞虚幻的审美风格。

论李贺诗歌中的鬼神书写

李贺的诗歌以描神画鬼的奇诡特色享誉诗坛,其诗歌关于鬼神的内容可以分为鬼怪内容和神仙内容,分别表现了其对社会现实的思索、反抗与对理想世界的追求。而从生命哲学角度来看,诗人对于这两类内容的书写实际上都是表达了对死亡的恐惧之后,对于生命进行的赞美并进而执着探索、寻求生命归宿的表现。李贺鬼神书写的形成与当时盛行的佛教南禅宗教义精神与道教的思想、审美趣味有着极大关系。

李贺“神鬼诗”的修辞功能阐释

为了从一个更广阔、更新颖的角度解读李贺及其"神鬼诗",从修辞功能的三个层面——修辞技巧、修辞诗学和修辞哲学,采用分点论述、逐层深入的方法,对李贺"神鬼诗"从话语建构到文本建构最后到精神建构进行梳理阐释。这对于深入研究李贺诗歌修辞艺术及探寻其精神世界意义重大。

新生与魂归:哈代诗歌母题对徐志摩的影响

哈代诗歌对徐志摩诗歌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在“爱与死”母题方面。此母题又包含两种更具体的母题:一是爱人死后化为草木而获新生;二是自然现象引起爱人鬼魂归来的幻觉。同时,在哈代的魂归诗和其他风格阴森的诗之影响下,徐志摩诗歌也染上了类似的“鬼诗”气质,其爱情题材诗作中频繁出现了阴惨又时有神秘色彩的死亡场景和坟墓场景,弥漫着消沉残破而又瑰丽凄艳的哀调,使其中后期诗风较初期有变。徐志摩这些诗中对情爱与死亡的非理性崇拜,是出于他逃避和忘却现实的需要,也使这些诗与哈代鬼诗的沉思的、回忆的气质颇异其趣。

“土白入诗”与诗歌的历史感受力——以《诗镌》对“三一八惨案”的反应为例

该文从"土白入诗"的政治性入手,以"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诗镌》所刊载的与惨案相关的诗文为对象,考察诗人借助"土白"召唤的底层身份所传达出的对惨案的看法。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中"烈士"形象的建构,在与"三一八"有关的土白诗中出现了鬼魂与幽灵。鬼魂的出现暗示一种无法言说的历史的创伤,而这也正显出了理论叙述之外,文学的、诗歌的独特历史感受力。

“此岸”“彼岸”与情感表达——哈代《爱玛组诗》中的空间诗学

空间概念在托马斯·哈代的叙事性悼亡诗《爱玛组诗》中频现,成为贯穿组诗的核心线索和人类情感的隐喻,以往研究却甚少关注。把这组诗歌放在空间诗学语境中进行文本细读和历史考据,发现,空间不再是单一时间轴控制下死寂的静态物理概念,而成为赋予时间立体化意义的动态建构因子:一是,哈代与爱玛生活的本质是空间的推移和建构,爱玛的一生更是一系列空间转移的有序整合;二是,作为时间标志物的物理空间展示了作为"此岸"的哈代与爱玛共渡的真实世界;三是,哈代悼念爱妻的抽象性心理空间塑造了作为"彼岸"的想象世界。物理与心理空间及二者之间的游弋都是哈代表达对亡妻爱玛无限哀悼的场域,又普遍存在于人类日常生活,对建构起人类的情感空间起到了借鉴作用。

“鬼才”及其“鬼诗”在日本的接受与影响

中唐诗人李贺,在中国文学史上被称为“鬼才”。中国文学对于这位“鬼才”及其“鬼诗”的评价毁誉参半,非议颇多,且关于其“鬼才”称号是否得当也一直争议不断。“鬼才”之“鬼诗”东传日本以后,却赢得普遍认同和颇高评价,对镰仓、室町以后各时期的日本文学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鬼才”及其“鬼诗”在两国文学中解读和评价的不同,缘于中日文学审美传统的差异。中国文学受“重人事、轻鬼神”的思想影响,“重理”而“轻辞”,注重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而日本文学则受到“人鬼共生”的文化信仰的影响,具有“重感”而“轻理”的非现实主义特点,注重内心关照,推崇“哀情之美”。总之,体现了两国文学对于诗人李贺的不同观念。中国文学中的“李贺观”为“异中求同”,而日本文学中的“李贺观”则为“同中求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