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表演和公共情感——《礼记·月令》与中国早期的感物经验

在月令图式中,四时物候的更迭是一个程序,诸多文本均具有这样的叙述结构。从四季兴替的自然时间到仪式表演,显示出月令图式影响到社会行为。从祭祀仪式的意义看,感物的发生逻辑在于天时引发阴阳二气之动,促成自然物变,引发人心之感,形成感通互动的境域。在此一语境中,祭祀物色与所处季节直接相关,祭物参与仪式展演,成为意义的生成方式。月令图式是祭祀仪式的根据,这一图式展现出物候、农事和政令的协调。因而,感物与礼制场景直接相关,感物应物候之变,感人循礼制之限。在早期文本中,物不仅是外物,更是祭祀之物;情不仅是私人情感,也是公共情感。通过情实现群体的共鸣,是仪式表演的抒情策略,它最终指向家庭、族群和社会,在更高层面实现它们之间的协调。因此,在礼制背景中,所谓中国文学抒情性,其早期形态并非指向个人情感,而是指向公共情感。

论明清《衢州府志》的秩序意识

秩序意识是中国人深沉的文化心理。地方志以纲张目举的形式网罗故实,囊括大典。其穷搜博采、勾陈稽考之处实有着复杂的动因与考量。浙江衢州是“东南阙里”“南孔圣地”。衢州历代府志在深植儒家意识上颇具代表性。四部明清《衢州府志》皆有鲜明的秩序意识导向。它们既标举理想的社会秩序,也如实记载了影响秩序稳定的变量因素,从而凸显了形塑与维护秩序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也体现了地方志这一文体在凝聚地方社会、植入共同秩序意识上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讨论地方志编纂的秩序意识,无论在方法论层面还是价值追求上都对当代修志具有启示性意义,亦可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鲜活的历史记忆与切实的行动指南。

礼乐文化与中国艺术精神的现代转化——以聂振斌的美学研究为例

中华传统礼乐文化承载着中华文明的重要历史积淀,是中国艺术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面对现代社会中传统礼乐文化所遭遇的挑战,尤其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聂振斌通过美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方法,旨在将传统礼乐文化的智慧,包括注重理性精神、弘扬人文精神、追求人格精神、倡导自由精神等方面应用于现代社会。他强调了中西文化对话与融合对于中国艺术精神的重要性。聂振斌的研究不仅推动了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和转化,更为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转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凸显了他在这一过程中的贡献和意义。

典章制度文献:我国古代音乐历史演变的丰盈载体--中国音乐史学问题思索之九

在我国古代社会,典章中的礼乐制度分“礼”和“乐”两部分。礼,主要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和社会规范,最终形成等级制度;乐,是基于礼的等级制度,运用音乐进行缓解社会矛盾。由于历代统治者对“礼乐”的推崇,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留存了大量的、具有音乐信息或与音乐有关典章制度的文献。文章论及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有关的历代礼制文献中的“礼乐”文献、典章制度中的音乐文献、会要类书等著作中有关的礼乐文献。这些文献呈现出广博浩繁的史料特征,对探索古代音乐历史事件产生、延展到衰亡的真谛,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渝东南彭水道场仪式音乐形态特征探析

渝东南彭水道场是在当地农村广泛流行的一种民间丧葬仪式,仪程进行中始终伴随着唱腔及打击乐器的演奏。仪式音乐作为仪式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厘清仪式中音乐的具体面貌及特征对于全面认识仪式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对渝东南彭水梅子垭乡道场掌坛师冯秀平、左青松等道师的访谈及实录的七天道场视频资料,整理记录了86首唱腔曲谱,及打击乐的9种主要板式,概括出了仪式用乐的类型化、程式性特征,以及唱腔旋律以重复、变奏为主的发展手法,初步呈现了道场音乐的基本面貌及特征。

《尚书·秦誓》与早期秦国礼乐政治

《秦誓》与“穆公之霸”有关,是穆公“遂霸西戎”之后用于秦宗庙的仪式文本。此篇短短二百多字,既有批判和自省,亦流露出造就强盛秦国的成就感,又见文化担当的责任感。其言说指向是省思国君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和任用人才,以达成国家治理的完善。《秦誓》标志着穆公时期秦国学习周礼的巨大成就,可视为早期秦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总结性文本。早期秦国诗书礼乐建设的成功,证明西周礼乐政治对“非我族类”的强大吸引力及其所赋有的文化改造功能。《尚书·秦誓》和《诗·秦风》共同体现了早期秦国在诗书礼乐法度方面的成果,意味着秦国在未来本有可能继续礼乐政治的道路。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统核心价值研究——从共享的审美经验到共创的心态秩序

历史上中华民族以礼乐为纲,辅以释道的宗教与哲学,通过官方和民间礼俗活动的互动展演,形成了一套全民共享的礼仪制度及审美经验,潜在地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在这样的过程中保持了中华文明代际相传的稳定性。一方面以“礼制”立等级、修外在礼节,形成了中国人“家国天下”的基本价值观,是一种指向社会秩序的集体意识;另一方面“乐教”和上下、修内在精神,在审美教化中平衡了群体差异和矛盾,暗藏了一套潜在认同观念的集体无意识,加强了内在心态秩序的建构。在古今共通的礼乐传统、族群共享的审美经验、官民共创的心态秩序中,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及认知系统,达成内部认知系统的一致性,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不断加强和传承,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统核心价值与底层逻辑,也是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起点与基础。

仁者如射——从“射”看儒家的“仁”之精神

在儒家经典中,“射”与“仁”有着密切且重要的联系。从这一现象出发,将“仁”放回到“射”的发展史上,上探“射”的起源,下察“射”的发展。看儒家如何将一种作为生存技能的技艺,一步步纳入整体的礼乐制度,更进一步升华为君子人格的象征和实践。“射”作为一个具体的入手处,涵摄了“仁”在“生存-礼制-人格”这一自觉道路上发生、诠释与发展的整个过程。通过这一历史进程,以小见大,探讨儒家核心精神“仁”的形成理路,由此领悟其精神内核。

新文献视野下的秦音乐流变、制度与精神考论

秦音乐是秦人自身音乐、西周礼乐文明、西戎民族音乐以及东方各国音乐混合的产物,是秦人长期以来与东西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其文化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殷商和西周朝;经秦仲、秦襄公、秦文公、秦武公时期不断发展,至秦穆公时期在继承西周礼乐制度的同时,更注重自身音乐制度建设;战国时期,秦不断接受、融合各国各地的音乐;统一六国后,创立了宫廷用乐。在“秦声”发展过程中,秦音乐一方面不断学习西周礼乐制度,实现了礼乐文明的高度与雅致;另一方面还有自身的一些特性,如慷慨、真诚、古朴、原生态等长期得以保存。同时,音乐制度建设也取得了成就,并有相对明确的分工。这一制度深刻影响了汉及其后王朝的音乐制度,鲜明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

“雅颂之音”与“讽谕之鸣”:论礼乐复兴视域下的宋初文学

宋初文坛纷繁复杂,不仅呈现出南北对峙、难以融合的紧张局面,还产生了时文与古文的创作分歧。而于此之外,士人群体内又共同含纳着一股颂美君王功业、宣扬帝国政治的风气。尽管从传统文艺审美的角度看,这种风气催生的文学作品多属程式化的礼仪书写,但若将之置于宋初礼乐复兴视域下进行更深层次解读,则于某些赋颂中可观觇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迹象,且雅颂主旋律中讽喻之声的鸣起,又宣示了宋初文人对唐人风雅观的进一步开拓。这些被程式化书写遮蔽的内容,实质是政治与文学的合奏交响,二者间表里经纬的错综关系及由此生成的强力互动,正体现出此间特殊的文学生态。

朱熹诗教与礼乐关系疏考

先秦以六经为教,《诗经》居首。朱熹既是儒家诗教传统的传承者也是诗教理论的创新者。朱熹以“性体情用”的哲学思想,重新解读和确认了儒家诗教的意义。这种理学式的思路也成为朱熹阐释礼乐关系的逻辑基础。他明确提出“诗本乐末”“礼乐同体”,从形而上的层面解决了诗教思想中的礼乐关系问题。他从礼乐的价值指向出发,明确了“敬”先“和”后的次第,使“礼”“乐”作为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实践中有了主从先后的分别,并进一步以“敬体和用”的理论讨论儒家诗教核心价值观“仁”的实现路径。立足朱熹诗教思想,深入考释其对礼乐关系的解读,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朱熹诗教思想。

仪式乐舞的文本层次与叙事结构——以青海黄南藏族传统仪式乐舞为例

代表着青海黄南传统文化的藏族乐舞仪式“六月会”,具有跨族群文化内容和多元审美形态。其各类文本中的程式(巫)和程序细节(礼)成为远古神话的符号。其乐舞文化包含三层叙事结构:精神信仰的濡化叙事,涉及乐的语义表述,依托于仪式中的程式与仪式人来进行;文化形态的情境叙事,涉及乐的语境表述,依托于仪式中以乐器为代表的能指来实现;娱情审美的情感叙事,涉及乐的互文表述,依托于音乐语言、音声、表演与受众的行为交互来完成。

百谐歌舞艺术特征及其传承与保护

“百谐”是西藏古代一种从征战歌逐渐转变为望果节等各类民间仪式中的音乐品种。随着时间流逝,百谐歌舞的文化功能已悄然发生变化,但其表演形式,音乐主体的变动却并不大,从中可以窥探到许多古时藏族歌舞特色。文章从“百谐”歌舞的发展、艺术特征、当代现状及传承方面进行了历史回顾、音乐本体分析和传承与保护等多层面的探述。

叔孙通“起礼乐”之文化传统与现实条件述论

叔孙通“起礼乐”是汉代历史与中华礼乐文明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原因为:从文化传统看,中国早期先王奠定的制礼作乐的圣教传统,早期儒家探索儒学与政权结合的努力尝试与先圣前贤恢复周代礼乐文明的儒家理想以及文化群体存亡继绝的责任担当所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促使作为儒生的叔孙通勇于担起“起礼乐”的重任;从现实条件看,“起礼乐”所需典籍缺失,儒生群体的集体努力,汉初亟待休养生息的局面,不同区域异质文化间的矛盾冲突以及统治集团对儒学的偏见与对楚俗的偏爱,造成“起礼乐”的现实困境。然而,叔孙通以“希世”“度务”的策略,不仅基本建构了汉初礼乐文明制度与礼乐文明新形态,而且赓续了中华礼乐文明。

西周文学制度与早期中国文学精神特质之生成

在殷周之际的思想文化变革中,周公制礼作乐的意识形态建构不自觉地促生了西周的文学制度。西周文学制度肇基于礼乐,孕育了独特的文学精神特质,奠定了中国文学的文化基因。具体表现为:礼乐书写制度彰显指向现实的精神向度,教化主题促生趋向温婉中和的审美取向,农业经验涵养深厚的历史理性精神,礼乐文献承载形成体例独特的文学表达。西周文学制度依“礼”“教”“经”“体”之制度四维建构了早期中国文学精神特质的生成场域,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在后世的发展走向。

从《大唐开元礼》看唐朝礼乐制度的新变及影响

中华文明是在不断交流与融合中逐渐形成的,我国古代的礼乐制度亦是如此。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而开放的封建王朝,其礼仪制度必然对后世影响颇深。唐朝礼仪制度的形成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有着重要关联,是唐朝统治者根据政治需求结合实际条件而制定的封建礼仪制度。《大唐开元礼》作为盛唐时期官修的礼仪制度,可从各个方面展现盛唐时期的礼乐,从中既可以看到对前朝礼乐的继承,也可看到在盛世之下礼乐制度的革新。

论荀子“性伪合一”的艺术装饰观

“化性起伪”是荀子人性论的基础,同时也成为荀子艺术装饰观的理论基石。“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对性伪关系的论述解释了艺术装饰的起源、重要性及限度。在荀子语境下,礼乐作为圣人化性起伪的产物,是性与伪、情与文的合一,是艺术装饰的表征。礼以养人,艺术装饰是为了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荀子“性伪合一”的艺术装饰观延续了儒家中庸中和的审美和艺术追求,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文质彬彬”的观念。荀子既肯定了艺术装饰即“伪”存在的意义,又反对脱离“性”的“伪”,将“起伪”建立在“化性”之上,从而消解了外在化的装饰。艺术装饰不是对人性或物性的掩盖或遮蔽,而是使之艺术化、人文化。

评陈世骧抒情传统说对礼乐文化的误读

为众多学者所声讨的抒情传统说对本土文化传统的忽视,可追溯至陈世骧的《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一书。书中,陈世骧力图借助西方浪漫主义理论,从中国文学史中抽绎出一条旨在抒情的历史脉络,以颠覆既有的儒家礼乐政教,建立可作为文学批评标准的本土文学理论。为重新书写以抒情为底色的文学传统,他不得不对含融博大的礼乐文化加以误读。但礼教、乐教与抒情言志间并非非黑即白的关系,而是彼此交缠的两条脉络。陈氏引为抒情传统基石的《诗经》等文学著述,皆是在其力图颠覆的儒家政教文化影响下创作的。陈世骧在书中未对抒情传统与礼乐教化的关系进行详细辨析,这就注定了他通过构建抒情脉络颠覆礼乐教化传统的尝试很难实现。抒情传统说若要摆脱脱离传统、趋于僵化的风险,对礼乐的再定义势在必行。

皖南出土青铜卣的艺术特征及其礼乐文化

青铜卣是商周时期重要青铜礼器之一,亦是西周时期周天子锡命、册封诸侯的“九赐”之物。皖南出土青铜卣纹饰迤逦多彩、繁密规整,造型庄严敦厚、秀丽典雅,呈现独特的艺术特征。作为西周礼乐文化的物质载体之一,皖南出土青铜卣的“尊卣”配对列器组合,纹饰、形制以及铭文所承载文化内涵,皆体现了西周礼乐文化在皖南地区的映射以及皖南本地土著文化与西周礼乐文化的交融与吸收。

文本、历史与精神特质:论《诗大序》“缘情说”的必然性

单纯从“缘情”与“言志”两个维度看待《诗大序》,属于后世的理论视角,难以接近其真正内涵,故要以先秦儒家礼乐文化及文本为根据,依赖内在精神与历史背景的流变,参照现有“情”“志”理论框架,发掘《诗大序》的“诗”学特质。《诗大序》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以来的“诗”教传统,以阐发普遍原则为主流,但《礼记》等礼乐文本的记载表明先秦礼乐学说以自然情感为理论基础,是为个体原则的萌芽。追溯至历史深处,西周的礼乐依附于天命、习俗规范等外在力量,而春秋时期孔子以“仁”重新释礼,将个体心理原则作为礼乐的依据,实现了从他律到自律的转换,故“缘情”成为礼乐文化与“诗”学未来的必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