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对“士精神”的塑造与践行

兴起于春秋时期的士阶层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其能延续至今正是归因于士人所特有的高尚的“士精神”。孔子对“士精神”的塑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赋予了其承道精神、敬畏意识、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并以实际行动从理想追求、学识修养和政治实践三方面践行“士精神”。孔子关于“士精神”的论述与践行不仅对古代知识分子君子人格的形成影响深远,而且对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亦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家无余赀”——略论宋代官员的轻财士风

在宋代官员的传记中,“既没,家无余赀”的人生结局频频出现,这类官员人数不少,很多甚至因近乎赤贫以致无法殓葬。关于宋代官员俸禄的探讨很多,也出现了宋代官员实际俸禄并不高的论点,但俸禄再低也不至于使这些官员面临“既没,家无余赀”的境地,其中定然还有其它原因。历史文献表明,这类官员有着相近的士人之风,清廉自持、任侠好施、不吝钱财,展现了宋代官员的时代风貌,这也是其“既没,家无余赀”的主要原因。

19世纪中国人关于基督教God/Spirit汉译问题的讨论

如何用汉语词翻译圣经中的God(Elohim/Theos)和Spirit(ruach/pneuma)?近代以来,就成为讨论的问题,被称为"术语问题"。不过,学界一般认为这只是外籍传教士内部的争论,中国学者并未参与。其实,查阅当时的资料就会发现,中国人对这个问题也一直进行着认真的讨论。19世纪四五十年代,何进善、徐继?、洪秀全等就使用了"上帝"、"神天"、"天父"、"真神"等译名。19世纪70年代末,更多学者参与其中,福州征文活动和《万国公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讨论达到高潮,这个时期出现了"造化主"、"真宰"等译名。中国学者的主张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表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重要的推动意义。

“士”魂“商”才--传统“士商”精神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士精神”集中反映了“士”这一主体对道德价值的极度重视。宋元以来,商人地位提高,部分的“士”开始向商人转型。明清之后,出现“士商”合流之势,由儒家伦理道德组成的“士精神”融入商业经济领域,由此形成的“士商”精神是中国传统商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旨在探索“士商”精神的当代价值,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确价值导向,哺育现代商业价值体系,推动建设人人坚守诚信规范、恪守道德准则的和谐社会。

钱穆关于先秦诸子起源的论述及意义

先秦诸子起源是关系诸子学近代转型的关键性问题之一。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上,钱穆既不完全否定传统的“诸子出于王官”论,又不完全赞同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而是认为“王官之学衰而诸子兴”。其中,开诸子之先者为儒家,而“儒家起于艺士”;继之而起的是墨家,而“墨家起于工人集团”。此后,“其他诸家,皆从儒墨生”。这些观点在当时学界引起了较大关注,可以说进一步澄清了诸子起源的真相。当然,钱穆的观点不能成为定论,但其着眼于社会生活流品的思路,无疑开启了诸子起源研究的新方向。而其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进一步彰显了诸子学的平民精神。

论孔尚任士大夫精神的文化传承

因其所处的复杂时代环境,以及特殊身份,孔尚任的思想精神似乎有所矛盾。然而究其内核,他面对文化传承、历史保留时,所秉持的士大夫精神却是一以贯之的。此种精神不仅适用于古代社会,更能够给予当今青年人的思想教育以深刻的启示。

《四世同堂》中知识分子的人性书写

在《四世同堂》作品中,老舍以独特的方式描写了那段危亡岁月的同时,也深刻地讲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现实痛苦与内心纠结。如果说爱国情怀是这部作品的主旋律,那么知识分子的士人情怀就是小说最重要且伴随始终的“和声”。文章以作品中知识分子的人性书写为研究对象,探讨老舍先生对士人精神的传承、弘扬与歌颂。

人文精神与文人精神:当下教育的一种窘境

人文精神是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特概念,内涵在人的本质之中。人文精神既是对人性的完整表达,也是对人的深层关切。人文精神的内涵在于对于人主体性的肯定、对于个人权利的尊崇和对于道德价值的提倡。人文精神的传承和发扬深刻依赖人文教育。人文教育需要具备文人精神的学者。但在现代社会中,文人精神却在诸多因素的干扰下悄然变异,导致了人文精神的式微。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文人的普遍功利化、低俗化、权贵化和工具化。只有提振文人精神,才能强化人文精神。文人要有崇高的精神品格、要在参与公共事务时体现人文思维、要成为人文精神的示范标杆。

“客商”论

"客商"作为广东历史上的"四大商帮"之一,在中国"商帮文化"中有着独特的内涵和积极的人文影响。"客商"所具有的"儒商"特质、崇名务实的经营之道,以及超常的社会亲和力,对于今天全球化背景下西方跨国公司的海外拓展有人文借鉴意义。同时,作为当今"华商"网络的重要一员,"客商"对于促进我国同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以及构建统一贸易区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客商文化"对于新时期我国的商业道德建设具有良好的启示作用。

两宋士人的书卷精神与山水画的审美取向

两宋时期实行的右文政策和科举制度的完善、书院教育的兴盛、士人关注内心生活的价值取向等,为士人们书卷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时代背景。书卷精神典雅脱俗的审美品质渗透进士大夫们的生活,作用于他们的文化素养,成为他们审美活动的总体氛围,进而影响到他们对美的创造与欣赏。而作为时代审美主体的士大夫的艺术创造与欣赏的倾向,自会影响时代的审美思潮。于是,在士大夫书卷精神的影响下,宋代山水画呈现出诗化的倾向,在意境层面实现了与诗歌的相通。

抗战时期林同济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述论

国民性改造思想是抗战时期战国策派思想的基础。战国策派认为秦汉以来的历史文化所造就的国民性是导致中国衰败和无法应对抗战民族危机的根源。作为该派主将的林同济集中批判了中国国民性中的"士大夫"人格,抨击士大夫官僚传统的四毒和"中饱"极弊使国民养成官僚化性格和"官商者模样",指责传统的忠孝观念导致国民重私德而轻公德,指出这些是国民劣根性的集中体现,无法适应新战国时代"战"和"力"的要求。他主张改造落后的国民性,唤回列国时代的"大夫士"精神,构建"战士式"的人生观,增强民族活力,实现全民族的抗战胜利,进而重建中国民族文化。

科举与五代士大夫精神的缺失

在五代政治中,士人进行适应性转变的同时,也让渡了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并主要表现为士大夫精神的缺失。从科举的角度来探讨,这种现象与五代科举的客观环境、士人的文化状况和士林风气密切相关,从而使北宋士大夫精神的重建成为必要。

中国文人的魏晋传统

魏晋时期形成的中国文人传统,对中国文人品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追求精神上的高蹈与超越,徘徊于庙堂山林之间,逍遥于艺术人生,寄情于诗酒玄言形成了魏晋文人生存的基本状态。研究中国文化的魏晋传统,对认识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

《儒林外史》中的人文精神

《儒林外史》有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其厚重的人文精神无疑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宝贵财富,这种人文精神可以概括为: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对真与善的赞美和对假恶的鞭挞,对独立人格的肯定和礼赞。

陈垣先生学术成就的时代意蕴

考察陈垣先生何以能够取得卓越学术成就的一个新维度,就是深入分析他如何在时代推动下吸收新的智慧,不断开拓奋进。我们从其青年时期如何勤奋学习和矢志追求,从其既善于继承传统,又勇于超越,从其在抗战时期如何提倡并实践“有意义之史学”等方面,都能发掘出丰富的内涵,从而大大推进我们对这位史学大师何以成功地为新历史考证学创辟新境的认识。通过梳理和剖析陈垣先生学术风范的时代蕴涵,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其留给后人的宝贵思想遗产——严谨求真精神、开拓创新精神和使命担当精神,从而激励我们奋发努力,不断把学术工作向前推进。

王安忆的危机

王安忆在创伤中曾尝试依附过多种价值立场，但往往没有深入挖掘，使其精神探索的层次、情感表达的力度深浅不一，甚至相互矛盾，始终未找到适合自己的精神立足点。

毛泽东对“信达雅”文论的发展及其当代价值

理论家一直将"信达雅"解读为翻译标准和作文规范,其实"信达雅"是文人精神和灵魂。文人必须"信达雅":文人必须"信",诚信,具有坚定信念,远大抱负;文人必须"达",通情达理,洞察人情世事;文人必须"雅",是精神文明的化身。"信达雅"具有社会、时代和阶级的意义;毛泽东用共产党人的语言诠释"信达雅",给"信达雅"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内涵。

论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现代转换

士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传播者 ,他们特有的政治精神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价值体系的凝聚 ,并不具有现代性。本文针对学界将士人等同于现代知识分子的观点 ,指出从传统的士人精神中走出来 ,实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现代化 ,还需要在“价值支点”、“人生目标”和“人格结构”等三个方面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过程。

论子贡的儒商精神

子贡是一个儒商的典型，他对由商而儒和由儒而商的人，都有榜样的作用。子贡的“高”、“贵”、“清”、“达”的精神，迄今还活着，对当今的企业家、工商业者，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孟二冬精神与中国传统士人的文化品格

孟二冬是新时期优秀知识分子的典型,他的崇高精神可以概括为友善、博学、务实、奋进。孟二冬精神既具有改革开放历史潮流孕育出的时代特征,又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优秀品格。文章从弘毅、志于道、淡泊、孔颜之乐等方面讨论孟二冬精神与传统士人的文化品格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