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30年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产权视角的分析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业增长。效率优先是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起点,这也构成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的基准点。1978年以后,中国农地产权结构沿着不断强化农民土地产权的方向演进,农民逐渐被赋予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交易权越来越自由、土地收益权越来越充分,这是中国农业持续增长的制度之源。中国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不断强化农民的土地产权。

农地资源不同价值属性的产权结构设计实证

农地是农业的基础、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农地资源具有经济价值属性、生态价值属性和社会价值属性,而社会价值属性包括社会保障功能价值、社会稳定功能价值及其他社会功能价值。本文针对农地资源不同的价值属性进行了产权结构设计,经济价值属性对应于农地农用产权,社会保障功能价值对应的是农地发展权,其他的价值属性构成了农地的公共产权。通过建立农地资源不同形态的价值属性与产权、价格之间的关系框架,为农地产权价格的衡量提供了依据。江都市的实证研究表明:农地发展权价格和公共产权价格在农地完全价格中的比重高达81.85%,其中,发展权价格的比重最大,达到63.02%,是农用产权价格的3.47倍;而公共产权价格的比重也达到18.83%,高出农用产权价格4%。在征地过程中如果考虑农地发展权和公共产权,并将其权益分配给农民,那么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可以增加4倍多。

农地产权结构变迁视域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

农地产权结构是搭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与宪法秩序有效链接的重要桥梁。从农地产权结构变迁的视角看,我国传统土地增值收益的国有化机制实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地租国有原则及地利共享秩序。然而,由于宪法土地条款一开始就被注入了地利分配具有倾向性的思想基因,长此以往便忽视了农民作为整体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另一半宪法秩序"。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国家进行了"同地同权"、赋权于"民"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其实质是宪法秩序的延续而非替代,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主要机制仍是征地补偿制度。要实现我国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必须回到社会主义"国家—集体"一元论的完整地利共享秩序中来,并遵循实质平等的要求,通过以"人的城镇化"为目标对区片综合地价进行限定、采取倾向于农村及农业发展的"土地财政"政策、打破城乡户籍二元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案,推动农民全过程参与、共享土地利益。

告别“有意的制度模糊”——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核心问题与改革目标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核心问题是产权主体结构问题。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具有"国家—集体"、"集体—农民"同时并存的二元主体结构,这种结构是由国家权力的嵌入逻辑与法律体系的固化逻辑决定的,具有特定的政治法律特征。二元产权主体结构是导致各种土地利益矛盾、政府—农民紧张关系、农村治理复杂化以及农地管理难度增大的主要原因。因此,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改变二元产权主体结构,国家从农地产权主体结构中退出,建立以农民为单一产权主体的新型农地集体所有制,其实践形式是"集体所有、农民永佃"。

三权分置:农地产权制度创新的权能分离之法理考量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实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从土地所有权中的分离,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两权分离模式下的农地政策也面临诸多新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作为既定政策的"三权分置"将是农地制度改革的发展路径和未来趋势。但在现实实践之中,作为"三权分置"政策基础的权能分离理论,是源于西方产权制度的经济学概念,无法对我国"农地三权"进行清晰界定和区分,无法有效地保护和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的推进。为此,应当在坚持农地所有权的基础之上,对承包权及经营权进行清晰的权利界定,强化承包权为成员权,并创设经营权为物权,从而实现在稳定承包权的同时促进农地经营权流转的政策目标。

论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市场化改革的思想障碍

我国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是城乡两大利益集团博弈的直接结果。由于农民政治权力弱小又缺乏土地权益的法律保障,以任何借口阻挠农地产权市场化改革,都是为了维护城市既得利益集团的需要。目前,除了政府不肯轻易放弃廉价占用农民土地的经济利益之外,这一制度安排还得到了理论界一些权威人士的舆论支持。这些理论观点主要包括:应消灭一切土地私有制。土地集中兼并将导致农民两极分化、不利于兼顾土地的公平与效率、确保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与国家粮食安全,农地私有化将提高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等等。因此,澄清理论界对于下一步深化农地产权制度市场化改革理论上的认识误区,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农地非农化中利益冲突的类型及发生机理探析——基于L开发区的田野调查

关于农地非农化中利益冲突发生原因的解释,以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分析为主流。本文以L开发区为个案研究对象,对农地非农化中利益冲突类型进行了梳理,发现其冲突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征地补偿款标准不合理、土地补偿费分配不公、村组提留和使用不合理以及土地违规利用等四个方面。究其根源,一是集体化共有产权设置不利于保护农户利益,二是我国政府治理和村庄治理的结构与功能错位激化了利益矛盾。农地非农化中的利益冲突是产权结构不合理和国家治理机制不健全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化解农地非农化利益冲突必须兼顾经济产权变革和国家治理结构调整这两方面的因素。

河南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理性选择

“入世”与西部大开发带来的农业经济发展新环境,需要我们全面分析河南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农产品结构性过剩、竞争力弱、农民增收减缓、农业产业化水平低等问题与矛盾,洞察新环境对我省农业发展带来的冲击点及力度,把握有利于我省农业发展的机会,采取有效措施,依靠市场需求和资源条件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创新农地产权制度和财产组织形态,培育发展农业市场主体,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依靠科技进步实现我省农业可持续发展。

农地确权内涵体系的逻辑结构及其三维检视

研究目的:研究农地确权内涵体系的逻辑结构,并将该逻辑结构含有的三个逻辑层次转换为三个研究维度,展开延伸并检视。研究方法:系统研究法、结构分析法、实证研究法。研究结果:农地确权内涵体系的逻辑结构至少有三个逻辑层次,即产权性质确认、产权框架或三权分置式确认、产权核心或农户承包权确认。农地确权清晰化的进路,本质上是农地确权理念的共识达成和农地确权关系的均衡达成。研究结论:农地确权应做到"三协同、一转化",即协同推进农地产权功能治理市场化,协同推进农地"三权分置"可操作化,协同推进农地确权的技术标准、测量规范和数据管理科学化,以及促进承包地的实物调整向权益调整转化。

土地流转语境下农地产权主体利益之冲突与协调

我国农地所有权主体结构,由初始政治安排的农民私有的单一主体结构,演进为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土地产权二元主体结构,形成以国家主体的主导性、集体主体的虚位性为特征的土地产权利益配置机制,剥夺和限制了农民的土地产权,造成我国农地产权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紧张。虽然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刻意回避农民的土地产权主体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农民对土地的永久使用权,但是"国家—集体—农民"的利益冲突并没有从制度上根本改变。因此,改革和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必须规范国家利益主体的行为边界,限制公权力对集体和农民的利益侵夺,进一步界定集体土地产权主体,完善制度,赋权农民,以协调农地产权各方主体的利益。

农地制度创新模式研究

农地制度创新包括经营规模和产权结构安排两个重要方面。不同的经营规模和产权结构结合成不同的农地制度模式,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经营规模与产权制度的结合方式要受到经济社会条件的约束和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影响。不同的农地制度模式有其相关的约束条件、创新成本和绩效。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实践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演变的基本特征是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特别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始终决定着变迁的基本方向。主要的理论观点有:消灭一切土地私有制、土地集中兼并与农民两极分化、土地的公平与效率、土地福利化分配与国家粮食安全、土地私有化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等。进一步澄清认识上存在的误区,对于进一步深化农地产权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作用。

农地产权结构对中国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

农地产权结构的演变会对农户在农地上的长期投资和农地经营规模影响农业环境效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1983—2018年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农地产权结构演变对中国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稳定的农地占用权、排他的收益权和更多的处置权对农业环境效率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赋予农户排他性农地收益权对农业环境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而赋予农户稳定的农地占用权和更多的农地处置权对农业环境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为提高农业环境效率,促进绿色农业发展,中国今后农地产权制度改革需要进一步赋予农户更稳定和更充分的土地占用权和处置权。

农地产权结构对农地配置效率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促进农地资源的高效配置对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聚焦农地配置效率的变化,通过构建“结构—功能—效率”分析框架,以1979—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农地产权结构如何影响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结果表明:①农地产权结构总体上显著影响农地资源的配置状况;②不同种类的农地权利对农地资源配置状况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③农地转让权在农地资源配置中起着关键作用。据此,在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中赋予农户完整的农地转让权是优化农地资源配置的关键。

地权结构细分视角下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与改革:一个分析框架的构建

基于地权结构细分视角,本文对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与改革进行了文献述评。已有研究在农地产权内涵、地权变动与农地市场发展间的关系、地权变动影响农业生产绩效的机理和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等方面,缺乏对地权结构细分特征深入且逻辑一致的探讨。为此,本文提出,可以通00利的行为特征差异角度来界定地权结构细分,并借此划分细分农地使用权、农地收益权和农地处分权三项权利的实践发展阶段。然后,可以先通过租值耗散、市场演变与结构细分的理论逻辑,来探究地权变迁呈现结构细分特征的原因;再通过分析该特征所带来的农户排斥国家和集体等其他主体干预的程度的变化,以及这一变化通过影响农业生产要素的经济效率进而影响农业发展的内在路径,探究地权结构细分影响农业生产绩效变化的内在机制。最后,在分析农地"三权分置"政策内容与地权结构细分关系的基础上,回答在现代农业发展背景下如何有效实现农地"三权分置"的问题。

农地产权结构与农业绩效:一个理论框架

农地产权结构是农地产权在不同主体间的安排以及产权内部各项权利构成的总体反映。根据产权对经济绩效的一般作用机理以及转型期中国的实际,农地产权结构对农业绩效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农地所有权结构对农业绩效的影响、农地承包权结构对农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产权内部权利构成对农业绩效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农地产权主体的土地利用行为表现出来的,特定的农地产权形式或不同的农地产权结构对权利主体的目标和行为产生影响,在这一影响下产权通过其激励约束功能、外部性内部化以及资源优化配置效应等,促使农地产权主体的相应行为向有利于增加产出、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等农业绩效提高的方向发展。

农地产权变迁中的结构细分与“三权分置”改革

农地产权的结构细分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地权配置变动的典型特征。可以从农地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三项权利之间和各自内部的行为特征差异角度,划分这一特征的总体阶段以及每一阶段的具体内容。而在现代农业发展的背景之下,当前农地"三权分置"的改革在地权变动的角度,具有结构细分的特征内涵:其中农地经营权与承包权的分置,具有农地使用权细分的内容,为保证其有效性需要保障农户家庭在农地要素使用中的主体经营地位;另外,分置之后的农地经营权活化,则具有农地处分权细分的内容,为保证其有效性,需要注意农地要素不同市场类别之间的相互关联,即农地处分方式的选择问题,尤其是农地流转中债权与物权方式的差异会影响农地抵押的实现效果。最后,文章围绕"如何实现农地产权结构后续的有效配置?"主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地产权结构细分与市场发展的关系研究——以“两田制”为例的理论阐释

文章以"两田制"为例,基于租值耗散的理论概念,具体分析并阐述了农地产权结构细分与市场发展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表明,农地产权结构的有效细分与农地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发展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双向关系。农地产权作为基础性条件,既可以推动各类市场的发展,也可以在有关农地市场形态的拓展中,实现农地产权主体从政府向农户逐渐转移且有效的产权结构细分,在农地租值界定、产权结构细分和市场发展之间形成内在的互动反馈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放松产权与市场的双重管制,为产权主体在两者之间的选择提供自由的行为能力(产权)与空间(市场)。由此针对为当前的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提出应放松农地要素市场管制、推进以农地流转权和农地抵押权为核心的处分权细分、给予农户主体自由选择的行为能力与空间,以及加大改革试验区探索力度的政策建议。

农地确权对家庭农场生存风险的影响与异质性分析——基于55408个家庭农场样本的微观证据

农地确权的实施能否发挥产权稳定预期优化家庭农场的内外部治理机制从而降低其生存风险?根据农地产权权能结构—治理机制的分析表明,农地确权后形成的家庭农场的联合主义权能结构和半市场化治理降低了其生存风险,但需要完善的法治保障和体制机制。基于2013—2018年全国开展的农地登记确权工作,利用家庭农场微观样本数据,采用离散时间Cloglog生存模型,实证考察了农地确权对家庭农场生存风险的影响及存在的异质性。研究发现:①农地确权的实施可以降低家庭农场生存风险。②农地确权对东部地区、个人独资型、资产规模大、资产负债率高、融资约束较高等类型的家庭农场生存风险降低作用更好。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农地确权政策来盘活经营权和激活生产要素流动,并完善法治保障和体制机制,从而降低家庭农场生存风险。

农地确权、要素配置与种植结构:“非粮化”抑或“趋粮化”

完善农地产权保护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保障。农地“非粮化”问题日益被学界关注,但较少有研究分析农地确权对农地种植结构的影响。基于中山大学公布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年数据,采用IV-2SLS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地确权对农地种植结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农地确权总体上会正向显著影响农户粮食作物种植。(2)农地确权通过影响农业生产要素配置,进一步影响农地种植结构,农地流转、家庭劳动力配置在影响机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农业资本投入为遮掩效应。农地流转、家庭劳动力投入正向影响农地粮食作物种植比例,农业资本投入负向影响粮食作物种植比例。(3)农地确权对农地种植结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差异,对未发生过农地调整的村庄农户粮食作物种植行为影响更显著。因此,农地确权会诱导农地种植“趋粮化”,而不会带来“非粮化”问题。完善农地流转市场、适当鼓励外出劳动力返乡,将有助于抑制“非粮化”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持农村土地政策稳定性,避免频繁的耕地调整,可以有效保障农地确权政策效应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