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婚姻立法之嬗变

从1978年婚姻法的修改和制定被提上立法议程,到2008年,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与婚姻家庭观念与制度的革新,我国婚姻法已经走过了30年的岁月。30年来,婚姻家庭的立法理念从强调管制发展为尊重私权,注重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自治权利,注重保障弱势一方和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强化法律救济和社会救助,我国婚姻法完成了从简单粗糙到制度化、体系化的华丽转身,加快了从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的变革。

唐之婚姻家庭法探析

唐律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楷模 ,作为其内容之一的婚姻家庭法亦是古代法律的典范 ,它的立法指导思想、内容不仅有时代特色 ,而且深刻影响了后世 ;

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婚姻法立法原因考察

一部正式颁布施行的法律文本往往是解读一个历史时代最原始、最真实的文化载体与文化密码。若欲真正理解法律文本的内涵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表现,则必须厘清立法原因。南京政府1930年婚姻法立法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清末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二,收回治外法权的需要;第三,女子解放运动的思潮与实践的压力;第四,国民党党纲党章的要求;第五,20世纪初期国际亲属法立法的新趋势。

中共根据地的婚姻习俗及其法律治理经验——以陕甘宁边区婚约制度为中心

婚姻治理是陕甘宁边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体现了边区政策法令与乡村传统习俗间的碰撞、妥协与融合。面对革命情势、普世价值与传统社会的冲突与张力,边区政府一方面通过颁布系列婚姻法令,对婚约制度进行立法设计;另一方面,通过灵活的司法审判活动,对传统的"婚约""早婚""彩礼"等婚姻习俗进行有节、有度地改造。边区对婚约习俗的法律治理,体现出服务抗战、权衡利益、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等特点。边区婚约习俗的治理经验,为当下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改革乃至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镜鉴。

从“刘巧儿案”看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社会改造运动和婚姻司法制度

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大力开展以"扫除文盲"为主的普及教育运动,积极推进以"移风易俗"为主的乡村改造运动,建立"婚姻自主"的新型婚姻家庭关系,唤醒了以封芝琴为代表的边区青年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封芝琴三次抗婚,树立了追求婚姻自由的新女性典型,成为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一面旗帜;边区政府三次判决,树立了人民民主政府依法处理婚姻纠纷、司法为民的榜样。

甘丹颇章时期的贵族婚姻契约解析

甘丹颇章时期贵族婚姻的契约文献中,记载了诸多贵族婚姻的财产分配及保护问题。诸如规定了贵族初婚必须签定婚姻契约,离婚按亲属离异律(Nye-Vbrel-Vbral-Sdum-Gi-Zhal-Lce)判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婚姻需获地方政府承认等,反映出贵族婚姻已然形成攀权附贵之风,为有效地保护贵族婚姻存续间的财产问题与阶级地位,贵族婚姻契约应运而生,形成了一种婚姻等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