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的先锋精神——论余华《文城·补》

无论从创作时期,还是从叙事策略、写作风格上看,《文城》都是一部“新小说”。人们对这部新作的评价褒贬不一。从《文城·补》这一富有创造性的文本切入,研究此部分在整部著作中的地位、和“正文”构成的反讽与解构关系以及从中折射出的余华的创作风格转变,从中可以了解余华对补叙这种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创新,确认《文城·补》的双重属性,即此种叙述方式取得的艺术效果和其所体现出的重返先锋精神的“晚期风格”。

论喜剧精神

喜剧精神是喜剧之魂,其内涵包括四个彼此联系又相区别的方面,它们是:讽刺批判精神、乐观自信精神、理性超脱精神和自由狂欢精神。喜剧精神是否充盈和高扬是评判一部喜剧作品成功与否的最高标准,也是衡量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喜剧是否发达的最高尺度。从喜剧精神的角度研究喜剧是一条有待进一步开拓的接近喜剧本质的新途径,它从创作主体、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的结合上研究喜剧的本质,将为喜剧理论研究拓展出一片新天地。

论《诗经》中的怨刺诗

文章论述了《诗经》中划分怨刺诗一类的合理性 ,并对某些文学史本在《诗经》内容划分上的偏颇进行了批评 ;怨刺诗都是些“变风”、“变雅”的作品 ,因作者不同 ,其内容也有很大差异 ;怨刺诗都具有很强的批判现实精神 ,是些尽善尽美的作品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迁客离忧楚地颜——略说贬谪文学与荆湘地域之关系及其特点

古代荆湘之地域的特殊性使其成为朝廷贬官吏的首选之地和贬官的中转之地。在此 ,这些被贬官首创了大量关于贬谪的文学作品。其作品物色鲜明 ,楚地风情突出 ,具有近乎凝固化了的悲怨传统 ,早期逐臣、作品及谪地成为凝定的贬谪代码和符号 ,生成并积淀了深厚的人文精神。

反讽精神与人的“自我教化”——透析理查德·罗蒂的教育观

理查德·罗蒂的哲学思想为其教育观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支持。首先,具有开放性、彻底质疑性、批判性的反讽精神寄托着罗蒂革新传统教育模式,呼唤创新教育的现实关怀与无限希冀;其次,罗蒂的"理性Ⅰ、Ⅱ、Ⅲ"理论为科学理性地理解和实施教育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尤其对"生存理性"与"交往理性"能力的强调,展现出教育的可贵品质——宽容,赋予了受教育者更为自由的发展权利和愈发广阔的"自我教化"空间;最后,"团结"理念的更新与强化凸显出"自我"与"共同体"之间互惠、共生的契约关系。它有利于增强人的类意识和类认同感,为普遍价值的确立提供了新的可能。

莎氏喜剧丑角地位和作用之管窥——波顿与马伏里奥比较一得

通过对波顿和马伏里奥两个喜剧丑角全方位的比较,探究莎氏如何精心塑造喜剧丑角,使其成为剧中举足轻重的关键角色。透过滑稽荒诞的情节,这两个丑角不但讽刺和反衬了剧中主角,营造了炽热的喜剧气氛,而且渲染了剧本的精神意趣,深化了主题思想的表达。

韦伯与舍勒之争:经济时代的伦理精神之源

韦伯和舍勒共同关注了所谓“资本主义精神”问题，二人都认为它有一种形而上的根源性动力，这种动力，韦伯认为是由新教伦理的滋养和孵化所提供的，而舍勒则认为是由一种长期积累的怨恨情绪的爆发所提供的。这种争论，在这个经济时代，对于如何培养我国国民的经济伦理精神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名利场》语用解读——文学语用学探索之一

文学语用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运用该学科的主要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剖析《名利场》可以发现,整体特色是反讽,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苏格拉底似的反讽叙述、人物间的反讽对话和人物的反讽命运。这部作品的从言语行为角度分析《名利场》的反讽特色对揭示作者的批判精神以及呼唤读者的参与和合作具有独特的作用。

明清之际的“风雅正变”之争与陈子龙“怨刺”说辨析

明清之际,陈子龙倡导的“怨刺”精神不是“温柔敦厚”诗教的对立面,其实正是先秦两汉以来诗歌“兴观群怨”、“风雅正变”所体现的政教功能的合理组成部分,不是相互抵牾,而是对立统一。

《聊斋志异》异类仙化现象研究

与之前的志怪小说相比,《聊斋志异》对异类形象的态度呈现出一种新的审美价值偏向:异类仙化倾向。这种异类仙化倾向源自《聊斋志异》对民间传统中狐仙观念与唐以来文学中仙妓合流意识的继承,更出自蒲松龄对异类观念的创新与道德理想的寄托。蒲松龄对聊斋中美的异类女性的褒美乃至"仙化",是其理想人性追求及浪漫诗心的体现。

屈柳骚怨精神评议

屈原和柳宗元的诗文作品,蕴含着共同的精神品格和抒情模式——"骚怨精神"。它是一种执著精神,也是诗人为实现自我、完善自我人格甘愿承受现实不平所带来的一切痛苦折磨而自强自立的进取精神。在抒情模式上作品哀怨幽深,低回曲折,形成了哀怨、凄婉、缠绵的风格。它的形成因素,既有创作主体的因素,也有客观局势的造就,文化因子的传承、交融、吸纳碰撞,以及地域色彩、地理环境均对其产生深刻的影响。

论阿来小说中的反讽精神

论文认为阿来的小说,更多地带有一种现代主义色彩,总是可以让人感受到一种绕之不去的的反讽意味,这可以说是阿来小说的一个美学基调,一种存在的主旋律。论文从"傻子"原型背后的反讽叙述机制、边走边想的独行者、神的解体与招魂三方面来探讨阿来的小说与西方反讽精神之间的复杂丰富关系,以此凸显阿来小说在当代文坛的独特艺术性和审美性。

反讽:李渔的怀疑精神——论李渔短篇小说中的反讽色彩

反讽是李渔在短篇小说中表现怀疑精神的一种角度。对于民间和古代小说中一直存在的鬼神信仰,对于才子佳人间的温情脉脉,对于人情,李渔表示了怀疑。对于变态的情欲,李渔是以复杂的心情讲述的。但李渔的怀疑精神是不彻底的,他最终是要与这个世界和解的,他的作品是要有益教化而且充满娱乐的。

论刘基文学批评的价值

刘基既是元末明初的著名政治人物,也是一位在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卓有建树的人物。他虽然不是专门的文学理论家,但是他善于通过为友人作序,借题发挥,阐发了发愤著书的文学思想。他的文学批评,注重人格精神对于文学作品的决定作用,提倡真性情,对于传统的文学理论作了新的阐发,提出了许多富有创新价值的观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万寿寺》中反讽与绝望的精神互文——兼谈处置绝望的文学手段

文章从作家们面对绝望所做出的不同处理方式谈起,在对比中,结合克尔凯郭尔关于反讽的理论,分析王小波在小说《万寿寺》中所运用的反讽,阐释其与绝望之间的精神关联。

从昭君诗看宋诗对崇高精神的追求

昭君出塞历来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历来均是以表现怨情为主,但是宋代的一些昭君诗却表现出了全新的气象,不再以怨为主,而表现出了心忧天下,志在为国为民的崇高思想,从而完成了从怨女到义女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宋代文化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折射出了宋诗在内在精神上对崇高的追求。

试述元代历史剧的情感基调

元代曲家面对污秽黑暗的现实,常常很自然地借助于古代的英雄和让人同情的帝王,以表现民族的耿耿之气和亡国之痛。因此元代历史剧总是蕴藏着一种幽远的呼唤声,具有浩然之气和愤懑绝决之情这样的情感基调。

王安石诗歌中的怨刺探析

自"诗教观"产生以后,对当时以及后世的社会生活和文人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在继承传统"诗教观"核心内涵的同时,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做出了各具特色的阐释。正是由于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特点,特别是在北宋王朝中期内忧外患,社会矛盾重重的背景下,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凭借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对当时社会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较充分的揭露。在作品中对统治阶级不关心农事,不重视人才,品行不端和残酷战争的怨刺,不仅使我们看到当时社会状况,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了解处在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对"怨刺"的理解,进而对王安石的"诗教观"有更全面的认识。

论西方怨恨伦理的形成

怨恨一词在中西文化中均有涉及。在汉语语境中,更多地存在于文学描述中;在西语语境中,尼采使怨恨成了专业术语,舍勒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对道德建构中的怨恨的讨论使怨恨一词独具伦理魅力。经过现代西方学者的努力,怨恨最终发展为一个哲学伦理学乃至社会学、政治学术语,并被多学科探讨而形成了一套话语体系。怨恨伦理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西方当代建筑中的反讽手法及其启示

本文对1960年代以来出现在西方当代建筑作品中的反讽手法进行剖析,阐述了反讽的含义与结构、反讽手法产生的社会根源,并从建筑本体的角度对反讽手法的形式特征进行了分类与归纳。文章最后简要地总结了反讽手法的意义及其对我国当代建筑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