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信任赤字的形成原因与生成机制

多重因素加剧世界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全球信任赤字成为制约国际合作的重要障碍。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偏好、行为和结构三个核心维度来看,全球信任赤字形成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国内工具理性思维传导,国际理性思维发展两极化;二是国家间冲突集中表现为压制性竞争和武力对抗;三是国际结构趋于安全阵营化、发展两极化、合作碎片化。三者相互作用影响,致使国际信任呈螺旋式下降。尽管全球信任结构呈现破碎化,但国际结构本身处于动态调整过程后趋向稳定,中国方案有望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

互信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的分析

从两岸关系史看,互信是两岸双方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重要前提。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阶段,互信的巩固和深化将日益离不开两岸关系制度化。两岸关系的制度化具有稳定两岸预期、减少不确定性、防止误读误判等功能。在利益和矛盾相互交织的情况下,两岸关系的制度化建设必须符合实际,理应是一个兼具传承与创新的渐进过程。在新的形势下,两岸双方应继续共同努力,用好用足历史机遇,不断去化解限制两岸关系制度化的各种不利因素。

人情支出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制度化信任”的缺失及其衍生出的“特事特办”制度引致当下中国人依然热衷于人际关系的培养与利用。农村熟人社会中的人情支出行为塑造了农民极具乡土色彩的人际关系网络,针对农村地区不断上涨的人情支出现象,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探讨人情支出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情支出显著增加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通过获得亲友信贷支持进行非农创业是重要的影响机制;工具变量法、敏感性分析与替换解释变量均表明人情支出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是稳健的;进一步地,异质性讨论得出人情支出对于年龄在40岁以下、低收入家庭以及所在村庄为非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促进效果会更加明显。研究结论不仅为理解农村熟人社会中的人情支出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探索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决定因素提供了新的证据。

对立还是共生: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信任关系研究

在现实的合作情境中,传统的单维度视角无法解释合作双方之间复杂的信任关系。通过对《中国NGO口述史》的文献考察,可以将"信任"与"不信任"作为两个独立维度来考量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信任关系。通过分析发现,"信任"与"不信任"是政府与社会组织间信任关系的共生态,社会组织既接受政府权威,同时质疑政府的部分理念和作风;依赖政府,同时表达独立性的愿景;配合政府的工作,同时制约政府行动;与政府理性交流,同时保持审慎观望。而政府则给予社会组织一定的活动空间,但严格监控其行为;为社会组织提供不同形式的资助,但是条件苛刻甚至口实不一;依靠社会组织展开部分工作,但是态度傲慢甚至任人唯亲。双方的信任关系处于一种矛盾结构:政府对社会组织"低信任/高不信任"共存,而社会组织对政府兼具"高信任/高不信任"。要构建良性的信任关系,制度化是根本出路。

论法律信任建构的反向逻辑:不信任的制度化及其功能

现代法律系统有着天然地不被信任的倾向。但现代法律系统的正常运转又依赖于信任,法律信任的建构因此只能遵循从反向出发的合法化逻辑,这要求在法律系统内部建立对于不信任的全面、严格的制度化处理机制,法律信任就变成了对于系统内部不信任功能的信任。不信任被制度化后就构成了法律信任的自我反思机制。对不信任的制度化通过将不信任情绪及其处理变成一种可预期状况与常规化操作,从而有助于实现法律信任的动态稳定。对不信任的制度化还能够使法律信任实现“去人格化”,使得人格信任所难以接受的不信任表达与处理在系统内部成为一种常态,从而极大增强了系统的内在可靠性与稳定性。

国外政治信任研究的历史进程与理论聚焦

"二战"结束后特别是1970年代以来,遍布各国的政治信任危机推动国外政治信任研究兴起。政治信任研究的历史进程为:研究进路上,由学术边缘逐步成长为专门领域;研究范围上,由以美英等西方国家为蓝本扩展至世界各国;研究方法上,由实证研究为主发展为实证与规范研究并重的格局,特别是开展了广泛的比较研究。国外政治信任研究聚焦于公民文化论、社会资本论、自由宪政论等密切相关的几个理论主题。

社会公平感如何影响农村居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基于五期CGSS的实证研究

推动农村居民政治参与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高乡村治理水平的重要环节。为探究个体因素在农村居民制度化政治参与中的作用,本文基于行为公共管理学理论,使用五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调查数据,并运用分层线性模型,探讨社会公平感、互联网媒介与农村居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对制度化政治参与有正向影响;社会信任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互联网媒介虽然抑制了农村居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但在社会信任影响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农村居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成因以及互联网在其中的作用。

中外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比较分析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首先对家族企业的概念进行引介和界定;然后对世界范围内家族企业存在的现状进行回顾,并对其广泛存在的原因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进行阐释;最后着重对美国、日本、意大利及中国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家族企业的未来走向进行了探索性的思考。

政治信任的城乡比较——基于2015城乡社会治理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为克服中国现实状况和研究方法局限给政治信任的城乡比较造成的障碍,本文采用城镇化质量指数、地理空间信息建构了连续型的城乡自变量,将户籍制度的影响纳入研究设计当中,并从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两条路径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城镇化质量和地理空间距离可以显著影响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但是其对中央和地方政治信任的作用相反;中央政治信任受到制度与文化变量的均衡影响,而地方政府信任受到制度变量的单一影响;户籍制度加剧了常住人口与非常住人口在政治信任方面的差距,对非常住人口的地方政治信任产生了较大的负向影响。

网络化组织形式中的信任构建——新制度主义视角

本文针对网络化组织的特征,分析了组织间合作的障碍以及由此产生的管理问题,探讨了关系型治理机制中信任对降低合作的复杂性以及规范合作者行为的促进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考虑网络化组织间合作不同阶段的特点,提出了基于合作周期的三阶段信任建设模型。

制度化信任与和谐警民关系建设探析

从类型学的角度来说,警民关系可以划分为具有陌生人特征的制度化信任关系与具有熟人特征的人格化信任关系,二者在构建和谐警民关系中是相互补充,共同起作用的。不过,在当代的复杂社会中,制度化信任在警民信任关系建设中具有更为基础的地位。通过典型案例的调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当前的警民信任危机主要体现为"制度化信任危机"。因此,增进我国警民间的信任关系也必须从制度建设入手,在吸纳当前公安机关所采取的有益经验的同时进行制度创新,加强民众对于地方公安机关的组织与法律约束力的信任力度,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制度化信任体系。

政治信任、主观绩效与政治参与——基于2019年“中国民众政治心态调查”的分析

政治参与是维持和促进政府合法性的有效手段,是民众表达意见和维护权益的重要途径,且与民众的政治信任密切相关。本研究基于2019年“中国民众政治心态调查”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政治信任对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机制,及主观绩效在其中发挥的调节效应。对6579份样本的统计分析发现:政治信任与制度化政治参与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具体而言,民众的政治信任度越高,就越倾向于进行制度化政治参与,反之则越倾向于进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同时,在政治信任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关系中,民众的主观绩效起调节作用,即在政治信任水平稳定不变的情况下,提升民众的主观绩效将显著提高其进行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但政治信任并不能通过主观绩效影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重建信任机制 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成员间的相互信任既是社会和谐的前提，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特征。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以社会文化变迁为背景，分析中国社会转型期产生社会信任危机的原因以及表现，力图寻找影响中国社会信任机制建立的社会结构因素和文化规范因素，为建立新的基于社会制度的法理社会信任机制提供依据。并尝试性提出一些解决社会信任危机，重建社会法理信任机制的建议。

制度与文化视角下海峡两岸患者信任的比较研究——基于CGSS2011和TSCS2011的数据分析

医患信任是当前社会热点问题。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 2011)和台湾地区社会变迁调查数据(TSCS 2011),从制度与文化的视角,考察了海峡两岸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水平及影响因素的差异,并据此提出针对性建议。研究发现:第一,海峡两岸患者信任均呈现内部分化,抽象信任较高,但具体信任较低;第二,大陆患者的抽象信任水平高于台湾,但具体信任水平低于台湾,这可能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社会转型期的特征有关;第三,海峡两岸患者信任的影响因素具有一致性也具有差异性。一致性表现为医疗满意度、医疗效率等制度主义因素以及传统医疗价值观、普遍信任等文化主义因素对两岸患者信任都具有显著作用,但制度主义因素显然更重要;差异性体现在医疗公平、互联网使用对大陆患者信任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对台湾患者信任具有显著作用;最后,宗教信仰对海峡两岸患者信任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相反效应。这些研究发现意味着提升两岸患者信任应注重医疗满意度、医疗效率和医疗公平等制度因素,也不应忽视了文化因素的长期积累,尤其要提倡健康的医疗价值观、规范医疗环境中的媒体行为和提升社会整体信任水平。

差序政治信任的城乡比较——基于2015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语境下,城乡差别与差序格局是政治信任的鲜明特性,但是鲜有研究将城乡社会结构差异纳入差序政治信任研究之中。利用2015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数据对中国的差序政治信任进行城乡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城乡变量与差序政治信任存在强相关性,城市居民更倾向于将政府当作一个同质化的整体,其政治信任受到制度与文化变量的均衡影响;农村居民倾向于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区别对待,其地方政治信任主要来源于治理绩效评估,而中央政治信任受到文化变量的显著影响。从整体上看,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理性化和批判性程度更高,而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则具备更多传统色彩,这种差异源于城乡发展阶段不同所导致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全方位差异。

文化价值观和医疗满意度对患者信任的影响

医患信任是中国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本文利用深圳市8个行政区共25家医院的调查数据,从文化价值观与医疗满意度的视角切入,考察了其对患者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不同文化价值观对患者信任有显著的差异效应:开放与自我提高价值观、自我超越价值观可以促进患者信任,而保守主义价值观对患者信任不具有显著影响;第二,医疗满意度等制度主义因素对患者信任具有重要作用,并且比文化主义因素更为突出。这些研究发现意味着提升患者信任应更注重以"患者满意度"为中心的服务质量,但也不应忽视文化因素的长期积累,尤其要提倡树立健康的文化价值观。

教育信任与教育法治——一种文化制度主义的解释路径

有学者用“信任危机”“信任赤字”等描述当代教育治理中的“失序”状态。所谓“失序”是站在国家公权力的角度上显示出教育公共治理的难度,但从另一个角度则体现出现代社会人们教育自决、教育自主,甚至教育自治的新时代权利要求。从文化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教育信任问题的关键是受教育者不相信自己合理的受教育权利能够在制度性框架内公平且稳定地实现。因此,我国的教育法治实践的前提和基础是重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教育信任关系,从构建有利于促进信任关系的教育制度结构入手,在中观层面强化教师职业道德体系,规范职业监管、社会监管和教师个人信用评价制度。

我国居民文化参与的影响因素——基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视角

文化参与不仅是居民的一项重要权利,而且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的作用。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视角出发,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分析了公共服务、道德认同和社会信任对我国居民文化参与的影响。结果发现:(1)公共服务、道德认同与社会信任对居民的阅读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公共服务、道德认同与社会信任对居民的视听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公共服务和社会信任能正向预测居民的活动参与。提高居民的文化参与,需要不断加强公共服务制度建设,完善公共服务供给,同时还要加强社会道德认同和社会信任体系建设。

互动与修正的政治信任--关于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来源的中观理论

学术界对政治信任来源的解释一直存在着文化主义和制度主义两种路径。文章试图将其整合进一个互动与修正的政治信任的中观理论分析框架中。文章认为,是否强调传统价值或现代化条件下的自由民主或后物质主义价值,是影响个人对政治体制和机构产生信任的基础性条件。这种基础性条件是由宏观社会文化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塑造的。而对制度和机构的绩效评价,则是根据微观的个人、经济、社会、政治信息作出的。具有价值倾向的个人对各类政治信息进行加工、优先排序与调试,形成了对政治体制和机构的信任。文章在横向上区分特定性与弥散性的政治信任,并利用"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第一波和第三波数据,对理论假设加以检验。实证结果基本支持了互动与修正政治信任模型的假设。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表现为在受价值观倾向、人际信任等宏观文化主义因素影响的背景下,对微观上接收到的信任对象(体制和机构)的"制度主义"特征如绩效、透明度、廉洁作出的回应与修正。

谣言、法律信任危机与认知逻辑

谣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沟通,主要与信任或不信任的态度有关。由于现代法律系统的功能分化,现有制度装置很难使人们透彻认知法律,人们只能信任或不信任法律,这使谣言也可能滋生于法律领域。谣言是公众认知法律的二手信息,这些二手信息以对他人信任的信任作为传播机制。在谣言当中,公众对法律的认知受相对独立并带有偏向性的情感的左右,有着特殊的稳定性与敏感性。公众在谣言中还往往将对法律的认知与判断处理成经典的道德叙事。由于谣言背后不信任背景的总体性以及不信任情绪的逆反性,我们应当以不信任作为前提性预设,并放开对法律的不信任表达,从而通过对不信任的制度化排除实现常态化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