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门宗第九代祖师寂室慧光事迹、佛法考

慧光禅师作为云门宗第九代祖师,诸灯录多略其事迹,致其生平经历如罩雾中,学术思想亦渺茫难测。今考索群书,知其曾先后住持过灵岩寺、瑞岩寺、国清寺,大约活动于公元1101—1159年前后。其禅学思想尊重师说,好用公案,论理则常以声音为喻。同时,他作有《寂室净土文》以阐发其莲宗思想。

《续古今诗苑英华》考辨

文章在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编撰者、编撰时间、书名、所续对象、选录时间范围、卷数、传播及影响等项,对诸家历史文献记载《续古今诗苑英华》的歧异信息进行考辨,考察造成歧异的原因,更正和补充已有研究成果的纰漏。

《皇明经世文编》编纂论考

《皇明经世文编》是晚明松江地区陈子龙、宋征璧、徐孚远等地方文人联合地方官员、世家望族共同编纂的一部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大型文章总集,共收各类明代实用之文3000余篇。全书体现了经世致用的编纂原则,采用了以人系文、撷英取华的编排结构和以世家为主、官方助刊的刊印方式。《皇明经世文编》的编纂原则、编排结构、刊印方式对后世大型文献的编纂具有一定的启发。

《明经世文编》编纂群体之研究

在明末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 ,在强烈的经世意识的驱使下 ,聚集松江 ,共同编纂了《明经世文编》,对时人及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围绕《明经世文编》的编纂 ,出现了一个颇具时代和地域特色的编纂群体——主要成员均为江南松江人士 ,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 ,多为社会、文化领域的活跃分子 ,并具有强烈的经世意识。通过对该群体的构成及其活动的考察 ,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明经世文编》在当时社会的影响 ,以及时人的经世意识 ,并从一个侧面审视那个时代 。

秦汉时期的汉字规范

秦朝所推行的“书同文字”政策,是我国由国家最高行政权力所推行的一项汉字规范政策,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秦王朝实施“书同文字”的具体办法是成功的,有效的。西汉初期中央朝廷将用字的规范作为选拔、考核官吏的重要标准,从中看出,汉字规范政策的推行实施,从一个方面也是国家政权是否安定、社会经济是否繁荣、文化教育是否发达的体现和标志。许慎之作《说文》,旨在是正文字。《说文》之为书及其成就,实与汉字规范化问题有着非常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论宋初的进士行卷与文学

宋初与唐代一样 ,也存在进士行卷。真宗、仁宗时行卷风逐渐止息的原因 ,是由于科举制度的改革 ,由“采誉望”变为“唯卷面”。又由于历史政治背景的差异 ,宋初进士行卷具有不同于唐代的特点 ,即主要定位在文学上 :文人由文学主张相同而相知 ,不再象唐代那样是政治上的“相须”、“相资”。这使宋初进士行卷成为集结诗文革新运动基本力量的手段 ,同时也为文学派别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王昌龄《诗格》考

《文镜秘府论》所收王昌龄《诗格》,可能经后人补辑,但基本内容是可靠的。其中有根据他为人讲作诗法时的纪闻辑录而成的语录体,也有有意著书而成的书面语体。一些内容作于为江宁丞时,但有些内容当作于贬龙标之后,包括语录体和书面体。以前我们只认为它作于贬江宁丞时,是不对的。王昌龄《诗格》的注文也可能为王昌龄自注。

对杨兆鋆关于“双曲线焦点位置作图问题”的研究

京师同文馆的数学教育在清末数学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客观评价京师同文馆的数学教育离不开对其学生的考察.为此,探讨了其培养出的学生杨兆鋆在双曲线焦点位置作图问题方面的工作,指出杨氏在此方面的工作是以清末中算家李善兰为代表的对圆锥曲线研究重要方向的继承和发展.杨氏此方面的工作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数学传入后对当时中国数学界的一些影响.

皎然文学思想的变化

《诗式》是皎然晚年的作品,《诗议》是皎然早期的作品。《诗议》肯定用事,基本否定齐梁诗,反对俗巧,但大历时期文风崇尚俗谑,盛行游戏为诗,士风狂放不束,盛行洪州禅,对齐梁诗的看法有了变化。因此皎然晚年《诗式》,不但不再反对俗巧,反而赞成戏俗,赞成调笑一格。对齐梁诗多持肯定态度,否定用事。这说明,从《诗议》到《诗式》,皎然文学思想有了变化。认识这种变化,可以帮助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大历年间的文学思想。

杨兆鋆“平圆容切”问题研究

目的对京师同文馆毕业生杨兆鋆(1854—?)的数学成就做出评价。方法历史文献考证和分析。结果杨兆鋆在“平圆容切”方面的工作,是在吸收和消化《几何原本》中相关知识的情况下,以欧氏几何做图方法研究圆之间相切问题的典型代表。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工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结论杨氏的工作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数学传入后对当时中国数学界的一些影响。

从《诗文自警》看元好问的散文审美理论

《诗文自警》辑佚十五则,系统地反映了元好问的散文审美理论。儒家的"中和"思想是元好问散文审美理论的基石,"不随人后,自成一家"是元好问散文审美的创新追求。在立意与遣辞的关系上,元好问凸显"意"的表达。同时他运用辩证的思维方法,处理散文写作艺术技巧问题,提出许多精辟见解,表达独到的散文审美接受理论。

杨兆鋆“三角测量术”推广的研究

京师同文馆的数学教育在清末数学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客观评价京师同文馆的数学教育离不开对其学生的考察.京师同文馆的学生杨兆鋆利用四面体理论推广了传统的"三角测量术",他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数学传入后对当时中国数学界的影响.

黄宗羲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兼论黄宗羲的学术民主思想

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的科举制度,到明清两代,弊端已经充分暴露。黄宗羲对科举制度的批判集中在败坏人才与禁锢思想自由上,即“破坏天下之人才”与“限以一先生之言”。他的结论是“举业盛而圣学亡”。经世致用与学术民主是黄宗羲心目中“圣学”的核心。他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是为了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与倡导学术民主,期望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黄宗羲强调“道非一家之私”,以为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可以达到较为正确的、全面的认识。他期望能出现“各持一说,以争鸣天下”的格局。

刘勰论《诗》、《骚》

《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向来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一特殊地位也充分体现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对《诗经》,刘勰一方面充分肯定其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又着眼文学创作而将其还原为诗歌创作的成功和典范之作,进而总结出文学创作的根本规律:以情为本,文辞尽情。对"楚辞",刘勰一方面着力澄清汉代以来以经立论的楚辞观,同样还原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则强调其"笼罩雅颂"的"惊采绝艳"之美,从而要求文学创作"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

《经典释文》述评

《经典释文》是汉魏六朝以来群经音义的总汇。该书收录广博,考证精深,其成就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总结:其一,《序录》阐明著书之缘由、条例,综述经学传授源流,为研读该书正文和了解唐以前经学发展沿革提供了基本线索;其二,采众本之音切为群经原文及注文标音,兼载诸儒的诂训,是后世了解诸经古音古义之津梁;其三,收异音异文,存佚音佚文,辨字音字形之是非,集汉魏以下校勘学的大成,保存了大量语言材料,是后世研究上古语言的宝藏。然而,《经典释文》也存在不尽人意的地方,由于时代及研究方法所限,该著作亦有是非莫辨、判断错误、取舍偏颇等不足之处。

清末数学教育的一个案分析——李善兰数学工作对杨兆鋆的影响

京师同文馆的数学教育在清末数学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客观评价京师同文馆的数学教育离不开对其学生的考察.通过对京师同文馆的学生杨兆鋆数学工作的考察,探讨了李善兰数学工作对他的重要影响,为客观评价京师同文馆的数学教育提供了重要史料.

清朝前中期仕人的生态思想——以《清经世文编》为中心

清朝前中期,经济核心区的生态环境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一定空间,仕人们的生态思想以利用为主,兴修水利及保护湿地、建设林业、兼植五谷都体现出土地产出最大化及规避风险的目标。边疆地区已直接面临生态危机,在自然环境相对敏感的地区涌现出生态保护思想,保护森林已提上地方政府的工作日程。部分仕人朝现代科学方向前进探讨生态思想,但探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还不够强烈,对宏观生态系统缺乏全面了解,对林业价值的认识也不够全面,生态保护仍处于自发阶段。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出处考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是极为著名的励志格言,广为人们传诵引用。论其性质,多称古诗、古联、古谚;举其出处,多言《警世贤文》,因而也有以为出于古人《增广贤文》的。然《增广贤文》未见此两句,所谓《警世贤文》乃由今人选辑《增广贤文》条文并掺合少量当今流行谚语格言而成,其中即有此联。此联不是古诗古联,而是当代社会新起的时语俗谚,最初出现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1983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中国谚语总汇·汉族卷)俗语》权威著录。

《滇南文略》的成书、体例及文章评点

《滇南诗略》与《滇南文略》分别是清代云南重要的历代诗、文汇编。《滇南文略》的编者在辑《滇南诗略》时,兼顾《滇南文略》材料的搜罗,而编刻稍为滞后,《滇南诗略》的成书极大地推动了《滇南文略》的纂辑。《滇南文略》的编排体例主要有四个特点:不求备体,而是分门别类以求古;文体排列顺序体现"尊君尊经"、"义正事公"的思想;对未见之文不下断言,留有余;评点的选择标准不注重照官爵、行辈之先后,而以评点之精当与否为准。《滇南文略》的文章评点主要包括眉批、行间评语、跋语等类型,不少评语清楚地交代了所收文章的不同来源。其编排体例合理,文章评点独到,搜罗广泛,成为后来编纂云南相关文集的材料来源和总集编纂的范例。

从史部义例看《清文献通考·经籍考》对《四库全书总目》之因革

学界迄今尚未对《清文献通考·经籍考》及《四库全书总目》的关系加以考述,实则《清文献通考·经籍考》解题内容本于《总目》,但在部类、体式的安排上则系折衷马端临《文献通考》及《总目》而来。通过以《清文献通考》中的《史部经籍考》为样本进行分析,可发现《史部经籍考》对《总目》有所扬弃,在这一改编的过程中,以意改《总目》而出现一些失误,同时也在解题的立意、史实、考证诸方面对《总目》有所补充与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