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夜行罪人”中的典中典

《洛阳伽蓝记》中的“夜行罪人”一语是典中有典。李延寔用了《三国志·魏志》中田豫请求退休的典。而田豫其语除了涉及汉代《二年律令》外,还使用了《诗经·齐风·东方未明》汉代阐释中的两个典。“夜行罪人”四字充分表达了李延寔于高龄之时接受皇帝外甥委任时的复杂心情。

话语体系转换视域下的儒家情论演变——以《乐记》“情礼”论与《复性书》“性情”论为中心的考察

“节情”与“止情”是先秦儒家与唐宋儒家在情论问题上的基本分野。先秦儒家以《乐记》为文本核心建构了“情—礼”论,试图以人情之常来论证礼乐制度的合理性;唐宋儒家则以《复性书》为文本源头建构了“性—情”论,并试图以此回应域外佛学与魏晋玄学的理论冲击。如果以福柯话语体系的视角来观察上述差异,则先秦“情—礼”话语体系导向“节情”,唐宋“性—情”话语体系导向“止情”;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但在概念与文本、知识与信仰系统、社会实践指向以及人性论上也具有一定差异,因而构成了话语体系转向。儒家情论问题的这个话语体系转向的实现,更多的是受域外佛学、魏晋玄学等外缘因素的影响。而话语体系的分析方法在认识儒家情论演化历程、推动当代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理论优势。

1961年张家坡西周铜器窖藏的族属及相关问题研究

1961年10月,陕西省长安县沣西公社张家坡村发现一西周铜器窖藏。明确该窖藏所出伯庸父鬲、筍侯盘、伯梁父簋、伯喜簋、伯百父盘的作器情况,对探究窖藏主人族属问题及其所属国(族)对外交往情况大有助益。张家坡西周铜器窖藏主人为某姞姓国(族)之长。该国(族)在当时政治地位较高,与姬姓筍国存在联姻关系,同时与丰丼叔氏交往甚密。窖藏反映出的联姻交往状况一方面为西周时期“姬姞耦”提供新的材料证明,另一方面证实西周时期地缘性因素在畿内各诸侯国(族)的联姻交往中具有重要影响。

康熙十二年蒲松龄与唐梦赉同游泰山说质疑

康熙十二年(1673)冬,唐梦赉践昔年与释元玉旧约而有登岱之行。因其登岱所作《看日出歌》及《杂记》记述登岱见日出事与蒲松龄《登岱行》所记泰山日出相似,后来的研究者论及唐、蒲交往,必言二人同登泰山、观日出一事。蒲松龄虽有《登岱行》七古一首,因未能系年,被路大荒先生“姑附于”康熙十二年的诗作中,不能据此认定为该年所作。唐梦赉登泰山在康熙十二年(1673)冬,蒲松龄登泰山在某年七月,二人同是登岱,时间不同,时令有别,故康熙十二年(1673)蒲松龄与唐梦赉同游泰山之说不符合历史事实。

高效液相法测定银杏叶制剂中黄酮甙含量

采用ＨＰＬＣ法测定了银杏叶浸膏及片剂中黄酮甙含量。以Ｃ１８柱，甲醇－０．５％磷酸水溶液（４８：５２ｖ／ｖ）为流动相，检测波长３６８ｎｍ，以槲皮素、山奈素。

陈子昂的文学观及其诗文实践

初唐之际,陈子昂"文章道弊五百年"的诗文革新论、"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的文学风格论、"兴寄都绝,每以咏叹"的文学本质论、"当有知音,以传示之"的文学创作论的文学观及其诗文实践,承继汉魏风骨,开启盛唐气象,为盛唐诗文奠定了基调,唱响了"盛唐之音"的序曲。

从《应星日记》看晚明清初的徽州乡土社会

绩溪民间文献《应星日记》以粮食供应和民间信仰为主,从一些侧面描述了此一时段民众的日常生活,并揭示明清鼎革之际乡土社会的纷乱图景:阶级矛盾与族姓纷争,应是17世纪中叶地方社会纷乱图景的不同侧面,族姓纷争加速了宗族的整合,并对地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通过介绍《应星日记》的史料价值,可透视晚明清初的徽州乡土社会。

《周秦行纪》作者及其相关问题考论

《周秦行纪》是中唐时期牛李党争背景下的传奇作品。学界对于其作者和成文时间的研究多有歧异。经推考,其作者当系唐代京兆韦氏京兆房族员韦瓘,韦瓘自幼与李德裕亲善,于牛李党争中属李党骨干,《周秦行纪》是其对牛党党魁牛僧孺的构陷之作。从内容和接受情况看,《周秦行纪》成文于牛李两党竞争最为激烈的文宗开成年间。《周秦行纪》版本现存有三,其中以《顾氏文房小说》本为善。

杜环《经行记》及其重要价值

目的梳理杜环《经行记》内容及相关材料,为唐代中西科技文化交流提供依据。方法文献考证与分析。结果《经行记》记述了公元8世纪中期中亚、西亚乃至北非的地理环境,物产名俗,宗教,法律等重要内容,弥足珍贵地记载了中华文明对中亚、西亚以及对阿拉伯的浸染。结论杜环《经行记》不仅是一部单纯的游记类地理著作,更重要的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是中华文明尤其是以纺织、造纸为主的科技文化西传的最早记录,具有"凿空"价值的珍贵文献,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大科技史事件。

《易序》作者略考

《易序》为朱熹著作《周易本义》中的一篇序文,但此文也被收入程颐的《程子遗文》及程颐的弟子周行己的《浮洼集》中。谁是《易序》的真正作者,众说纷纭。本文从文献的角度和思想的关联上断定朱熹是这篇序文的真正作者。

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中国历史记载的重要贡献

日本圆仁所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下简称《入唐》）和唐代玄奘写的《大唐西域记》、元朝马可·波罗写的《马可·波罗行记》被人们称誉为“东方三大旅行记”，它不仅是中、日文化邦交史上一部闪灼着耀眼光芒的历史文献，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关系史上一部彪炳千秋的不朽丰碑。深入地对它进行研究不仅能多层面、多角度地了解唐代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情况，而且对中、日文化的友好邦交也有着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和意义。

李商隐无题诗与“兴寄”

"兴寄"说是唐代重要诗学理论,李商隐是晚唐颇具代表性的诗人。将两者联系起来,深入研究"兴寄"理论与诗人"沉博绝丽""深情绵渺"的独特诗歌风格之间的关系,以及无题诗的"比兴寄托"特征,可以揭示出诗歌理论与诗人风格形成之间的相互关系,借以呈现晚唐诗歌"兴寄"风貌特征。

论“行通济”民俗的当代文化功能

佛山行通济民俗不是被化石般消极保留的"历史遗留物",而是在释放文化功能的过程中契合地方社会需要的活态文化形式。其功能以地域环境的变迁为动因,以民众需求的改换为基础,经退化、衍变与拓展而呈现出复合、杂糅的特点,彰显着传统与当代混搭、官方与民间杂糅的复杂机理。置身于当代"祛魅"语境,行通济民俗的情感宣泄、认同凝聚以及慈善教化等文化功能愈发凸显。

邢秀吉名老中医辨治湿热阴虚证的经验

邢秀吉老师是福建省著名的名老中医专家,对湿热阴虚证的辨治具有独到的经验。认为湿热阴虚证是一个特定的证候,并非湿热证与阴虚证的简单相加,湿热阴虚证的主要病理基础是脾虚及肾阴不足,提出如何在已经诊断的湿热证中判断湿热阴虚证,湿热阴虚证大量存在于临床,治则当以壮水养阴为主,利湿清热为辅,治疗中以甘露饮为辨治湿热阴虚的代表方,临床疗效显著。

蔡清对朱熹《本义》的折中修正——以“保合太和”与“继善成性”的注解为例

蔡清对朱熹《本义》的研究,是在逐字逐句的斟酌中走向前进。他对朱注强调全面理解,并多有义理发挥和字义辩证。在"保合太和"论中,以实理充盈诠解"保合太和",符合朱熹以理为本解释天道流行圆满的主旨;注意"各正性命"与"保合太和"的区别,并将"利"与"贞"分说之;认为"各正"虽指向理,但理不能离气。在"继善成性"论中,肯定"动静无端",道具于阴与行于阳是同一过程的两面;突出道的地位和作用,认为继善与成性相互发明,其间的差异并不具有绝对性的意义;承认人性兼有善恶高下,推进程颢以来善恶皆谓性和理有善恶的观点,具体化了朱熹对孟子性善论性而不言气的批评;讲性善重要的不在于"善"的质的统一,而在于量的差别。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皇朝中兴纪事本末校记》稿本考略

通过对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稿本《皇朝中兴纪事本末校记》与《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中兴小纪》等相关史料的比对,论述该本的创作背景、作者生平、文献学价值及不足之处,认为该本对《皇朝中兴纪事本末》的全面整理、校勘有借鉴及警示作用。

论“兴”在词学理论中的传承与拓展

传统诗学关于"兴"的理论,既在词论中得到传承,又得到进一步的开拓。在兴感有寄的两个层面上,词论多承诗论立说。词论家认为:由于词之体性不同于诗,其兴发感动的功能有胜于诗之处,审美空间因此得到拓展,但解读词作也应受到是否有明确事实前提的制约。由于词的寄托情感的审美状态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导致寄兴深微,应以隐含身世之感、君国之忧为至境。词论家对兴的探索,不属意于兴的作法意义,而着意建立兴的审美标准。对比的评说,也是用兴的审美眼光去观照。从作法意义上看,唐宋词大致经历了赋—兴—赋三个阶段。

相似的内涵与不同的思路--朱彝尊和张惠言关于比兴寄托的论述及其后学的接受

比兴寄托是中国文学的重要命题。朱彝尊和张惠言是清代最重要的两个词派--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领袖,他们的词学理论中都涉及这个问题,而且内涵有相似之处,但朱彝尊本人对此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并无进一步发挥,其后学也并不将其作为朱彝尊的重要理论贡献。朱彝尊的两篇序主要的动机是尊体,并提倡南宋词学。张惠言则不仅自己有意识地提出了比较全面的理论,而且更加契合时代、社会和当时的士人心态,因而得到了后学的热切追随,并推动了整个清代词学走向了新阶段。清代学术非常重视师法,这两个流派的后学的传承和选择,可以从一个角度认识朱、张的核心理论,也可以揭示这两个流派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色。

唐代诗学“兴”范畴体系研究之一——关于“兴”范畴的溯源

将唐代"兴"作为一个诗学范畴,对它的几个基本内涵即"讽喻美刺"的社会现实价值、"言有尽意无穷"的审美价值及"比兴"艺术等进行了溯源。弄清了"兴"的社会现实价值与儒家诗教理论的关系,"兴"与古代比兴艺术思维、比兴艺术手法的关系,以及"兴"的审美价值与儒、道、释三家美学的关系。

一笔不应当拒绝的遗产——常州词派“比兴寄托”论词的现代解读

以张惠言为祖师的常州词派以"比兴寄托"阐释法,对温庭筠的艳词进行了革命性的解读。这一源自于先秦两汉儒家诗学传统的阐释法,在现当代遭到了冷遇,原因在于其政治性、隐晦性。"比兴寄托"作为中国诗歌的"金科玉律"和词学理论的最高成就,我们不能不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和现代观照。兼具中西文化识见的叶嘉莹先生对"比兴寄托"问题高度重视,为此提出了立足于作者、作品和历史的三个标准来加以判定。此外,还提出了读者联想和文化语码的解读方式,给予后学极大的启发。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以现代视角来探究立足于读者的阐释之路,即常州词派作为一个阐释共同体,建立了以读者为核心的阐释原则和常派家法,极大地拓展了论词的空间。"比兴寄托"这一传统通过我们的现代解读,以冀能够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