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幕与立言:武进士人邵长蘅的幕宾生活与古文风貌

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初冬,武进士人邵长蘅(1637—1704)投身江苏巡抚宋荦(1634—1713)幕府,直到去世,历时近十二载。以文化型幕宾的身份,实现立言传世的志向,这是邵长蘅晚年自觉的人生追求与文化定位。幕宾生活削弱了邵长蘅人格的自主性而突显了他人格的依附性,他撰写了大量平庸的应酬文章,难免降低了他的古文品格。但这些“因文而生情”的古文作品,也彰显出他超越常人的古文修养和修辞能力,并且有效地提升了他那些“因情而生文”的古文作品的价值。得益于幕宾生活的特殊际遇,邵长蘅成为顺治、康熙年间“布衣能文之士”的翘楚,至少在声誉上得以与侯方域、魏禧鼎足而三,登上文学史殿堂。

关联理论视角下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以《长恨歌》两个英译本为例

在诗歌英译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对传递中西方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对译者的翻译能力带来了极大考验。以《长恨歌》为例,通过对翟理士和许渊冲两个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进行对比,验证关联理论在翻译实践上的合理性与解释力,进而探究译者所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以期对中国诗歌文化的翻译乃至中华文化的传播产生积极意义。

何为“阳马”

汉魏建筑中的阳马本指马形塑像,时人刻作其象以负荷檐梁,承接木石之曲,马属于阳物,故称阳马,与其相应的建筑部件长桁以及飞昂也可以此称之。阳马与楄、桷、长桁、飞昂之间有复杂的搭配关系,汉魏宫殿赋中的“阳马承阿”“阳马承楄”都只是对部分阳马负载样式的描述。以《文选·七命》吕向关于阳马的注解为锁钥,结合汉代文物建筑资料,才能全面认识阳马负载样式及其指称的多样性。

基于气压计法的昌恒煤矿通风系统阻力测定及分析

为掌握山西岚县昌恒煤焦有限公司新改扩建矿井投产前矿井通风系统的稳定性及相关参数,根据昌恒煤矿井下通风系统的实际情况,采用气压计逐点测定法,对通风系统中4条(1主3辅)测定路线逐点测定通风参数,全面、准确地掌握了全矿井通风阻力分布情况。结果表明:昌恒煤矿通风系统的总阻力为493.3 Pa,进风段、用风段、回风段阻力分布比合理,通风阻力主要集中在用风段,风量能够满足矿井日常生产的实际需要。该研究成果为日后通风系统的调整和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保证,其研究方法为其他相似矿井通风系统的技术管理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长恨歌》主题新论

长期以来研究者对《长恨歌》主题的探讨仍然停留在文字和事件的表层意义上 ;如果从象征或寓言的意义层面来看 ,《长恨歌》表现的应该是人的悲剧 ,是对于人生顾此失彼的尴尬处境 ,对生命难得完满的必然结局的深切悲叹。

唐代传奇创作对《长恨歌》叙事艺术的影响

陈寅恪先生认为白居易之《长恨歌》与陈鸿之《长恨 歌传》“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是诗、传结合构成传奇的一种体式。这种“以小说为 诗 ”的叙事艺术特点深受唐传奇小说的影响，从而使白居易的《长恨歌》故事情节的创造更富 艺术想象力，细节描写更加细腻逼真，使抒情进一步向艺术渗透。

尹昌衡西征与西姆拉会议

1912年7月,尹昌衡率军西征,平定川边藏乱,维护国家主权,功不可没。正当尹军以破竹之势直捣拉萨时,英帝国主义百般阻挠,袁世凯政府委曲求全,最终致使西征功败垂成。西征中缀后,驻守川边的尹昌衡仍忠心报国,屡次击退来犯之敌,给西藏分裂势力和英帝国主义以震慑。尹昌衡西征一方面促成了和解西藏问题的会谈(尽管这一会谈最后演变成丧权辱国的中英藏三方会谈——西姆拉会议),另一方面严重阻碍了英帝国主义外交阴谋的实施,一度成为阻止"西姆拉会议"召开的重要原因之一,并对"西姆拉会议"的召开地、内容、性质都有一定的影响。

从白居易的性情看《长恨歌》的主旨——兼谈词体生成过程中的一个问题

以往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主旨的探讨主要是以作者的政治观点、思想态度为出发点的。从新的角度解读可以见出 ,白居易的性情特征与他的文学创作关系非常密切。白居易乃“最深于情之人” ,易于感怀 ,情感细腻 ;因此 ,《长恨歌》的主旨主要应是表达了作者对像李、杨爱情这种亘古难全的人间憾事的深沉喟叹。

重述的历史:《长恨歌》的现代重写

历史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观察评价和叙事角度的变换,必然形成对历史故事的不同叙事形态,《长恨歌》、《马嵬》、《马嵬驿》就是这样对于杨贵妃与唐玄宗故事的不同叙事形态,对比剖读此类由相同反映对象衍变而成的历史文学文本,可以反观当下的思想文化语境和作者的创作个性。

《长恨歌》的叙事视角转换及其作用

不同的叙事视角具有不同的功能。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叙事视角呈现出由第三人称全知叙事逐渐向人物叙事转换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两种视角功能各不相同,使诗歌的主题出现了由批判讽刺向同情惋惜的转移。而叙事视角转换的推动力,则来自"人"在叙事中的核心地位。

“冷漠”叙述者的“镜城突围”——《长恨歌》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

王安忆《长恨歌》的零聚焦叙事对叙事内容有选择的"偏爱",以及叙述者对话语和结构进行的"控制情绪"的干预,使文本获得一种对女性生活描写的客观化效果,由此也获得了女性作家作品在主流社会的话语权,同时也为女性小说创作提出了一种可供借鉴的形式。

苦忆毗陵秋雨夜 竹楼灯火对论文——魏禧与清初常州古文家的理论交流及其影响考论

魏禧在康熙初年,出游江浙地区,广交名士,学术视野、识见、学问以及古文理论和创作都得到极大的提升,终克大成。在江浙文士的交往中,常州古文家陈玉璂、邵长蘅等人与其论学最为深入,影响也最大。通过文献考索,论证魏禧与清初常州古文家的交游及其在古文理论方面的相互影响。

《长恨歌传》版本考略

《长恨(歌)传》有3个主要版本:《太平广记》本、《文苑英华》本(通行本)、《丽情集》本。鲁迅以《太平广记》本常见,《丽情集》本后出,断定《丽情》本经过篡改,而史学家陈寅恪“颇疑丽情集本为陈氏元(原)文”,分歧甚大。其实各本文字歧异虽然较多,内容差异并不特别大,应都本自陈鸿原作而都以不同原因有所改易。从与《长恨歌》情节及关键细节的接近程度等来看,《丽情集》本《长恨传》应更近于原作。

男女平衡,和谐发展——浅议王安忆《长恨歌》的女性视野

在传统的女权主义者的笔下,关怀女性的重要方式是打倒男性,但实际上更加激化了男女之间的对立。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却看到男性世界的动荡不安以及他们支撑的疲惫,她强调用女性的坚韧和以她们为主体的安稳的世俗生活,使其与男性世界形成互补,构成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

一篇长恨有风情——论《长恨歌》对宋词的影响

白居易诗歌中,最为宋词所接受的,是以《长恨歌》、《琵琶引》等为代表的感伤诗,其次则是那些描写闲适优裕生活的篇章。可以说,"感伤情调"、"闲适生活"是白居易诗歌给予宋词最宝贵的财富。宋代诗词借《长恨歌》或感慨小我的命运无常,或流露浓郁的麦秀之悲,或以"梧桐夜雨"状写离别之凄清,或以"梨花带雨"写花、写人、写雨,或以"分钗"叙本事、咏七夕等。

长垣县引黄供水工程水力过渡过程数值研究

采用了特征线方法对长垣县引黄供水工程事故停泵状态下的水力过渡过程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原设计不符合要求。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建议加大管径或是采取缓闭止回阀和充气阀的工程措施进行水锤防护。

民初川边治理及其成效

民初北京政府根据川藏边情的演变,先后设置了川边经略使、川边镇守使、西康屯垦使等地方长官,并划设川边地区为特别区域,以此来加强对川边的治理。川边地方当局也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于川边地区一直处于动荡的局面、北京政权式微、四川时局持续混乱等因素的影响,民初川边地区治理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以致人心浮动。

“流言”:“寻找上海”的另一种可能——再读王安忆《长恨歌》

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为我们描述了昔日的"上海小姐"王琦瑶漫游在城市与时代边缘的故事。王安忆之所以要写作这个故事是为了寻找上海的历史。而"寻找上海"的动因则是来自20世纪90年代上海城市中高涨的"市民自信心"和涌动的"怀旧热潮"。王安忆这种利用"流言"去构筑上海历史的方式无疑是对张爱玲式的醉心日常生活书写的延续。但这种构筑上海史的方式却存在着"去本真性"的问题,导致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遭到忽视与掩埋。

《长恨歌》的叙事学分析

王安忆的《长恨歌》从内在结构上看是由一个圆和三个三角形组成的命运图形,在王琦瑶曲折回复的人生之圆与自成体系的三段生命中,处处体现了二元对立的美学原则。《长恨歌》的静态叙事将悲剧传奇还原成一种琐细的日常人生,而其语言则在体现全文叙述特色的基础上构建着新的属于弄堂市民的上海历史。

唐代宫廷文化视野中的《长恨歌》研究

《长恨歌》作为长篇古体叙事诗,以独特的文学审美韵致感染着人们。其影响力已经超越了文学领域,辐射到了文化的多个层面。《长恨歌》作为一个突出的文本案例,深刻地阐释了唐朝历史乃至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为重大的转折,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下半叶感伤、世俗、浪漫的文化风气。从《长恨歌》的历史价值角度入手,对诗歌、历史文献、墓葬艺术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研究,能够更为深入地把握这首诗歌所映射出的唐代宫廷生活习俗及审美趣尚的演变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