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ijing Declares War on Garb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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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美对德战略轰炸的情报支援问题

[研究目的]二战期间美对德战略轰炸的情报支援,是人类情报史上学者参与情报分析的经典案例之一。对其开展历史考察,可以还原二战期间美国情报分析工作的真实面貌,深入了解实证主义情报分析理念以及“兰格学派”的情报分析模式。[研究方法]采用文献史料研究法,以案例分析和归纳分析法,剖析该案例的社会历史背景、分析过程、研究范式、运作特点和影响贡献。[研究结论]美国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组织的“敌方目标委员会”运用经济学“投入—产出”理论,采用实证方法构建战略轰炸目标选择的指标体系和测度模型,分析出在不同战略形势下对德实施战略轰炸的首选目标以及轰炸时间节点,以己方最低成本付出取得最大轰炸效果,对决策者提供了有力的情报支援,不仅赢得欧洲战场的胜利,更推动了情报分析专业化进程。

卫国战争何以胜利——基于苏联视角的历史考察

苏联卫国战争(1941—1945)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为抵抗纳粹德国及其仆从国侵略而进行的战争,其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从苏联视角看,有五个方面是主要原因。其一,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气候为苏联提供了广阔的战略纵深,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德军的战斗力。其二,优秀军事将领的战略眼光和战术运用在战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三,苏联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以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四,苏联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社会主义体制为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五,苏联军民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信仰是战争取胜的关键因素。

按行自抑:崛起国何以战略收缩

作为积蓄自身实力、缓解外部安全压力的战略手段,战略收缩成为部分崛起国的主要选择,但崛起国出现战略收缩现象却缺少相应的理论逻辑解释。既有研究往往关注秩序更迭时期霸权国战略收缩以应对崛起国挑战,而忽视了崛起国在崛起时期选择有限战略收缩的现实。基于战略手段调整时序、战略资源分配以及战略目标修订等维度辨析,本文将扩张与收缩等战略选项相联结,并通过能力与意愿两种内部政治逻辑考察俾斯麦德国与北宋统一初期的两个战略收缩案例,两者在存在相当程度的外部收益预期下,基于国内政治逻辑选择战略收缩,从而延缓、甚至避免了霸权国与崛起国秩序之战的出现。探究崛起国在大国竞争中维持自身战略定力存在内部政治机理,有助于重新思考国际秩序大变局下的崛起国战略选择。

德日历史课程标准所见“二战”反省态度之差异——基于国家认同的视角

德日两国历史课程标准对“二战”的起因、经过、结果和战争责任四个方面的叙述均迥然有别,表明两国对“二战”反省态度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与其国家认同建构的策略有关。德国推行以宪政爱国主义为基础的国家认同,宪政爱国主义要求与专制独裁制度决裂、维护民主宪政价值观,这在德国教育文件和历史课程标准中均得以体现。日本推行混合式的国家认同,制度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形成张力,国家认同建构进退失据,导致日本学习指导要领对“二战”的相关叙述闪烁其词。

美国、英国与战后德国的分裂(1945~1949)

二战后,美国、英国与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越来越深。西方国家改变了原来的对德政策,由分割、限制和打击转为扶植,力图把德国纳入其势力范围,使其成为对抗苏联的重要力量。随着美苏关系的紧张,美国进一步加快了分裂德国的步伐,德国成为欧洲冷战的焦点,并由此出现了所谓第一次柏林危机,形成战后第一次美苏冷战高潮。这次危机不仅导致了德国乃至欧洲的分裂局面,也揭示出美苏冷战的基本特征。

看朱成碧:论《欧洲大战史论》中梁启超对“一战”结局的预测

1914年夏天“一战”爆发,梁启超于当年11月出版《欧洲大战史论》,分析大战起因、讨论战争责任,并坚定认为德国必胜。从对该书内容的分析以及与同时代学人对战争结局所作预测的对比可知,导致梁启超预测错误的原因,在于他自19世纪末以来对民族帝国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信不疑,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视其为近代国家之完美模范的德国观。“一战”结束后,梁启超转而赞扬中国传统超越狭隘国家主义的天下观与反对军国主义的和平精神。尽管他这种转变是时代思潮影响的结果,却也证明了以军国主义为取向的近代国家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是不适于中国走出困局的。

试评二战中英美对德战略轰炸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1940年5月至1945年4月,英国和美国空军对德国本土及其占领区进行了战略轰炸。长达5年的战略轰炸,对德国用于侵略战争的炼油厂、企业、交通、军事设施以及一些较大的城市给予了毁灭性打击,使德国的战时经济崩溃,从而加速了同盟国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同时,由于英美两国空军力量的某些局限和指挥上的分歧,加之德国的顽强对抗,战略轰炸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还造成大量平民死亡,自身空军力量也有大量损失。可以说,单纯的战略轰炸虽然能构成对敌方的沉重打击,但并不能完全左右战略的胜负。

德日对二战反省的差异及其原因

60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法西斯同盟的覆灭而告终结。60年后的今天,德日两国对其侵略行径的反省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国对二战反省的态度、对战争的赔偿、教科书的编写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截然不同的原因,从客观上来看有战后战胜国对两国的处理、两国地缘政治不同的因素;从主观上来说有两国民族性格和宗教观相异的因素;中国的政策也不利于日本的认罪和赔偿。

二战后德国政治教育在政治文化变迁中的作用分析

二战后,德国政治文化实现了从传统的纳粹权威政治到现代民主政治的巨大变迁,其中德国政治教育的重构与发展在改变、创造、维系政治文化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本文主要从政治教育理念转变、政治教育目标的更新、政治教育内容和主题的转换、政治教育体系的重建与发展等方面来分析研究政治教育在政治文化变迁中的作用。

“德国裁军与非军事化条约”与冷战的缘起

解除德国武装并对其进行非军事化改造,使其不再对欧洲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是苏美英三国首脑的共识并在《波茨坦会议公报》中做了相应规定。但战后不久,美国另起炉灶,向苏联提议由苏美英法四国共同签署一项旨在保证德国长期处于非军事化状态的"德国裁军与非军事化条约",被苏联拒绝,条约流产。美苏之间围绕该条约的互动,集中体现了两国在德国问题上的根本性分歧,是引爆冷战的引信之一。

“一战”时期中国对德宣战的历史真相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作为一个弱国以对德宣战的方式被动卷入这场大战,表面上纷繁复杂,掺杂着各种政治利益与纷争,但从外交和实际效果来看,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夹缝中求生存的本能体现。

战后赔偿:美苏对德占领政策中的合作与冲突-关于美苏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讨论之四)

赔偿问题是美苏对德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美苏在战后德国赔偿问题上经历了从协商、合作走向分裂、对抗的历史过程。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美苏求同存异在对德索赔问题上达成共识,确定了赔偿原则。尽管苏联在东部地区采取单边行动,且战后美苏矛盾加剧,但双方还是在实现大国合作的愿望中于1946年3月制定了统一的赔偿计划。然而,由于双方在赔偿的基本方针和目标上产生的分歧加剧,统一赔偿计划从未得到落实。1947年4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后美苏在赔偿问题上分道扬镳,是年底的伦敦外长会议终于为盟国共同索赔画上了句号。苏联对德占领政策的核心是获取战争赔偿;德国分裂的根源是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决裂;美苏对德占领政策分歧的起点也在于赔偿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美英伦敦宣言之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宣布中立。为了把美国的贸易建立在有利的法律基础上，美国提议各交战国接受在国际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伦敦海战法宣言。同盟国乐意接 受，协约国内部听从于英国的海上政策，因此围绕美国的提议主要在美英之间展开了争论。 由于伦敦宣言有利于中立贸易和同盟国，限制了英国在海上展开经济战的能力，英国最终在 实质上没有作出让步；而美国由于经济、政治、外交和观念诸方面的原因，最终于1914年 10月22日撤消提议。这场争论既决定了美国此后的“中立”特征，也不利于中立国运用中立 权利的法律武器反对交战的大海军国的海上霸权。

泰国的禁毒运动

制毒、贩毒和吸毒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公害之一。它跟艾滋病、恐怖主义一样,是人类的大敌。目前全世界毒品的种植、生产和消费仍呈蔓延和发展的趋势,毒品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幸免于难。地处世界著名毒源“金三角”的泰国,更是在劫难逃,长期受到毒品的危害和困扰,可以说,毒品已成为泰国国家安全与稳定的主要威胁之一。他信政府自2001年2月上台执政以来,把禁毒作为与脱贫、治贪并列的三大施政目标之一。他信认为,毒品是泰国当前的大敌,防毒反毒是政府的当务之急,提出了向“毒品宣战”的口号。近三年,由于措施得力,行动果断,所以扫毒工作战果累累。泰国政府禁毒的成功将不仅造福于全体泰国人民,也将为整个亚洲乃至全世界的禁毒斗争做出历史性贡献。

联邦德国与第二次柏林危机前期美苏谈判中的德美关系

第二次柏林危机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在欧洲的一次正面交锋,这次危机的核心问题是德国和柏林问题。为使危机得到缓解,艾森豪威尔政府领导西方阵营与苏联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在谈判过程中,联邦德国作为危机的利益攸关方,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谈判政策表现出了充分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反映了在冷战背景下,作为超级大国的盟友的不安全感。

铁路与十九世纪德国统一:基于国家利用技术的视角

德国早期的铁路是在英国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主要由私营公司建设,对德国统一没有产生直接影响。在德意志诸邦中,普鲁士主动加强了对铁路的管制,最终使铁路融入普鲁士政治军事体制。在德国统一战争中,普鲁士铁路体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赢得战争的关键环节。尽管铁路能够影响地缘政治,但其潜力只有通过国家的主动利用才会充分展现。

军事权衡与经济考量:甲午战后日本对山东的调查与凯觎——兼论一战爆发后日本为何急于占领山东

日本对华的侵略构想始于何时,一直是中外史学界存在争议的问题。目前学术界的一个共识是,日本之所以急于参加一战,除其内外交困的政治背景以外,"扩大在华权益"是一个重要考量。这一认识虽然或许反映了当时日本对华政策中的核心目标,但同时也忽略了一战爆发前即已在山东开展活动的事实。由此而言,在探讨日本侵略山东问题时,还应追溯甲午以后日本国内包括外务省及军部双方对山东的考察及其与德、英、美等列强的利益之争。占领中国山东,从来就是一场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行动。

日德两国不同战争史观的文化分析

从对“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两种不同文化形态的差异入手分析日德两种不同战争史观是一种有效途径。基督教神学的“原罪”和“救赎”意识同德国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和“批判精神”结合起来,把“罪感意识”作为道德评判的基准,依靠它来发展人的良心,正是在这种文化心理影响下,德国才能对侵略战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式的反思。在日本,伦理道德体系是建立在对天皇的“忠诚”基础之上的,国家神道、武士道是维系民族精神的有力思想武器,对天皇制国家的“忠诚”是道德和行为的最高准则,成为日本屡屡为侵略战争进行自辩的精神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