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论析

“刺客”之名,源起于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但自古以来,基于不同理由而进行刺杀行动的事件,层出不穷。“刺客”之进行刺杀行动,往往是受托于人,故有“客”之称,其主结纳的方式,一是“恩义以结之”,二是“财贿以赂之”,司马迁特别强调“恩义”,并将其笔下的刺客与游侠并举,其实乃是同源的;但东汉以后,因“财贿”而刺杀的,逐渐增多,甚至有“会任之家”的专门组织,在历代皆不乏此例。但在晚清之时,新出一种“因政治理念”的不同,而进行刺杀的“刺客”,历来对这种刺客都颇加推崇,实则其中对人性的扭曲、对正义的误解,却是非常危险的。

修辞构式“X刺客”的形成机制探析

本文从“刺客”和“杀手”的构词理据入手,厘清了“X刺客”得名之由,对“X刺客”进行了构式认定和构件分析,比较了“刺客”和“杀手”的语义特征差异对“X刺客”形成的作用。本文认为“X刺客”构式的衍生机制主要有四种:隐喻、构式压制、类推作用和反预期。与其他同类构式相较,反预期机制对这一构式形成具有独特价值。另外,本文认为“X刺客”正处于语法构式和修辞构式并用阶段,且最终会发展为语法构式。

《盲刺客》的“南安大略哥特”风格探析

“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代表作之一《盲刺客》体现了典型的“南安大略哥特”风格。作品以单调怪诞、阴森幽暗、恐怖压抑的日常生活环境作为故事背景,充满了哥特气息;叙述了大量的死亡事件:非自然死亡和自然死亡;运用细腻的心理和情感描写,着重营造心理恐怖的氛围。阿特伍德继承和拓宽了传统哥特风格的写作空间,揭示了男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压迫和女性内心的孤独无助、恐惧害怕,并探寻了父权社会中的女性如何获得出路的问题。

assassinate探源

在世界政坛上,被刺杀的政要人物大有人在。仅美国就有四位总统遇刺身亡。再如埃及总统萨达特,印度总理英·甘地母子以及以色列总理拉宾等等。用突袭的方式来刺杀政界要人,英语用 assassinate 一词。该词源自十字军东征。10至12世纪,在罗马教皇的煽动下,以恢复圣地为名,西欧各国对中东地区进行了长达200年的侵略,史称十字军东征(Crusade)。Crusade 一词源自基督教的圣物 Cross,意为“带十字架者”。

《盲刺客》中爱丽丝的“逃避自由”分析

以弗洛姆的“自由”理论体系为切入点,根据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定义,将《盲刺客》中爱丽丝和劳拉划分为被资产阶级物化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中,爱丽丝作为无产阶级代表,对自由的态度从“逃避”到“追求”的转变。分析她在大时代背景下从消极逃避到积极追寻自由的自我觉醒原因,并得出结论:为了逃避自由而向权威趋同和依附,尽管可以获得归属感,但也意味着自我的消亡,只有积极地追求自由,才能真正地实现个体独立完整,塑造健康人生。

《盲刺客》创伤叙事的三个维度

创伤是《盲刺客》的重要叙事主题,创伤的叙事化使人们直面人生的诸多生存真相。身体形象、个体记忆和自我认知等符码和文本建构密切相关,构成了小说创伤叙事的三个重要维度。创伤叙事发掘并激活那些从未被恰当言说的创伤经验,对实现“创伤后成长”、修正人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有启示意义。

汉唐“白虹贯日”解释范式之转变及其文化记忆

“白虹贯日”的解读几经范式演变。先民记录白虹贯日为自然天象,到战国时期视其为政治禁忌,汉代从伦理角度进行比附、影射,六朝时期因社会动荡而将其比附为政治兵象,再到唐朝对其进行诗性阐释。从先秦到唐,“白虹贯日”解读范式的转变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记忆与文学特征,其间它也逐渐与广泛流传的荆轲刺秦王故事相联系,呈现出不同的文化解读。在唐代诗人笔下,荆轲刺秦王、白虹贯日在精诚、复仇和壮志豪情等方面成为盛唐气象、“少年精神”的象征,体现了蓬勃时代的青春力量。然而,安史之乱后,皇权政治式微,白虹贯日再度成为禁忌。

被塑造的亚洲英雄:安重根形象的文学建构与情感赋义

安重根在20世纪初的中国人心中有着重要位置,他的形象从真实报道进入小说创作,经由悼念诗文、历史传记、小说戏剧的想象塑造,成为中国人心中的亚洲民族英雄。中国现代文人从“基督教”“对日本的看法”“与中国的关系”三个方面对安重根形象进行改写,在“亚洲逻辑”里将他塑造为带有中华文化品格、反帝政治诉求的亚洲英雄。在形塑过程中,中国既要保持着自我的民族独立性,还要寻求更多国家的认同,以此参与到国际社会中。而对安重根形象的塑写中也可窥见中国在“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的平衡策略。

自我与民族焦虑:《盲刺客》中的食物隐喻

食物是小说《盲刺客》的一个重要叙事元素。在女主人公艾丽丝回忆家族史的过程中,有大量关于食物的描写,提供了深层隐喻:食物隐喻着不同角色的自我延伸,助人物于无意有意中构建真实自我;通过投射和内向投射,作为补偿机制出现的食物延伸着人们的情感诉求,有时以近乎成瘾的形式外显,实质隐喻的是一种存在焦虑。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依靠潜藏在主流历史下的女性/民族双重叙事,在“吃”与“被吃”之间隐喻着加拿大的民族焦虑,并借由小说结局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从曹刿的历史书写看早期齐鲁兵家记忆的形成

自出土文献《曹沫之陈》公布以来,学界基本认为曹刿、曹沫为同一人。不仅如此,安大简《曹沫之陈》还掀起学界对鲁国的兵法研究的热度。传世文献中曹刿刺客形象的书写带有鲜明的儒家价值取向。分析《史记》将曹刿其人列于《刺客列传》的原因,可以看出早期齐鲁兵家记忆的形成是齐、鲁两国抗衡下的产物,并对后世产生影响。认识并了解曹刿其人还对于把握早期齐鲁兵家思想尤其是鲁国兵学具有重要意义。

论《盲刺客》中的存在主义介入观

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扛鼎之作《盲刺客》以女主人公艾丽丝对其生平的回顾为主线,以虚实相生的叙述传达出作者对束缚女性发展的本质主义刻板模式的深刻反思,召唤女性对自身创造力的洞见。本文通过对《盲刺客》内蕴的深层结构以及艺术手法的评析,从盲目自欺、介入以视两方面探讨介入、洞察以及创造三者在《盲刺客》中的内在联系,从而凸现阿特伍德将存在主义介入思想作为小说结构主线及表层形式的意义。

垃圾邮件过滤技术的分析与实现

垃圾已成为网络、信息系统和主机的主要安全威胁之一。导致垃圾邮件泛滥的根本原因是SMTP协议不能制止邮件发送者的某些欺骗行为。邮件过滤技术是在SMTP协议基础上,运用针对垃圾邮件发送特征和邮件内容的多种过滤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SMTP协议的缺陷,从而限制垃圾邮件的传播。

猎蝽的伪装现象

从具有伪装现象的猎蝽类群、伪装所用的材料、类型、载物能力、伪装行为、去伪装对猎蝽的影响及伪装的生物学意义 7方面综述了猎蝽的伪装现象及其研究动态 ;特别对猎蝽的载物能力进行了讨论 。

试析日本幕末时期的攘夷运动——以关东地区的暗杀外国人活动为线索

德川幕府末期的攘夷运动以在关东地区发生的"生麦事件"等暗杀外国人行动为标志,在日本近代开港与外交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尊王攘夷思想是尊王攘夷运动的理论基础和政治目标。攘夷运动反映了幕末时期日本民众生活的贫困化和下级武士对时局感到不安的危机意识,另一方面也使幕藩体制渐趋式微。

中国侠起源问题的再考索

侠的起源是探讨侠的历史演变和侠文化、侠文学不可回避的问题。考察了前辈时彦在侠的起源问题上的诸种说法,并联系先秦社会历史文化实际和中国侠自身的人格精神及行为规范,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刺客是中国古代侠的直接源头,其人格精神和行为规范中包含了中国古代侠的最原始的、最稳定的质素。刺客人格类型经历了由宗法性武士到非宗法性武士、由成为游民中的一部分到以行刺为手段依附于权贵的角色转换。在由刺客向侠的过渡中,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动荡使其服务于权贵的依附性大大减弱,由"失位"而进一步演变为民众的英雄,加之古代"任"的行为观念的滋养、诸子思想文化的人格哺育,形成了中国原始侠的人格精神和侠义观念,遂产生了中国古代社会最初的侠。

坐标与文化地形

本文选择三部生产机制、接受层面迥异的文本:话剧《北京法源寺》、电视连续剧/网络小说《琅琊榜》、国际获奖艺术电影《刺客聂隐娘》为细读与思考对象,尝试借重文本之表述与症候群勾勒其显现的文化地形。笔者由伦理主体对政治主体的置换、能指游戏与非行动及镜中女侠等议题的展开,尝试探讨面对全球化的今日世界,面对中国崛起,我们该如何重新确定或创造新的社会文化坐标。笔者认为,今日文化研究的首要挑战,不仅是通过文化、文本事实形绘社会,而且是质询并挑战既有的坐标系统与思维惯性。

试论清末革命党人政治暗杀活动的文化根源

清末革命党人的政治暗杀行为不是偶然孤立的政治行为,而是承袭传统的游侠之风、尚武精神以及对“贤人政治”的反叛,并吸收借鉴当时盛行的俄国“无政府主义”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历史行为。

“杀杨儆宋”:杨杏佛被刺问题中的一个误解

蒋介石为何暗杀杨杏佛 ,“杀杨儆宋”说曾长期流行 ,照此杨成了过渡的工具 ,成了用以警示并可替代的牺牲品。其实“杀杨”是必然的 ,此举并非针对宋庆龄 ,主要目的是要扼杀民权保障同盟 ,一举扫除专制道路上的障碍。况且动机只是一个方面 ,还有个人原因也很重要 ,即具体暗杀对象与被选个人的情况有关。在蒋介石眼里 ,杨是一大祸害 ,他曾不顾禁令如实报道苏区 ,现又为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 ,到处营救政治犯 ,做了许多共产党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有如此“前因”“后果”的考虑 ,民权保障同盟中最能干最起作用的杨杏佛自然便成了被暗杀的首选。杨杏佛被杀的动机和原因究竟如何 ,关系对他的评价能否如实到位。

《盲刺客》:左手书写加拿大历史

当代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文学作品《盲刺客》,以蔡斯家族史见证加拿大自独立以来的历史。阿特伍德在这个历史书写过程中,一方面描写了加拿大民族性格中的受害性特点,另一方面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美立场。这部小说还体现出阿特伍德对于历史书写的独特创作理念——"左手书写",即非正统的、女性的、带有后现代和意识流色彩的书写方式,以此可以看出阿特伍德独特的历史观:历史并不仅仅是对过去的记录,更是过去的存在方式。

侯孝贤的“反骨”:从《刺客聂隐娘》看其电影的东方美学意蕴

侯孝贤的电影,始终在以"反电影"的方式进行自己独特的生活观察、生命思考与影像呈现。具体表现为反动为静、反言如默、反虚入实、反西归中、反武以文,从而形成了其影片"无导演的导演"、演员"无表演的表演"、关注"前因后果无情节"的特征。这一独特风格及影像叙事语法的形成,既与导演的生活阅历、生命体验、审美趣味密切相关,又与导演对电影艺术本质的体认有关,更与导演所处的华夏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及东方文化对人生的洞察理解有关。正因如此,侯孝贤电影以其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人文关怀与浓郁东方美学意蕴的影像表述,在世界电影史上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