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收的正义——基于《监察法》没收违法所得条款之诠释

《监察法》中的违法所得没收条款,系任何人不得因自身的不法行为获得利益原理的具体体现,不让贪腐分子因腐败获益、补充常规监察手段不足以及加强国际反腐败合作是其价值基础。从属性上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让利益状态恢复到违法之前的保安处分,属于典型的对物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适用须符合特定的罪名范围要求,被调查人的状态要求,案件重大、复杂且有必要继续调查,以及没收财产范围等要求。为确保没收程序的合法正当,应加强对监察机关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等三个阶段的程序控制。

近代变局与庆宽的仕宦人生

庆宽是晚清民初的“奇人”,以民籍混入内务府旗籍,借助绘画的特长和办皇差的机会,在晚清拥堵的官场上,逐级升迁至候选内务府三院卿,积累了大量财富,也引发了官场侧目,遭到光绪帝下旨抄家的惩罚。戊戌之后,庆宽利用往日的关系网成为访日特使,又因为辛丑议约的劳绩,获得保举,恢复了原有旗籍和职衔。晚清最后十年,庆宽在仕途上做最后一搏,但最终止步于四品道台,遂决心离开官场。在民初的十年,庆宽以平民视角观察政局,时而以旗人身份筹划旗人生计,时而作为普通市民关注城市自治,逐渐淡出了时代舞台。

离岛免税走私财产罚中的“行刑倒挂”:症结、根源与出路——以没收制度为中心展开

离岛免税走私财产罚中的“行刑倒挂”现象只是走私行刑罚则体系失调的一个“剪影”,已经殃及走私防控的整体效果与全国海关改革的进程。究其原因,表层矛盾在于离岛免税走私中行刑没收范围的倒错,深层矛盾则在于非禁限物的行刑没收制度与海关改革以及税收法律关系的明显背离。为此,应借鉴域外禁限物与非禁限物区分的二元模式,以税收法律关系为中心修正现行法中关于非禁限物没收的相关规定。对于海南自由贸易港而言,当前较为“经济”的方案为借由自由贸易港立法变通权率先在即将出台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反走私条例》中作变通性规定,以先行“试验”的方式检验新罚则体系的效能,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未来的封关运作及全国海关改革迈入3.0时代积累经验。

进出口罚没食品销毁技术研究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内进出口贸易规模逐年扩大,食品安全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进出口罚没食品主要是指在进出口环节被海关等执法部门查获的违法食品,这些罚没食品通常会涉及质量、标签以及假冒伪劣等问题,一旦这些产品流入或者流出,则会对消费者的饮食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而在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下,执法部门有权利罚没这些问题食品,并具备销毁罚没食品的权利。为此,本文将对进出口罚没食品类型展开分析,并论述进出口罚没食品的销毁技术,以期不断提升我国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没收财产刑执行实务研究

没收财产作为我国刑事附加刑的一种,在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立法的不完善和司法实践的缺乏,对于没收财产范围、为犯罪分子及其被扶养家属生活费用预留、执行顺序等实务问题,各地法院做法不一,影响了没收财产效能的发挥。本文从司法实务角度出发,对没收财产对象的表现形式、被扶养家属的范围、必需生活费用预留的标准、责令退赔和没收财产并存的处理、赃款赃物收益的处分、案外人权益保护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探讨,为没收财产执行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没收违法所得处罚中依法退赔制度的解释论

没收违法所得处罚中依法退赔制度的构建将公益性和私益性有效兼容,是对公法和私法相互交融的实践需求的回应,其理论基础在于私权优先保护的价值理念和“国不与民争利”的民本思想。依法退赔制度的适用条件有三:法律责任竞合的存在、当事人有违法所得和当事人依法应当承担财产性民事责任。依法退赔制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蕴涵主要表现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落实了比例原则的要求,强化了行政处罚公正原则和实现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从逻辑关系来看,依法退赔制度不是没收违法所得的前置性行政程序,当事人依法退赔的款项是没收违法所得的事实构成要件,其直接影响没收违法所得处罚的法律效力。通过行政处罚处理期限中止制度的完善和依职权行政调解的嵌入有利于在行政处罚程序中直接落实依法退赔制度和保证没收违法所得处罚的合法性,最后完善财政部门返还款项的程序,充分发挥财政部门返还款项制度的兜底性和补充性的功能。

没收财产刑执行困境及破解——以N市近3年财产刑执行案件为分析样本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财产判项,因缺乏具体的、明确的数额,实践中一些法院多以“1元”执行立案,导致没收财产刑出现“假执行到位”现象。执行结案方式缺乏统一标准,致使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陷入“孰轻孰重”的执行困境,同时也是对财产刑执行“失权性原则”的冲击。当没收财产刑从立案到结案均出现困境时,应从没收财产刑自身属性到程序适配性进行思考。没收财产刑有其自身刑罚逻辑,将其作为附加刑机械适用,会导致其“最严厉的财产处罚”属性受到冲击,但不能因为没收财产刑的执行效果不好或部分替代可能性而将其摒弃。没收财产刑的执行价值,需要一套完备的审执模式予以护航,从审判源头入手统一好法律适用、配套好执行启动程序与统一好执行结案方式,因而其未来走向仍值得期待。

《海上交通安全法》框架下没收船舶处置困境研究

2022年9月1日起施行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新《海安法》)第九十五条首次在法律层面将依法没收船舶作为海事管理机构的行政处罚方式之一。结合海事行政执法实践,分析新《海安法》第九十五条关于没收船舶的规定,阐述目前海事管理机构在新《海安法》框架下实施没收船舶时可能面临的困境,提出出台有关没收船舶保管、拍卖和拆解要求以及拖带、清污和保管等费用支付等没收船舶后续处置工作指引的建议,从而为海事执法人员依法处置没收船舶提供依据。

法治反腐视域下刑事缺席审判证明标准的完善路径

作为2018年《刑事诉讼法》新增内容,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填补了没收违法所得程序适用上的局限,扩展了特定犯罪的追诉方式,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审判制度。该程序尽管纾解了客观上不能出席导致的审判停滞情况,但被告人外逃型缺席审判的适用仍有待立法的完善。当前,缺席审判规则中的证明标准未能与案件的特殊性相协调。缺席审判的证明标准应围绕犯罪构成要件理论,通过厘清三类案件的特殊诉讼构造,明确证明对象、证明方式、证明价值和证明目的之特殊性,充分发挥刑事缺席审判的价值功能。

涉渔“三无”船舶没收处罚制度研究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维护渔业安全生产秩序和社会稳定,全国各地深入推进“三无”船舶专项整治工作。涉渔“三无”船舶是指未注册、未备案和未持有有效渔业许可证的渔船,没收处罚被广泛地应用于对涉渔“三无”船舶的制裁。文章旨在对涉渔“三无”船舶没收处罚适用的分析研究,探讨该制度在适用过程中存在的与立法目的偏离之处,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从而完善渔业法律的体系建设。

台湾地区第三人没收制度改革和启示

近年来,刑事涉案财物处置问题一直是学界讨论之热点话题,改革没收制度的呼声高涨。台湾地区有关没收的陈旧规定与司法实践的矛盾长期存在,食品安全领域犯罪频发成为没收制度改革的导火索。2015年台湾地区开启没收制度改革,为了解决没收主体对象单一所导致的问题,创设了针对第三人的没收,同时在实体方面明确了第三人没收的标的、情形、范围及例外情形,辅之以完善的第三人没收程序,充分保障了第三人之财产权、诉讼参与权及救济权。台湾地区第三人没收制度改革的得失对于内地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跨国追赃没收裁决承认与执行的法律基石

国际社会的跨国追赃行动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瑞士较早进行了多方尝试与探索。跨国追赃没收裁决承认与执行是跨国追赃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受制于刑事执行管辖权的属地性,跨国追赃没收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必须通过国际司法合作实现。无论是跨国追赃中的直接没收还是间接没收,探寻明确有效的法律依据是其基本前提。各国开展跨国追赃合作,应遵循互惠、互认、对等以及国际合作等基本原则。跨国追赃没收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国际法律依据主要有《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多边公约、欧盟的区域性条约及一系列双边协定;国内法律依据主要是各国的实体法与程序法,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内立法具有一定代表性。跨国追赃没收裁决承认与执行的法律依据明晰化和精确化,是全球治理与国际社会法治的核心要义。

反腐败境外追赃法律机制的实践困境与规范因应

反腐败境外追赃法律机制应具备实效性和长效性,立足于解决境外追赃实践难题,着眼于长效法律机制的建立。但是,从境外追赃执法和司法实践来看,资产跨境转移监测法律的实效性不足,境外承认与执行违法所得没收裁判的实践效果不佳,跨境资产返还中资产分享激励作用不明显。腐败资产跨境转移资追踪难、识别难,我国国内法律制度和域外法治缺乏协调性以及资产流入国法律制度差异等是实践困境产生的重要因素。有必要强化资产跨境转移监测法律的适用力度,拓展境外承认与执行违法所得没收裁决的规范依据,建立健全境外追赃资产分享机制,以提升境外追赃法律机制的实践效果。

我国构建跨境追赃资产分享法律机制研究——基于功能主义的视角

我国境外追赃资产分享法律机制处于初步建立阶段,存在指导理念与国内立法滞后、配套法律制度衔接不畅、操作程序和细则缺失、资产分享协议前置瓶颈等困境。域外资产分享制度的立法与实践证明了其存在的合理性,我国不应受现有法律规范和法律思维方式的束缚,而是从功能主义视角,分析与借鉴域外经验,修正国内法律基础及配套法律制度、注重协议分享与个案协商相结合、建立没收贪腐资产专项管理基金、完善运行机制及分享替代措施等手段。结合我国境外追逃追赃的实践,提出构建我国境外追赃犯罪资产分享制度的可行路径。

中国特色境外追赃没收裁决承认与执行法律机制的重构

相互承认与执行没收裁决主要内容是赃款流出国与赃款实际所在国依据双边协定、国际公约以及国内法律法规进行司法合作,通过判决或登记等方式承认资产流出国签发的没收令的法律效力,并对所涉资产予以没收。这是国家之间追回外流赃款的一种方式,属于刑事司法协助与合作的范畴。与其他跨国追赃方式相比较,具有通约化、便利性、效率高、成本低的独特优势。充分发挥跨国追赃没收裁决承认与执行机制的功能是构建中国特色追赃机制的应有之义。受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以及司法理念的制约,具有中国特色的境外追赃没收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机制尚缺乏系统性、针对性、全面性、科学性、实用性和权威性,加之相关法律依据不够明晰,实践困境与障碍仍然存在。跨国追赃没收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法治化必然要求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保障机制,我国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的更新或重构已势在必行。

论共同犯罪人的违法所得没收形态

就共同取得违法所得财物的共犯人间如何分配没收数额,严重影响共犯人的财产权能否被合理保护。连带责任说与按份责任说均无法提供具有可操作性且合理的解决方案,应坚持修正的连带责任说,保护国民合法财产权与刑法处罚优待权利。若涉及返还被害人,则共犯人间应承担连带责任,且依实际分配数额进行内部追偿,在无法确定分配数额时,需根据人数区分内部责任;若不涉及返还被害人,则共犯人间应承担按份责任,即依实际分配数额承担退赔责任,在无法确定分配数额时,需根据人数平均分配退赔责任;无论各共犯人承担的是连带责任还是按份责任,若违法所得财物总额已追缴完,则不应对剩余共犯人重复追缴;若违法所得财物总额多于被害人损失,则应在足额返还被害人后上缴剩余财物于国库。

有组织犯罪违法所得共同处置措施的规范化构造

我国《刑法》第六十四条涵盖了共同追缴、责令共同退赔、共同返还与共同没收四种处置措施。在有组织犯罪中,司法实践常以继续追缴、继续退赔、没收等笼统方式代替共同处置措施的适用,呈现出重“涉案性”、轻“主体性”倾向,不利于保护公民、组织的合法财产。原因在于,司法实践忽视有组织犯罪成立条件与共同处置措施适用条件之间的差异,致使共同退缴责任的判断标准杂乱无章,难以形成统一适用标准。在肯定共同处置措施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基础上,应以共同退缴责任为核心,明确共同退缴责任的前提、标的物、要件、法律后果,规范地适用共同处置措施。

特别没收程序证明标准的体系化构建——以海外追逃追赃为视角

特别没收程序证明标准之体系化,有诉讼认识的阶段性、诉讼构造的对抗性以及实质正当法律程序上的根基。其体系结构由纵向诉讼流程上的递进式证明标准体系与横向诉讼构造上的多元化证明标准体系两个基本维度构成。囿于规范上的局限和理论上的误区,我国现行特别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设置,于纵向和横向维度上的体系结构均显不足。不仅各阶段证据标准不明,诉讼两造的证据负担也未见厘清,从而造成实务运作上弊病丛生,并有招致司法权力滥用之虞。未来对于特别没收程序证明标准的具体设置,应依诉讼阶段与争讼各方的特性、需求不同,而为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的体系化安排。

自洗钱入罪背景下洗钱“上游犯罪所得”之理论辨析和实践认定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我国洗钱犯罪作出重大修订,在自洗钱入罪的背景下,洗钱“上游犯罪所得”的概念需加以重新理论反思和司法审查。《刑法》第191条规定,洗钱“上游犯罪所得”与《刑法》第312条中“犯罪所得”、刑事没收中“违法所得”等概念均存在区别,不能简单参照理解。刑事侦查和司法机关应从洗钱上游犯罪罪质、罪量要件以及洗钱罪本身特质出发,采取逆向思维对洗钱“上游犯罪所得”进行双层路径判断,从而将与上游犯罪行为相关,但不符合洗钱罪保护法益的财物予以剔除。

职务犯罪违法所得没收的理论反思

惩罚职务犯罪包括“对人之诉”和“对物之诉”,但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着偏重“对人之诉”的观念,缺乏“对物之诉”的关注。“违法所得”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范围,对其涵摄范围学界争论不一,观点大致可以分为“广义说”与“狭义说”两种。“狭义说”不利于完全彻底地惩罚职务犯罪,职务犯罪的违法所得应采用“广义说”。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完善“对物之诉”程序,适用“准特别没收程序”,坚持区别情况、有条件的“一揽子移送”原则,明确纪检监察机关在整套程序设计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以优化职务犯罪违法所得的认定和处置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