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范仲淹的庙堂之忧

范仲淹的庙堂之忧将爱国爱民视为士大夫的人生境界,他积极参与“君臣共治”,勇于改革并领导了“庆历新政”,其功至伟。不阿不屈、宠辱不惊的士大夫气节以及敢于担当、革新求变的精神,是范仲淹庙堂之忧最突出的特征。纪念范仲淹,就是要把其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国家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

传播舆图与经验反思:20世纪80年代香港电影的跨文化扩散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香港电影盛极一时,在跨文化传播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近乎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全球性”电影。这一时期,中国香港电影在亚洲与欧美等地区的传播上均有突破,以“邵氏”“嘉禾”“新艺城”为代表的电影公司在既有传播格局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扩充,通过卖埠、合拍或参展等多种形式完成传播或行销任务,并以明星制与类型片成功实现了市场的巩固与拓展,涌现出如成龙、周润发、杨紫琼等世界级影星,亦创造出动作片、黑帮片、神怪片等颇具“港味”的电影类型。同时,中国香港电影自身强烈的大众属性、高效专业的录像带化以及影展影评的褒奖推介,共同促成了其海外影迷群体及迷影文化的生成,也建构起中国香港电影在各区域内部的传播结构与体系,不仅形成广泛的观影热潮,还体现出各区域电影对其经典段落的模仿或引用。此外,通过对中国香港电影跨文化传播进行总结与反思,应当肯定的是其在该时期获得的一系列足资借鉴的成果,即以浓郁的本土文化为支撑,通过多元电影类型的创新来避免路径依赖与市场疲劳;但亦应指出,未来的中国香港电影不宜为迎合外部市场而牺牲自我风格与技巧,而应当充分重视长期以来积累的制作传统,并在结合外部电影之优长的同时,灵活发扬自身制片优势,寻找与自身电影工业体系相匹配的生产模式。

徐旭旦与“南洪北孔”部分作品的所有权问题

徐旭旦《世经堂集唐诗词删》卷四中的《开元遗事》组诗10首,与洪昇《长生殿》中部分场次的下场诗是相同的作品。根据《世经堂集唐诗词删》和《长生殿》的问世年代,以及这10首诗与其各自所属《长生殿》中每一出的剧情珠联璧合、不可分割的关系,可以肯定徐旭旦这一组诗抄自《长生殿》。徐旭旦与洪昇、孔尚任各自的文字因缘相似,由此可证徐旭旦的《〈桃花扇〉题辞》、套曲《冬闺寄情》《旧院有感》分别抄袭自孔尚任的《桃花扇》之《小引》以及《寄扇》《余韵》出套曲。徐旭旦与“南洪北孔”部分作品的所有权问题最终得以澄清。

中国香港保利春拍设色绢本工笔红楼画《晴雯撕扇》考辨

2016年4月3-5日中国香港的保利春季拍卖会上,一幅名为《暗香》的设色绢本工笔画被鉴定为“晚明春宫图”。然而,结合明清衣冠制度、清初画像史“行乐图”造像审美倾向进行深细讨论,发现此图的时代或非晚明,而是清代;此图内容也恐非春宫图,而是传世巨著《红楼梦》中的经典场景《晴雯撕扇》。这幅《晴雯撕扇》体现了对文本、《红楼梦》的熟稔,画技上在“数理”的层面吸收西方透视方法,又引入中国传统笔法以补西法之缺失。它作为一幅较为罕见的融会中西技法、富含文化底蕴的红楼绘画,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和超过普通晚明春宫图的文物价值。

理学视域下的民国《洪范》学及其淑世关怀——以张其淦、唐文治与马一浮为观察中心

民国时期,值政治社会剧烈转变之际,张其淦、唐文治与马一浮大量征引前代理学家说诠释《尚书·洪范》以发挥其政治思想,分别以礼范、公心、性理诠释皇极,辅以其他八畴所引理学思想,知三家实为“理学集解”式的《洪范》政治学。另从现实背景观之,知三家以理学诠释《洪范》各有其淑世关怀,即在同一个民国脉络下,张氏站在清遗民立场言治世当立于礼重人伦;唐氏目睹共和制之弊,呼吁为政当保公心;马氏身处日军侵华之时,故特言贵德复性,由此理解民国学人借理学经世的一股声音。

校园体育的勤练和常赛模式探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问卷调查、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在粤港澳大湾区大学校园开展体育勤练和常赛模式研究,总结大学校园体育活动开展的基本规律及限制因素。根据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探索符合大学校园体育活动开展的规律;根据高校校园体育活动开展现状的优劣性分析建立勤练和常赛模式,以此实现“教、练、赛”一体化教学,落实立德树人、素质教育、思政教育的融合要求,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目标。勤练和常赛模式对学校体育的开展有理论指导意义,具体研究结论有待于进一步系统深入研究。

子思五行说的来源

子思创建的五行说,为儒家的修身、教化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子思五行说的主要来源有三:首先,原始的自然五行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广泛流行,为子思五行说的形成提供了思维范式的借鉴;其次,孔子对《洪范》意义的阐释,从天道思想中寻求礼的支持的思路,开启了子思五行说的理论基础;最后,曾子的五行说把五种孝行与身体结合起来,直接促进了子思五行说的出现。梳理子思五行说的来源,有利于进一步彰显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早期儒家传承谱系。

《五行》之“和”及其《尚书》学基础

《五行》有一个重要范畴"和","和"又有一个等值的范畴即"时"。二者关联的是,仁、义、礼、知(智)四种德之行跃升为"善",仁、义、礼、知、圣五种德之行跃升为"德",以及德行达到最高境界时的践行方式。"和"一般被解释为"和谐、协调",这种认知有悖于《五行》体系给出的界定,也背离了该范畴的历史渊源。《五行》之"和"乃取义于跟《洪范》"五行"中的五味关联甚深的"和羹"、"和五味",以及由此滋生的"和五声"等观念,意指参与其中的各元素的个别存在被超越而生成新的同一体,因此并无"和谐、协调"可言。《五行》"和"(或"时")深刻继承了《洪范》"五行"说蕴含的五味和的结构框架和模式。

清华简《五纪》与《尚书·洪范》关系考述

《尚书·洪范》与清华简《五纪》在思想内容与文体形式上都极其相似,是具有传承关系的同质文献,但又存在明显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五纪”所指不完全相同;《尚书·洪范》中基于隐喻的“庶征”系统发展为《五纪》中基于“征验”的天地人神系统;《五纪》的叙事特征远比《尚书·洪范》显著,体现出更为强烈的“为故事以证其义”的文体风格。

论二十八宿古距度在先秦时期的应用及其意义

该文认为《洪范传》古度和夏侯灶墓圆盘古度是古距度系统中两种不同类型的古距度。在此基础上，运用计算实证的方法，证明了古历、秦历、《五星占》的行星观测使用的都是古距度，它的距星与传统距度的距星有巨大差别，提出只有在搞清古代天象观测使用何种距度和距星坐标的前提下，才能正确计算其观测年代的论点。揭示了古距度坐标系统在天文学史、历史年代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论《洪范》之五事

《洪范》五事的内容不应晚于商代。它是我国上古时期有关人类自身体能智能的系统认识,是当时神学外衣下的具有理性意义的人类认识。

蔡元定对河图洛书的区分——兼论蔡氏父子的范数之学

蔡元定主张"河十洛九"、"河先洛后",与刘牧的"河九洛十"、"河洛同出"说相反。蔡元定强调河图与洛书的区分,与朱熹的"虚中为易、实中为范"说企图融合河图、洛书也不同。其目的是加强十数图与《周易》八卦的关联,九数图与《洪范》九畴的关联,进而将《洪范》纳入易学系统。其子蔡沈的《洪范皇极》以《周易》为象学,对应河图,以《洪范》为数学,对应洛书,正是这一目的的体现。这一区分是对刘牧河图、洛书说的发展,蔡氏父子由此构建了其范数之学。

“五行灾异”之辩与图、数化——宋代《洪范》诠释特点述论

宋代是《洪范》诠释的全盛时期,见于著录的单篇诠释文献有38部,另有《尚书》(含《洪范》)诠释文献70余部。从内容及其诠释特点来看,可分为四大类:一是反汉儒"五行灾异"之说的著作;二是固守汉儒"五行灾异"说的著作;三是怀疑《洪范》,妄改经文的著作;四是把《洪范》图、数化的著作。"五行灾异"之辩及图、数化是这一时期《洪范》诠释的主要特点。

《洪范》——专家治国的教科书

本文认为 ,夏商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的专家治国时代。专家时代的产生是由于先民对自然的无知而造成的生存艰难 ,所以专家政治的要义在于如何带领人们认识自然 ,向自然学习 ,以取得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洪范》就是专家时代治国方略的大纲和总结 。

广东雷州“红毛番岭”地名考

以地名为据来考察地方区域文化是基于一种人类文化学的理念:地名之来源往往与当地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密不可分。不同的历史环境,人们对所在区域的认知与命名自然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地名自然必有其鲜明的历史特征。从人类学视野的角度,将雷州半岛某处地名作为考察对象,有助于认识本区域某段历史。"红毛番岭"地名考察表明,明清时期雷州半岛曾与欧洲发生通航往来的历史,反映在地方文化上,区域内存在多处带有欧洲色彩的地名。"番"字地名特征深刻地反映了这段历史交往特征。

试论李鸿章的用人理念

李鸿章尊重人才,爱护人才,用其所长,略其所短,受到众多人才的衷心拥护,形成了可观的凝聚力,使他能够镇压太平军、捻军,组建海军,办理晚清一系列新政,官至大学士。但是,他因为爱护人才,又常常连他们的缺点、错误也予以包庇,以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久而久之,使所部纪律荡然无存,终于导致了失败,又使他自食其严重后果。

从《洪范传》看曾巩和王安石经学思想的异同

曾巩和王安石都尊经重道,注重把握经典的精神实质,提倡通经致用,二者的经学思想既有相同之点,也有不同之处。比较而言,曾巩是位纯正的儒家,他的经学思想是以教化为中心的,重在继承;王安石博采众长,他的经学思想是以变革为中心的,重在创新。

《尚书·洪范》的道统观和王道思想

《洪范》总结了西周以前的治世理念和政治智慧,开启、影响了此后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精神。它既开儒家的道统观念之源,也初步确立了道统与治统之别,并试图以道统来统摄治统。这一思想高扬了道的至上性,消解了君权的神圣性,激励着后世儒家“弘道”“践道”的价值追求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同时,《洪范》所论“九畴”内涵丰富,各有侧重,关系密切,互为呼应,且诸畴因“皇极”之“建用”而汇聚、贯通为一体。借助“九畴”之说,《洪范》构建了一个寓意丰富、体系宏大的政治哲学体系,展现了先民深厚的生存智慧和深刻的治世理念。而在关于王道理想的构建中,《洪范》对于君道的阐释与发挥尤为令人深思:君极之立与否,实际上构成了其能否召唤、凝聚天下人心以及王道能否得立的关键性因素。

伴刀豆素A对红细胞在切变流场中取向的影响

红细胞流变特性的研究已成功地应用于临床诊断和治疗,特别是在心脑血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更是引人关注。红细胞在切变流场中的取向能力虽然仍处在基础理论研究阶段,但已显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本论文报道了采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和激光衍射技术研究伴刀豆素A对红细胞在切变流场中的取向和变形的影响。结果发现:伴刀豆素A与红细胞膜带3蛋白表面的糖链结合后会引起红细胞变形指数(DI)和取向指数(OI)的改变,并且OI指数反应更加强烈。该现象对临床诊断和治疗都有重要意义。

洪范经筵的政治性思考——以大礼议后期“汪佃事件”为中心

汪佃因经筵讲读被贬斥,进而累及整个翰林院,这便是"大礼议"后期标志性事件——"汪佃事件"。考察这一事件,并与其后顾鼎臣讲读与汪佃相同文本《尚书·洪范》受到褒奖进行对比,从中发现《洪范》在"大礼议"事件中扮演着权力交接的标志性作用。在皇位合法性得到巩固以后,世宗进而转向实际性的权力诉求,即希望通过标志性仪式的方式从武宗旧臣处获得真正权力。但武宗旧臣仍抱持固有观点,对世宗的诉求采取不加理睬甚至抵制的态度,最终促使世宗下决心对武宗旧臣进行清洗,并通过召回顾鼎臣等先朝旧臣重新讲读《尚书·洪范》经筵,来确认权力交接的合法性。可以说,"汪佃事件"的顺利解决,代表着"大礼议"过程中王朝新、旧权力交接的正式完成。杨廷和为首的武宗旧臣离开政治舞台,世宗通过选拔新臣和召回老臣的方式,正式建立了新王朝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