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rean Picture Brides in Hawaii：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Narratives

Korean ＂picture brides＂ who migrated to Hawaii a century ago are reborn in stories through literary works produced in 21 st-century Korea and the USA. The literary value of picture bride stories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raising awareness of the reality of Korean migration to the US a century ago and for understanding the status of the 20th-century Korean diaspora beyond national borders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picture brides in Hawaii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so as to research that the life of Korean picture brides was much harder than those of other Asian picture brides. The stories of picture brides, gleaned from various oral narratives, news articles, poems, plays, and novels, not only represent in great detail the patriarchal and nationalistic discourse prevalent in the period in the US on Korean and Asian picture brides, but also provide important details on these women＇s daily living, independent efforts to make new lives in Hawaii, and the transboundary hybrid culture that emerged as a result. The comparative-literary approach of the study also captures the value of the transnationalist thread in the literary works under study.

Reading History From Literature： July 1941

The science of history studies past events based on certain documents.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se documents consists of literary works which reveal a documentary nature by reflecting the period when they were written. Then it is safe to say that literary works play an effective role in terms of history teaching by carrying the features of a certain period in a nation＇s history with the realities depicted in them. On the contrary, depicting problems in literary works in terms of their socio-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on people and societies may produce a more effective history teaching then considering these problems in history books only in terms of their causes and effects. Especially the literary works centered on historical events generally serve as an integral part of history teaching. The best examples are the historical novels which are themed and plotted on a war-centered history. This paper undertakes to study the role of literature in communicating historical events and providing history teaching by considering one of the historical novels, namely ＂July 1941＂ by Grigory Baldanov.

The History of Czech Literature in China

During a century-long time span,a remarkable array of Czech literary works had been introduced to China,marked by selections of different writers,genres,and themes.This study attempts to discuss what Czech literary work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 China since its beginning in 1921.Besides the selection of texts for introduction,attention has also been given to the formats of their publication,the adoption of introduction approach,choice of intermediate languages,the numbers of different versions,and the frequency of their publication,as well as the textual and paratextual features of the end Chinese products.

On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Texts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s precious treasure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In order to transmit and carry forward it, translation is an effective and necessary way, especially as the development ofglobalization and China＇s economy.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history, difficulties, ways and skills on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texts in this paper.

重写文明史: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底座

中国自古便有完整的哲学体系、文论体系、史学体系、艺术体系、教育体系、医学体系、科学技术体系以及其他各个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然而,中国原有的自主知识体系在现当代基本上不被承认。这一问题的根源在文明观,文明观是基础,是自主知识体系的底座。近现代以来支撑各学科知识生产的标准、内涵、体系都建立在西方文明的底座上。文明底座是西方的,所构建的知识体系也就必然唯西是从,直接导致了对中国文明的贬低,对中国知识体系的全盘否定,形成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整体性的垮塌,走上了自毁长城之歧途。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首先要“重塑文明观”,重塑文明观则必须“重写文明史”,再从文明底座上建构哲学、史学、医学、科学技术等各个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重获各学科知识体系本来的“话语权”,向世界呈现“理论中的中国”“创新中的中国”“文明中的中国”,建构自立自强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重写艺术史:从驱逐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开始

作为一门学科,“艺术史”首先产生于欧洲,其艺术史观念与写作范式一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随着西方学术话语的全球化扩张,西方中心主义作为“艺术史书写的话语幽灵”一直或明或暗地支配着世界各国的艺术史书写。无论是“艺术史”“欧洲艺术史”“世界艺术史”还是“全球艺术史”,艺术史书写术语的翻新固然体现了世界各国艺术史学者对“人类艺术通史”书写的憧憬与努力,但并没有改变现有艺术史书写作为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实践的客观事实。从“不完整的艺术史”“不平等的艺术史”到“不真实的艺术史”,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让东方艺术反复辗转于“缺席的东方”“替补的东方”和“易容的东方”三种大同小异的失语状态。要完成世界艺术史的重写与重构,必须从驱逐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开始。

2023民间文学:本体研究与跨学科对话

2023年民间文学在承续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其表现出研究话题更为集中,特别是对民间文学口头性、集体性、人民性及体裁、语境的讨论,彰显出民间文学领域进行理论建设的自觉与学术愿景;而在对学科史、学术史的梳理中,我们所看到的是研究者立足当下面临问题时的思考及结合时代语境对过去学人研究的重新阐释。在民间文学社会价值研究中,我们能看到相关研究成果既有对学术传统的延续,也注重结合时代命题,多维度、立体化地进行理论拓展。当然,无论在哪个论域,我们都能看到2023年度民间文学研究有待提升之处及未来的新趋向。

优化:人工智能时代的文论问题

日常用语中的“优化”指采取一定措施使事物变得优异。作为计算科学和运筹学中的重要内容,优化是指在一定限制条件下,选取某种方案以获得“最优化”的目标。将优化引入文论,可以与美化相关联,彼此之间有同有异。生成式AI中,优化有模型训练、创意提示、调试迭代三种方式。文艺作品之所以能够被优化,与其作为物质基础的艺术媒介及其作品的“可修正性”有关。在优化的技术演进中,先后经历了手工加工时代的优化、机械复制时代的优化、数字创生时代的优化三个阶段。手工加工时代出现了诸如对“手稿”的“润色、修改”,对“乐器”的“调音”,对“原作”的“临摹、誊写甚至重写”,对“文物、遗迹”的“修复”等不同的“类优化”类型;机械复制时代出现了“参数优化”“剪辑优化”“表演优化”等类型;数字创生时代出现了以算法优化为核心的智能优化。将优化引入文论,需要警惕“最优化”的结果不是“奇异性”,而是“普通性”的算法悖论、数据和变量中的偏差不易被纠偏;相反,易强化成偏见的偏差悖论以及随机并不意味着不同,而只是相似,是风格的重复的生成悖论。

从报刊角度重读香港地区文学——评赵稀方的《报刊香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

赵稀方教授的《报刊香港》从报刊角度展现了香港地区百年文学风貌,深入探讨了香港地区的文学体制、文学流变、文学思潮、文学生产、文学观念等重大问题,在报刊史料的基础上完成了对于香港地区文学史的整理和定位,标志着内地地区对于香港地区文学史研究以及华文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在华文文学史的书写上实现了方法、理论、范式、内涵等几个方面的创新与突破。在文学史范式的更新、贯通海峡两岸暨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的文学史与文学思潮、重建香港地区文学的主体性与特殊性、香港地区文学的史料建构、理论意义的彰显、重建冷战文化视野等方面为香港地区文学史重写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学术空间,进一步推进了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成熟与发展。

美国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美学范式与谱系

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思想多元,成就斐然。其书写路径最具代表性的是夏志清的新批评美学、许芥昱的政治美学以及王德威的后现代主义美学。不同时期美学范式的变迁反映了中美关系变迁、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冲击以及汉学史的内在流变等诸多因素。内外因素交织的历史语境生成了文学性历史与历史性文学的辩证以及解构主义思路。通过考察三位华裔学者不同的美学范式与交叉谱系,可以更好地揭示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整体脉络,为国内文学史研究提供互鉴与交流的跨文化阐释思路。

百年曹操文学研究史的学术启示

学术研究建立在文献与学术史两种根基上。学术史既是原始文献的再度解读,又包括理论建构的研究前沿。回顾百年曹操文学研究史,不仅可以熟稔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的理论重构,重新认知历史上曹操“外定武功”的真实人生、“内定文学”的审美价值,而且可以在历史研究的曲折过程中发现历史人物的权力与道德的悖论存在、意识形态的时代与传统的二元张力、文化思潮的立新与破旧的“批评焦虑”以及文学研究的印象与整体的不同认知。通过历史研究重新发现历史,才可能在理论观念上有所突破,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从而建构一种新的研究模式。

建构文学史的国际政治学:《剑桥俄罗斯文学史》的话语性和学术性

苏联解体以及之后的进程表明,苏联体制内学者编纂的汗牛充栋的俄罗斯文学史,和这个国家一样是失败的,相反,“冷战”时代斯拉夫学编纂的同类成果,则仍有学术生命力,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莫泽主编的《剑桥俄罗斯文学史》(1989)影响力尤甚。这部文学史,率先确立在帝国进程中认识俄罗斯文学的文学史观,搭建正视俄罗斯文学是在欧洲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文学史框架,运用在俄国文化变迁历程中认识俄罗斯文学的方法。这种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冷战”时代西方政治正确话语的文学史,是大多局限于用官方意识形态指导文学史编纂的苏联体制内学者所不能及的。

茅维生平与文学活动及其意义

茅维的一生是极其悲剧的一生。名家之裔,自负才高,力求出生平筹划以匡济时艰,结果却怀才不遇,科举与仕进均无任何突破,甚至还被搅进党争,入狱破家,如此等等,深刻地折射出晚明社会现实的黑暗。然而,茅维把自己的日常生活、理想抱负和对黑暗现实的愤懑发之于诗文戏剧,其作品写实而果敢,从而成就了他在晚明文学史上的非凡意义。因为细节丰满,态度鲜明,他的诗文戏剧令人着迷,引人入胜,可为晚明文人的生态史和心灵史研究提供最生动的材料。

黄羊、白麦、芦酒:杜诗西北名物书写及其文学史意义

杜甫边塞诗中对河西名物的书写具体而微,形象而确,有的名物仅杜甫一人使用过;有的在其后虽偶有出现,但在之前却找不到例证,语典也并非来自当时通行文献。汉代文献中出现的“黄羊”,其实是家养黄狗;芦酒,一作“虏酒”,或是西北草原民族常喝的马奶酒。杜甫边塞诗中西北名物的特别书写,与唐代类书编纂之风及博物学、医学发达等文化环境不无关联。杜诗中三种名物的书写,不仅丰富了诗歌内涵,反映了时代地域特征,成就了杜诗“体物写志”的艺术贡献,影响及于后来,更重要的是:它也是唐诗史中盛唐气象的最后展示,随着安史之乱后帝国版图的南扩,杜甫及其以后文人的文学书写视野亦随之发生变化。

“十七年”现代文学史教材编纂的教学本位与学术史构建——以1957年朱彤先生所讲《现代文学讲稿》为视角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代文学学科处在初创期,全国各大高校中文系所使用的现代文学教材主要为内部自编的油印、铅印教材(讲义)。师范类高校在现代文学的教材编纂中发挥着突出的建设性作用,本文以笔者所见1957年南京师范学院朱彤先生编纂的《现代文学讲稿》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朱彤先生的现代文学教学与教材编写实践,以及分析《现代文学讲稿》中的内容,指出“十七年”时期现代文学的教材编纂与以现代文学教学过程中问题生产紧密联系“,教学本位”促进着现代文学教材的编纂与使用,由此进一步探讨现代文学教材编纂史中的学人研究与学术史构建问题。

古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中国文集日本写本的收藏、整理与研究

域外汉籍中存在着大量中国典籍的汉文写本。这些写本或为中国失传的文献,或与传世之本多有差异。域外汉文写本可以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其中中国文集日本写本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关系最为密切。中国文集日本写本在日本公立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公私文库、寺院以及个人手中皆有收藏。自江户时代开始,学者就已经注意到这批文献的价值,《佚存丛书》《古逸丛书》《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景印旧钞本》等丛书中皆有收录。晚近以来,学术界对中国文集日本写本也进行了整理与研究,但仍有大量文献未进入研究视野。应尽快展开对中国文集日本写本全面的调查、编目与叙录,并从“东亚汉文写本学”与书籍史的角度对其进行整体研究,同时深入对五山时代中国文集汉文“抄物”写本的研究。

全球化叙事与汉学的问题意识

自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史研究于国际学界兴起之后,当代汉学与中国研究领域便对之做出了迅速的回应,并以独特的问题意识与叙事方式嵌入这场事关“总局”的研究进程中,不仅重构了人们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也为全景式的全球史研究提供了一颇具分量的侧角。为对这些持续呈现的论述做一系统化的梳理,有必要将之解析与提炼为两个有所分化的视角,即以西方全球化为主导的普遍主义叙述及带有泛亚化特征且“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主义叙述,就此可以见到,尽管后者也构成了与前者的某种互补与抵消关系,但也证明了在对待全球化与中国关系时人们持有的多重立场与态度。在此基础上,也需对一些新近出现的扩充性态势做出补充描述与评述。

文学人类学的问题、路径与前沿

文学人类学是在实践经验基础上创建的新兴前沿学科。在中外交汇背景及多元经验前提下,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推进学科话语的本土化和全球化。论文从学术研究的中国实践出发进行跨界对话,通过与艺术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的交叉对比,阐释彼此面对的共同问题,强调以现实和对象为基础,作为研究方式、研究类别的文学人类学,已成为迈向科玄并置的知识生产和理论范型。

认知文学史视域下美国南方小说的“失败”书写

“失败”是人类普遍的生活体验。美国南方文学本质上就是以“失败”为主基调的文学,南方小说的“失败”基调有着跨越时代的历史牵连和情感联系。南方小说对“失败”的认识经历了“大厦将倾”的焦虑、“南方神话”的追忆、“南方复仇”的茫然、“内战主题”的规避到“南方历史”的直面五重阶段,展现了南方作家独特的文化反应。基于此,本文以情感为线索,在认知文学史视域下梳理、观照美国南方白人作家笔下以“失败”为特征的叙事发展轨迹,辨识出隐藏在美国南方文学浩繁卷帙下的历史和情感连接,提出南方小说的“失败”叙事实质表征了美国现代性的创伤。

俄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声音——刘文飞教授访谈录

俄国文学研究者、翻译家刘文飞教授在总结自身学术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中俄文学外交”“俄国文学史研究的中国学派”“俄国文学的中国阐释”等概念,主张让中国的俄国文学研究同时对接俄苏本土的文学研究传统和欧美的俄国文学研究传统,并注重对俄国文学在文化学、思想史方面的阐释。与此同时,刘文飞教授兼顾文学研究的社会性影响,他从学术、翻译、写作的三种路径出发,通过一系列著译作品和文化活动致力于推动俄国文学研究成果的大众化普及。刘文飞教授所代表的新一代俄国文学研究者们将以中国视点、中国阐释、中国特色于一身的最新研究理念融入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的撰写之中,是对中国俄国文学史书写的一次全面更新,在向世人展示中国近一个半世纪的俄国文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创建拥有我们自己民族风格和立场的斯拉夫学派,让国际斯拉夫学界听到中国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