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史会要》“朱谋垔托名说”辨误

《画史会要》是考索明代画家的重要文献,然其编者为明人朱谋垔抑或金赉,尚存疑议。本文通过比勘署名不同的两种《画史会要》版本,同时考察朱谋垔编刊美术文献的历程,认为朱谋垔编纂《画史会要》有案可稽,金赉则为好事者虚造之乌有先生。进而对莫伯骥、谢巍辨伪过度的原因进行分析,于书画文献辨伪之方法亦略献刍荛。

现代“小说话”与《红楼梦》文学经典的建构

现代“小说话”不仅关注《红楼梦》的文化典范价值,而且将《红楼梦》当作重要的文学经典作品;不仅从小说类型归纳与小说史定位来强调《红楼梦》的文学经典性,而且基于现代文化语境发掘出《红楼梦》新的审美意义。这是现代“小说话”批评者对《红楼梦》阅读“体验”后,意图与文本进行怡然自得交流的体现。作为一种批评与阅读媒介,现代“小说话”不仅对传统小说的现代接受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而且能够揭示彼时小说批评的新原则与新意义导向的文化必然性。

中国心画理论与川端康成的文学理念——从写心、适意到求品

中国自宋以降,在苏轼等精英知识分子的自觉引领下,形成了心画(文人画)传统。这也正是川端康成热爱中国宋元美术的重要原因。在“达吾心”“适吾意”以及诗画结合的精神品格等方面,川端康成的文学理念与中国文人画家的艺术追求十分契合。首先,心画理论强调人情味和抒情性,这是宋代文人画家们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作为士大夫群体的艺术担当之后,着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而川端康成也认为绘画不仅可以写形状物,更可以表达人的潜在的精神世界,这一艺术观念在其《梦》《阵雨》等小说中均有明显体现。川端康成在大量作品中所描写的绘画都是一种“心画”,它们并不是静止的物体,而是精神的流动。其次,中国宋元时代文人向绘画领域的主动渗透和理论引领,带来了绘画“适吾意”的思潮,使得绘画得以抒“胸中盘郁”。在这一点上,川端的文学创作理念与中国文人画家的主张完全相通,因此也使得其小说中的绘画作品具有了内涵的无限性和解读的丰富性。第三,宋代带有精英阶层之精神自觉的文人对绘画提出指导性的艺术理论,在诗画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品格。这种绘画理论也伴随中国绘画传入日本的第二次浪潮而东传,这恰值川端康成人生的前三十年,对他的文学道路产生了潜在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心画理论不仅对日本文人画的形成,而且对日本近现代文学都产生了跨文化、跨学科的影响。从川端康成文学的个案可以看到,渗透于域外的中国画论,作为艺术理论的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样态。这一越境的文化传播现象,还有很多极具学术价值的课题值得挖掘和探究。

《沧浪诗话》诗歌体制论的误读与辩正

“体制”是严羽诗论的核心概念,但因习焉不察的割裂与混淆,其确切内涵与本来面目未能完整呈现,也妨碍了对严羽诗论体系及诗学思想的整体理解。藉由文本精析与逻辑归纳相结合,可知《沧浪诗话》中“体制”概念指向诗歌作品完整而具体的本体存在,这一基本内涵不因其《诗体》中辨体角度不同而互异。诗之“体制”不仅包含“词理意兴”等基本要素,且以“格力”“兴趣”“气象”“音节”等为之“用”,以更充分表现诗体的内在品质和艺术力量。其中“格力”以诗意为本,是诗中整体思想情感所表现的精神力量;“兴趣”以诗情为本,是诗体所表达的自然感发、含蓄蕴藉的情致和意趣;“气象”以诗象为本,是诗体所呈现的自然雄浑的整体艺术形象;“音节”以诗语为本,是诗体中充分韵律化、表意化的艺术语言。着眼于贯通式诗歌体制观,可对《沧浪诗话》的概念关系和整体结构获得更切近实际、更切合语境的理解。

《冷斋夜话》“王安石改苏轼《胜相院经藏记》”事考辨

《冷斋夜话》记载,王安石在读到苏轼《胜相院经藏记》之后相当赞赏,并将苏轼原稿“日胜日负”的“负”字改为“贫”字,这一改动最终得到了苏轼的认可。不过,这两处文字在《冷斋夜话》的不同版本以及后世引用中存在截然相反的情况,历代学者对王安石究竟是“改贫为负”还是“改负为贫”、苏轼的定本所用为何字以及此事的真伪都有不同意见。根据有关史料,王安石当是通过李琮读到苏轼此文并表示赞赏的;苏轼的原稿与定稿都是“日胜日贫”,改字之事乃子虚乌有。这则亦真亦假的轶事折射出宋人讲求“以一字见工拙”的文学创作与鉴赏观念以及他们对王、苏两人理想关系的想象。

《世说新语》中人物品藻的审美内涵研究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典文学和美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世说新语》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状况和魏晋士人的生命情态、审美体验。魏晋人物品藻植根于人的“本真”及“内涵”,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亲相融、品题会通;人与人的平等交流与彼此欣赏,以及个体的自我超越,展现出一种和谐共生、彼此辉映的人文关怀,这与现代人强调的生态审美理念相似、相通。分别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及自我超越等维度,探究人物品藻的审美意蕴。

罗周《世说新语》题材戏曲创作的书写路径

对魏晋文化的痴迷促成了青年编剧罗周的《世说新语》题材系列创作,包括2014年创作的扬剧《衣冠风流》,2018年创作的越剧《乌衣巷》,以及2019年开始创作的昆曲《世说新语》折子戏系列。《衣冠风流》和《乌衣巷》是她在这个题材的探索和起步之作,两部作品分别从政治和情感出发,完成了对魏晋风度的精神建构,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元明清以降同类题材书写存在的困境,建立起了同类题材书写的写作范式,却仍未及圆满。而随后的昆曲《世说新语》折子戏系列则是罗周为《世说新语》题材戏曲创作寻找到的最适配、最完满的形式,并通过她独特的写作技巧,使《世说新语》中的诗性瞬间在舞台上迸发出了最大的生命能量和戏剧能量。

民国时期中学师生对《世说新语》的接受研究

民国时期的中学师生在《世说新语》接受史的建构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但往往被研究者忽略。在新学制、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以及国文教学讨论的背景下,商务印书馆选辑、整理了一批古籍丛书以适应时代要求。《世说新语》以国文读本的面目出现在这些丛书中,走进了民国中学师生的视野。他们以报刊为阵地,阅读着经他人挑选出来的《世说新语》选篇或研究论文,形成对该书的间接接受。中学师生的参与使该书在民国时期获得了教学价值上的认可。另一方面,基于自身的阅读体验,他们撰写相关文章,以“写”的形式直接参与进《世说新语》的接受过程。这些文章中提供的新方法与新视角推动了民国《世说新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言说类标记式“说句X(的)话”的语义类型与情感倾向

分析了言说类标记式“说句X(的)话”的语义类型和情感倾向。研究认为,语篇中的“说句X(的)话”系列语用标记承载着“话语预示”的核心语义,围绕此核心语义,该系列语用标记衍生出示警型、示直型等8个语义类型及其若干次类型。从词典静态语义看,“说句X(的)话”系列语用标记更多地体现出负向情感,在动态使用中主要表达说话人的“惧”“哀”“恶”等负向情感,少数能够表达说话人确信、肯定的正向情感。

“竞孝”与“实孝”:魏晋小说的孝行实践

继汉朝“以孝治天下”,两晋时期也自上而下高度重视孝文化,不断宣扬践行孝道。在清谈品议风俗的助推下,具有目的性、戏剧性和流程化的“竞孝”风气产生。而“实孝”作为遵循内心自然情感而为的孝行与“竞孝”相对而出,其中阮籍、王戎等人以“实孝”行为反抗“竞孝”的虚伪,抨击彼时的品评风气与礼教束缚。“竞孝”和“实孝”展露了魏晋时期将孝畸形化、工具化,将人性情感扭曲化的状态,以及产生的伪孝、愚孝等不良风气,在政治、社会等方面皆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士禛神韵说的词学渊源

王士禛神韵说自有其词学渊源。就填词实践而言,通过前期与后期词学实践的对比,发现王士禛的词学创作正是在早期神韵宗尚和趣味的不断肯定下实现的,且其词学实践与早期的神韵诗论“典、远、谐、则”的要求呈现出一致性。考其词论构建,其词学理论著作《花草蒙拾》上承早期的神韵宗尚,又不断建构完善,呈现出早期神韵宗尚从“言”“象”向“意”的转变。从转型需求来看,王士禛神韵说的词学渊源,是在基于词体独特地位及诗词交互的认识下,受家学传统、社会风气、文学群体等因素影响,企图于实践中探寻出文学创作与政治环境之间的平衡之法。

《文苑英华》选录杜诗底本溯源--以异文为中心

宋初官修总集《文苑英华》所选录的杜诗与通行杜集间存在诸多异文,包括字序调换、语词改易、诗句变更等。大量异文显映出其所据杜诗底本的独特性。经比勘可知,《文苑英华》与九家本、分门本、百家本等北宋诸种杜集非出同源,而二王本较特殊,王洙搜罗的文献中可能存在与《文苑英华》底本相同或近似的杜集。同时可排除蜀本杜集、樊晃《杜工部小集》、孙仅《杜甫集》、杂编杜集以及吴若本所参杜集为《文苑英华》底本的可能。若从文献编纂的过程来看,《文苑英华》编修时曾采辑前代类书,顾陶《唐诗类选》可能为其重要参本之一。《文苑英华》成书早于杜集祖本二王本,在杜诗结集过程中占据关键地位,对其底本的追索有助于寻绎早期杜集文本的原貌。

论《世说新语》人物风度的“雅”意蕴

《世说新语》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部志人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地反映了其时代风度中的“雅”意蕴。人物在言行举止和渊博的儒学知识方面体现了魏晋时代的儒雅之风,在忠正刚直的性格和清新绝俗的玄谈方面体现了魏晋时代的清雅之风,在重大关头的镇静自若和淡然处之方面体现了魏晋时代的闲雅之风。儒雅、清雅和闲雅的性格气质形成的鲜明突出的“雅”意蕴,成为魏晋时代气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文鉴》“说书”与苏轼《南省说书十道》辨

《宋文鉴》反映了北宋一朝的诗文概貌,其中设有“说书”类,收录了苏轼《南省说书十道》中的《问小雅周之衰》《问君子能补过》《问大夫无遂事》三篇文章,并将此与当时流行的经筵相联系。从文体学角度来看,说书是从唐到宋诞生的新文体,明代《文体明辨》《文章辨体汇选》也都专列“说书”文类,皆是收录苏轼的文章。事实上,苏轼的《南省说书十道》是经义,而非说书,后世研究对此存在一定的误解。本文在考察说书文体诞生背景和价值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南省说书十道》的性质、内容、题目误解由来等问题,以期为其正名。

《世说新语》并列复句关联标记模式的类别、特征和形成机制

《世说新语》并列复句关联标记模式共有3类9种,总体呈现出多样性、优势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关联标记模式使用频率上,居中粘接式>前后配套式>居端依赖式;关联标记数量上,单标>双项双标>单项双标;关联表达式使用频率上,“A,co-B”>“A,B(co)B”>“A(co_(1))A,B(co_(2))B”>“co_(1)-A,co_(2)-B”=“A(co_(1))A,co_(2)-B”>“A(co)A,B”>“co-A,B”>“A,co_(1)co_(2)-B”=“co_(1)-A,B(co_(2))B”,其中前后配套式包含4种不同的关联表达式,涉及18种具体的关联标记,形式最为丰富。《世说新语》并列复句关联标记模式特点的形成是联系项居中原则、象似性原则、经济性原则和交际性原则互相作用的结果。

从认知诗学看《冷斋夜话》禅诗修辞对《诗经》的格义

佛家既有出世也有入世,甚至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在中国化及世俗化过程中,受到过儒家等传统文化的影响,为方便说法而对《诗经》等有所格义,尤其是宋代的禅诗修辞等方面。以惠洪《冷斋夜话》为例,在认知诗学视角下,借鉴桐城姚鼐之法进行分类、鉴赏及考证,通过对禅林笔记中的禅诗修辞进行结构分析、情思体悟及格义探讨,可以发现:禅与诗关系密切,且佛家存在禅诗修辞,源自《诗经》格义而非古印度,具有自身特点及意义,综合“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而成“不执文字”,在继承儒家对偶、新用、方言、用典、婉曲、夸张、比喻、反语等手法时,又融入禅语、禅理及禅悦而有所发展。希望对地方禅诗的研究及佛儒二家关系的探讨有所裨益。

话语标记“不是我说”:从“辩解义”到“预设义”

对话语标记“不是我说”进行历时考察,可以揭示“不是我说”的会话模型及其演变。意义方面,“不是我说”由“辩解义”向“预设义”发展;在形式上,“不是我说”来源于“不是+小句”结构形式,并由“不是我说X话”演变成“不是我说”。从会话模型的演变推断出话语标记“不是我说”的形成动因是主观化及交互主观化。

中国民族风格舞剧的高峰品相

中国民族风格舞剧,是指这类舞剧叙事的语言风格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包括民族舞蹈语言的古典风格、族群风格和地域风格。讨论这类舞剧的高峰品相,一个重要的前提是面对那些经过人民认可、历史选择并体现国家意志的“经典性”作品。本文分析的“经典性”作品大约分布在四个时期:一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展的“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的评展;二是20世纪90年代开启并实施的每年一届的舞台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的评选;三是21世纪头十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选拔及逐步与“中国艺术节”同步的“文化大奖”的评选;四是近十年(2013—2022)来四届(第十届至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对“文华大奖”作品的确认。

话语标记“话说回来”的语用功能

话语标记“话说回来”的语用功能主要包括语篇功能和人际功能。语篇功能主要体现在对话语标记前后话语信息的关联和前后项语义关系的衔接上,话语标记“话说回来”通过“语义上把话往回说”“形式上把话往回说”和“拉回话题把话往回说”三种基本模式建立了话语标记前后信息的关联,保持了前后项之间“转折”“递进”等语义关系的连贯,帮助受话人准确理解其前后话语。该话语标记没有转折功能,也不能标明或显示其前后话语之间的语义关系,更不能与副词“当然”及连词“但是”“而且”等互相替换。其人际功能主要体现在预示提醒引导会话、周全语义表明立场、舒缓语气实现礼貌合作三方面。

“谁说不是(呢)”的话语立场表达探究

现代汉语中,“谁说不是(呢)”常常出现于互动会话语境中,通过所构建的话语立场行为表达言者肯定的态度立场。“谁说不是(呢)”属于回应性成分,表达立场主体2对立场主体1的相对赞成或相对不赞成,在不同话语环境中所体现出的赞同、确认、接受和反驳功能反映在认同度上形成一个连续统。在“谁说不是(呢)”立场表达中,两个立场主体通过“评价”“设置”和“认同”三个子行为实现趋同或趋异立场构建,交互主观性在此过程中得以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