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体三维重建方法研究

提出了一种新的旋转体三维重建方法。在该方法的实现过程中,首先利用旋转平台获取了旋转体的影像,然后基于物方的空间圆重建方法精确测量旋转体的上口,从而得到旋转体的旋转轴,再根据影像的方位元素对影像进行纠正,使得旋转体的轮廓线在影像上的成像左右对称,最后直接用纠正后的影像精确计算旋转体的形状。在理论上讲,利用一张影像就可以实现旋转体的三维重建,但在本文中使用了多张照片,主要是为了获取整个旋转体的纹理。对实际的旋转体进行三维重建,结果证明该方法是有效的。

近百年来“小说界革命”研究述评

近百年来学术界对"小说界革命"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从"小说界革命"是否是一场革命、梁启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态度、梁启超倡导的政治小说、"小说界革命"理论及其特点和影响等方面看,学界在纵向研究上取得显著成果的同时存在成果差异,横向研究上则既有不足也有潜力。

刍议当代小说的见证叙事——以“文革”题材小说为对象的研究

见证文学是指为历史作见证的文学,当代作家在"文革"后的30多年里,通过小说对"文革"进行了自觉而持续的书写,这类丰富多姿的"文革"叙事多层面多角度地展现了"文革"历史对于中国社会和个体造成的创伤和破坏,见证了"极端年代"的社会景观和人性景观,这类小说在理论和实践意义上确实起到了见证历史的作用,开创了见证叙事的历史传统。论文分析了"文革"叙事的见证功能、如何见证历史以及这类文学叙事见证历史的意义等问题。

论《双城记》浪漫现实主义的仁爱精神

作为忧患之作,《双城记》以法国大革命为载体借古喻今地反映了尖锐的阶级对立和激烈的阶级斗争;通过各种人物的遭遇及其人性剖析,展示了人道主义视野下革命的合理性与复仇的疯狂性,并提倡用仁爱和宽恕的精神来化解仇恨、改变那些被扭曲的心灵。德伐日太太的形象表现了作家对压迫与反抗问题的理性思考、对轮回式的阶级斗争的忧虑和对美好人生的企盼。小说体现了狄更斯对人性与社会的严肃探讨,也因其优美的语言、扣人心弦的情节、含蓄悠远的象征意象及浪漫现实主义的风格赢得了读者。

《三里湾》对农村“集体”的想象及其局限

从历史和文献来看,1949—1966年中国农村集体主义革命中的"集体",其形态与意义都是被逐步想象和建构起来的。《三里湾》依托于"社员"、工分和"户"等层面,揭示了其时三里湾的农民正在开始走向现代性的社会。但是,赵树理和《三里湾》的卓越之处更在于,经由"民间传统"、口头语言以及与农民群众"共事"等问题,"集体"概念的内涵被给予了孤绝而幽深的辩难。赵树理是谨慎的,他执着地坚持"有多少写多少",这使得"三里湾"同时也留下了复杂的历史遗响。

绿色建筑体系及其研究

通过对绿色建筑运动的追溯，阐述了绿色建筑体系的理论原则和基本内涵，分析了建筑学研究的一系列新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开展绿色建筑体系研究和建立中国绿色建筑体系的基本设想。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兼论梁启超《新史学》的局限性

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等著述,高呼"史界革命",随即兴起"新史学"思潮,推动中国史学向近代化转型,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新史学"思潮形成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以历史进化论为思想基础,以批判传统史学而破旧立新,不可避免地带有理念上的局限性,对传统旧史学的批判也有偏激的一面,但不应据此加以全盘否定,更不能因此一味攻击《新史学》的理论基础——历史进化论,从而否定近代新史学取得的超越古代的进步成就。评析梁启超及其《新史学》,是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学的大问题,应当引起学界关注。

中国现代小说“乡土”意蕴的流变与中国革命

“乡土”的发现是新文学“现代性”的重大标志。新文学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上深层内涵的“文以载道”传统规定了新文学小说对“乡土”的表现在内涵与形式两方面的限度。中国现代小说“乡土”意蕴流变的诸特征 。

中国“文革”小说与卡夫卡

西方现代派小说作家卡夫卡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对中国“文革”小说产生了极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存在的荒诞性和存在的悖论的展现之上，同时也体现在对一种“冷酷”的文学风格的追随模仿之上，着力展示人生不可避免的痛苦和死亡。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中国“文革”小说发展演变的轨迹。

余华小说中的文革记忆

在某种程度上记忆可以决定一个作家的写作方向,作为60年代出生的作家,余华的童年记忆--文革记忆无疑也深刻地影响着余华的创作,但是这种记忆是有选择的。他80年代的作品中,文革记忆成为其小说创作中暴力叙述主题的内因;90年代,文革记忆直接进入余华作品中,但对现实政治作了很大程度的过滤。

“巨型文本”与“微型叙事”——新时期历史小说中儿童视角叙事策略的文化剖析

在新时期的历史小说中,儿童视角叙事是一种崭新的、值得关注的现象。儿童视角在作家进行历史想像与历史书写中起着重要作用。这种非群体、非社会化的极具个性化的限知视角是叙述载体的“弱化”和作家叙事策略上的有意“撤退”,在叙述家族、文革等历史时,儿童视角常造成一些未经阐释的“有意味的空白”,常以叙述之轻表达生存之重,是作家历史叙事中的另一类叙述法。

中国现代文学大众化传统的形成

在中国文学现代传统谱系中,大众化传统是重要的传统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大众化传统的形成及其演变,一方面经历了19世纪后期民族语文革新思潮、世纪之交的"三界革命"和"五四"新文学运动历史发展三步曲,同时也经历了由"白话文学"文体形式层面向"平民文学"美学精神层面的逐步深入与升华过程。"平民文学"观念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和新文学创作实践中的形成,标志着大众化文学传统核心价值观念的最终确立,显示出它凝结过程的"历史完成式"。

易顺鼎与清末民初诗歌演变

作为清末民初旧派诗人,易顺鼎在其时诗歌的演变中处于微妙地位。他一方面遵循传统路数,另一方面表现出突破传统的冲动,从而形成与"诗界革命"既对立又呼应的格局,也由此见出"诗界革命"与传统的关联,及其理论上的深刻不足。

巴金:革命年代的五四话语

巴金小说的创作方法与以"两结合"为最高形态的主流创作方法有其一致性,即对于旧制度的批判;但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即巴金在革命年代以及民族解放战争年代始终坚持五四文学精神,其思想武器主要是五四话语。而这正是他获得现有文学史地位的关键。

论《废都》的女性意识

《废都》中的女性人物身上表现出一种复杂矛盾的女性意识:一方面她们在与庄之蝶的性爱关系中追求女性补益策略丧失了主体性,另一方面她们又主动追求性爱、迎合男性欲望,这既显示出其革命性的一面,又显示出女性解放所陷入的尴尬境地,揭示出在市场经济下女性以身体叙事进行的革命由于失去现实的依托而陷入悖谬,最终成为男性叙事的虚构。

形式革命的先锋——茹志娟小说的文体变革和叙事技巧研究

茹志娟是一位善于思考和敢于按自己的创作思想写作的作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因为创作出"清新、美丽"的《百合花》而得到茅盾等大家的赏识。在新时期,又以一篇《剪辑错了的故事》引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波及小说、诗歌、话剧的文体变革。本文试图对其前后期小说叙事技巧和对新时期文体变革的贡献作一些初浅的研究。

“十七年”时期与“文革”中的浙江小说

本文论述了“十七年”时期与“文革”时期浙江小说创作的基本轨迹。“十七年”时期 ,浙江小说的作家队伍结构、题材类型、作品质量都有可取之处 ,并有一些不俗的成绩。“文革”期间 ,某种集体意志取代了作家的主体个性 ,创作趋于平庸。

晚清“小说界革命”的雅俗定位与语言建构

梁启超集晚清小说理论变革之大成,从启蒙宣传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引领了中国近代文学实践的一段主潮。"小说界革命"改变了数千年中国文学对小说的雅俗定位,小说一跃成为"文学之最上层"。由于白话发展水平的制约造成"新小说"还不够成熟的局面。

辛亥革命与近代广西商界的发展

广西商界在清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对革命有一定程度的理解甚至是支持。他们在辛亥革命前的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致力于新式教育文化事业、创办近代企业、倡导立宪及地方自治,既为自己谋求政治、经济上的权益,又在客观上为辛亥革命发动准备了一定的条件。辛亥革命后,广西商界借助传统的力量和社会公益事业实现其近代转型。

平装本福克纳小说在美国的传播及影响

二战前美国出版市场掀起的平装本革命为福克纳小说的普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埃文图书公司、现役军人版和新美国文库等福克纳作品平装本的陆续问世,大大推动了美国公众对福克纳的认知,为作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知名度和经济利益。同时,平装本公司通过多样化的营销策略确保了自身品牌的稳固,直接促成了福克纳小说在美国的大规模流传,使其成为美国文学的标志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