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采、捉刀或抒意:乾隆帝书画题跋方式探赜

乾隆皇帝对书画的嗜尚,不仅体现在藏品上随处可见的钤印,亦见于其所题就的大量御诗与考据跋文。然今人论及乾隆的题跋行为,往往容易产生其乃随性而为且无规律可循的刻板印象,实则并非如此。本文将依托史料与墨迹,围绕内容类别、画面形式、参与人群、书写手段等展开探讨,分析乾隆皇帝进行书画题跋活动的主要方式。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再省思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是我国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探索,为我国行政争议实质性预防化解贡献了制度力量。但由于该制度的正常运行需要行政机关负责人具有较好的法律专业素质、付出更多额外的时间和精力等原因,在当前情况下,这一制度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很好实施,出庭应诉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为充分发挥该制度在依法治国和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需要进一步明确出庭应诉的行政机关负责人范围和案件种类,衔接法治政府考核评定和责任追究,鼓励相关部门参与监督该制度的实施与完善。

明嘉靖初王阳明起任广西事件探究

明代嘉靖初年,王阳明被起任为两广总督以处理思田之乱,举荐者为朝臣杨一清等人。明世宗虽对王阳明抱有疑虑,但最终同意起任。王阳明对于朝廷任命的反应较为复杂,经历了上奏辞任到愿意出任的转变。王阳明起任之事的背后,既有嘉靖君臣的综合考量,也有王阳明与嘉靖君臣的博弈,同时也是朝廷满足其部分政治诉求后的结果。

“官学事师”与诸子起源——以刘歆《诸子略》为中心的关联分析

早期中国有学问、有知识的人都集中在官场体制内。《礼记·曲礼上》曰“官学事师”,便揭示了不同行业的发端与师传皆出于早期政府系统。文明初建之时的商周官府,充当社会事业的公共管理机构,孕育了百行百业的“祖师爷”。“学”字本身就起源于王室宫廷、贵族生活。“学”演化为成熟的知识系统则发生在西周之后。及至战国,知识阶层开始独立而不依傍于官场。刘歆《诸子略》直接联结学术与职官,逐一阐述并分析了各家学派的职官起源。周室衰微,周天子的管束减弱,自由的政治氛围直接导致诸子之学空前繁荣。诸子之间虽有差异,是“殊途”和“百虑”,但都起源于“六经”,都是王官之学的支流或变种。故“六经”是它们的“同归”与“一致”。

华风与夷俗:金代宫廷散乐考论

散乐源于周代,不同历史时期表演内容各有差异。金之宫廷散乐因袭辽、宋体制,以宋尤甚。演奏任务由教坊承担,内容不仅包括歌舞、杂戏、器乐合奏、杂剧等百戏形式,亦有杂技、角抵、戏马、筑球等竞技类活动,应用于元旦朝会、肆赦仪、民俗节日、曲宴使者等场合,且杂剧在散乐表演中成为主流。萨满舞、回旋舞等女真族元素的使用,阶官制度的施行,乐官地位的提高以及伶人构成的多样性等是其有别于辽、宋散乐的显著特征。一方面,金代宫廷散乐遣怀享乐、悦耳娱心,通过宏大的歌舞场面烘托祥和、喜庆的氛围,助“礼”的同时更助“兴”;另一方面,与酒礼盏制的配合,使散乐的仪式功能大于娱乐功能,所蕴含的政治意义更为突出,成为金代宫廷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儒为帅:淮南节帅所见唐廷实施儒臣化策略与政局互动

安史乱后,武人担任藩镇节帅成为基本模式。但以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为依据,经过对所有藩镇节帅文武身份统计后,发现“顺地”藩镇,尤其是淮南藩镇,呈现出大量文官担任地方节帅的现象,彰显节帅儒臣化特征。肃宗即位后,有意打破武人为节帅的传统,以其信臣高适出任淮南节帅,并提升淮南镇的规格,意在通过文官任帅的方式收拢地方权力,防止地方割据,以确保江淮赋税的供给。肃宗朝创建的儒帅策略被后世赓续,并在宪宗朝达到顶峰,成为宪宗于武力之外经略藩镇、实现元和中兴的另一种手段。然而,经过黄巢起义的猛烈冲击,此策略被迫废除,全国藩镇重被武人掌控,历史潮流开始走向唐末五代武人割据地方、主导政局动向的时代。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修正与适用实践述评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通过至今已历25年,但国际刑事法院的实践成就却似乎乏善可陈,不仅受理的案件寥寥无几,而且在政治上也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各种批评,特别是来自非洲国家的批评尤为尖锐。25年来,缔约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进行了重大修正,缔约国大会通过了关于侵略罪定义与适用范围的修正案;在该规约中增添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罪行;国际刑事法院对驱逐出境罪作了扩大解释并创造性适用了间接共同犯罪的犯罪形态,以扩大法院的管辖权;坚持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并认定了该原则在习惯国际法上的地位;对被害人参与作出了有益的实践。不难预测,国际刑事法院很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其管辖权并加强国际刑法的执行力,特别是对非缔约国而言,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情况可能会逐渐增多。

《里耶秦简》(壹)所见秦代县乡机构设置问题蠡测

根据里耶秦简,秦朝迁陵县设有九曹,即少内、尉曹、吏曹、户曹、仓曹、库曹、司空曹、狱曹、厩。金布为少内所辖专司出纳、统计、核算的部门,田官、畜官属于都官系统,不归县廷直属。九曹之中,县丞主狱曹事,"廷主吏"主吏曹事。在秩级上划分,少内、仓、库、司空、厩为"有秩吏",尉史、户曹史、狱史为"斗食吏",唯吏曹情况不明。乡置乡部和田部,与汉初律所载律文吻合。"××守"之"守"的含义,可以确定者有"试官"、"临时代理"之义,其余义项尚有待进一步分析。

杨业之死发覆

全面检讨、分析有关杨业之死的基本史料,尤其是《张乖崖集》中的新史料后发现,刘吉是为杨业"雪冤"、"证其忠赤"之人。杨业之死是为"奸臣"或"奸人"所迫。潘美、杨业一军的监军实有4人,除人们熟知的王、刘文裕外,还有郭超与侯莫陈利用2人。侯莫陈利用是一位被宋人认为是"奸臣"的"中贵",此人应对杨业之死负主要责任。

“奸臣”与“奸帝”:陈瑛与明成祖关系论

古之写史,多善恶备书,目的是以示劝诫,但后世正史的劝诫主要是针对臣下的,对皇帝的恶评基本不见于正史,因此,自古有奸臣之说而无奸帝之说。《明史》将永乐时的左都御史陈瑛列入《奸臣传》,其实这是因为《明史》将成祖之酷当成了陈瑛之罪,忽视了陈瑛之专是成祖统治之术造成的。《明史》论陈瑛为奸臣,是旧史家无法论定成祖之酷杀、专断、恶德,而通过论定陈瑛为奸臣来间接彰显成祖恶政的一种方法。

论古代判词的文学化倾向及其可能的效用

判词是中国古代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裁决判定书。从留传的历史资料看,中国古代许多判词写得文采飞扬、辞藻华丽,且引经据典,工整对仗,使得本应严肃的判词显得文法(理)兼容,词情并茂,充满了浓郁的文学色彩。这种现象固然受惠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达和唐代文风的浸润,但其直接动因还在于开科取仕制度对判词写作的重视。古代判词的文学化倾向使之成为一种文学题材得到后人的承继。回眸其历史文化内涵,对于我国当代司法文书制度的改革或许存在某些可能的效用,特别是对于借用中国本土资源促进法律与文学运动,不无借鉴意义。

行政诉讼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司法政治学的视角

新《行政诉讼法》修订颁布之后,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正式成为一项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司法运作机制。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地方政策试验到中央立法吸纳的过程。从各地关于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政策文本出发,不难发现社会稳定压力与地方法制竞争的外部因素影响,而且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实践运作,也主要依赖于数字考核的指标控制而非行政法治的自我拘束。从中国行政诉讼模式变迁的大背景下观察,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与行政诉讼协调和解、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根源自相同的法理,均旨在实现纠纷的实质性化解,而不再将合法性判断视为行政诉讼的核心议题。

新见隋代《尚衣奉御尹彦卿墓志》研读——兼说“小陵原”与“少陵原”的名称沿革

新得隋大业十二年《尹彦卿墓志》拓本一帧（图一），云近年出土于西安市城南长安区，石存未详。拓本高23、宽22厘米，志文11行，满行12字，楷书。似此类小于25厘米见方的隋代墓志小品（不含砖志），以笔者所见，还有河北武安出土今存辽宁省博物馆的开皇九年《洪州刺史张僧殷暨子骑兵参军张潘庆墓志》为21．7厘米见方，

古典时期雅典的官员监督机制

古典时期,雅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官员监督机制,任期前的任职资格审查和任期内的信任投票和告发程序,以及卸任前的账目审计,从选人、用人、问责和追责环节遏制官员的权力滥用和腐败,一定程度上实现制度反腐,并维护了雅典的民主制度。雅典主要通过民众和陪审法庭实现对官员的有效监督。

试论唐中后期法制的废弛——以“宫市”为视角

唐中后期,法制逐渐废弛,"宫市"的产生、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其表现有三:首先,大量使职(包括宫市使)的设立使相关国家机构虚置,使职又难于监督,因此,破坏了原有官制。其次,宦官在宫市活动中,假借君主制敕、违反市场管理制度及交易规范、挟势乞索,公然违反法律,却没有受到应有制裁,使相关法律成为空文。最后,君主制敕地位不断提高,干扰了法律的施行;且常常代替律文,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鸣凤记》与严嵩“奸臣”形象的形成及传播

中国古典通俗文学,尤其是小说、戏曲作品对于对立的“忠奸”双方人物的刻画往往存在着极端化的倾向,又由于它们在市民中的传播广度和深度,兼之大多数观众或读者对于通俗文学作品采取赞同性阅读的态度,使得那些被极端化的“忠臣”或“奸臣”文学形象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同,而且这种认同感往往难以颠覆。本文从当下史学界对严嵩“奸臣说”争论纷纭的现象入手,探讨通俗文学作品尤其明代传奇《鸣凤记》对于严嵩“奸臣”形象的塑造,及其对严嵩奸臣形象的传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中国封建法政体制的形成和演变述论

法政体制是伴随廷尉等司法机构和职官的设置而逐步形成的。战国秦汉是中国封建法政体制的形成期,隋唐是法政体制的发展期,明清是法政体制的完善期。直至清末中国封建的法政体制才告解体。

从汉军职缺缩减试析雍正朝行政困境

雍正朝为解决八旗满洲生计,而采取缩减汉军职缺措施。这背离了雍正帝"满洲、汉军、汉人俱视为一体"的政治主张。实行的结果是满官稍增,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满洲生计问题,却造成汉军、汉人官员仕途壅滞,产生更为严重的吏治恶果。这种行政困境主要是因为清朝固守八旗制度而解决满洲就业问题造成的。

技术调查官制度之实务运作及精进措施——当事人诉讼程序保障之维度

我国技术调查官制度实务运作还存在许多争议问题,尚存在人数过少、程序地位不清、可能导致专利诉讼的主导权发生偏向、可能与当事人主义产生矛盾等不足。其理想的运作模式在于法官、技术调查官、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间的良好合作互动。其改革与精进需调整选任方式以扩大技术调查官来源、合理设置技术调查官的轮调年限、增加法庭上技术调查官人数、促进技术调查官与专利代理人的专业双向交流。客观制度上需给予技术调查官妥善的限制,避免其成为影子法官。基于诉讼当事人的程序权保障,应强制技术调查官对当事人发问,促进双方充分言词辩论,同时还应强制法官公开心证,避免突袭性裁判的发生。

石刻所见辽代宫廷服务系统职官考——《辽史·百官志》补遗之四

辽代官制承唐仿宋,宫廷服务系统的职官亦不例外。但由于《辽史·百官志》的疏漏,对一些辽代宫廷服务系统的职官不见记载。根据钩沉出土的辽代石刻文字资料,可对辽代宫廷日常物用服务类职官、侍奉役使服务类职官、官苑畋游服务类职官以及随驾差遣服务类职官进行考证,以弥补《辽史·百官志》记载的缺漏,并有益于学者对辽代宫廷制度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