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微重始:董仲舒“元机说”发微——从《春秋繁露·二端》及卢注说起

“端”在董仲舒思想中具有鲜明的基要性意涵,乃至成为其通识天之本体的必要关节。在由“端”及“无端”的理论进路中,本体之元机得以开显,借是进而建构起天、地、人三本的内在相通性。是故,“肃慎三本”实为崇尚精一之元机,以此诱掖人君治国理政当类天地化生而万物皆应之情,即在“本天元”之域为政,从而于无为而为以达至“君化若神”之状。

陕西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岩村元氏墓发掘简报

2019年8月至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位于陕西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底张镇岩村一处储备用地范围内的墓葬进行了发掘,其中唐墓2座,编号为M2、M6。M6墓主为唐代大臣、著名文学家元稹的三兄元积。元积本人文献有零星记载,墓葬的出土为该区域唐代元氏家族茔域分布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实物资料,同时墓志所载元积生平也对中晚唐时期诸多重要事件有证补作用。

元代状元释褐职任考

元代共有32位状元,目前只能找到19位状元的释褐资料。据此可知,元代虽对科举选士不算很重视,但对状元释褐职任却很重视,开科伊始就将其释褐官资定在金后期的最高点——从六品。两三科后即形成定制,左榜状元授承务郎、翰林院修撰,右榜状元授承务郎、集贤院修撰,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再加兼职或做小调整。明清状元释褐职任格局实际是对元代的继承。

翻译美学视域下的元杂剧译者主体性研究——以《窦娥冤》为例

作为中国古代悲剧的典范作品,《窦娥冤》以引人深思的主题思想和经久不衰的美学价值吸引了译者和学者的共同关注。在《窦娥冤》英译过程中,译者们在遵循翻译美学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主体性,从而带给不同时期的读者不同的审美感受。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窦娥冤》三个英译本中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认识与再现之异同,以期对元杂剧翻译理论和实践有所启示。

基于元曲的元代纺织文明传承与文化传播特征分析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纺织文明多元特征十分显著的历史时期。采用“曲史互证”的方法,对元曲中的典型例证加以释读,结合史籍对元曲所展现的纺织文明传承与文化传播特征展开分析。该研究表明,元曲纺织史料通过戏剧文学艺术的形式,很好地诠释了在元代游牧文化冲击下,农耕文明及其传统纺织文化如何成功地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并获得统治政权的认同。研究认为,元曲蕴含的纺织文化反映着元代社会物质生产和文明延续的过程,其中含有多元广义的包容观念和大同理想,与华夏民族的传统思维模式和心理特征相吻合。因而汉族纺织文化可以看作是继承华夏纺织文明的正统,并且提示文化自觉是其在元代游牧政权统治下得以坚守和延续的重要原因。

唐长安城崇仁坊空间分布的变迁

唐长安城崇仁坊位于三大内——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与皇城之间,与东市对角相望。初唐和盛唐时期,除了寺观之外,特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很多高官贵族在此居住。开元年间,礼会院的设立使崇仁坊的里坊空间开始发生改变。中晚唐以后,崇仁坊内出现了数量众多的进奏院、旅舍,商业活动尤为兴盛,出现突破里坊空间和时间的夜市。此时,除了寺观的延续,仍有新的高官贵族宅邸,但数量骤减,已不占主要地位。

朱元璋的元朝观和正统论

朱元璋元朝观与正统论的核心内容是他对元朝是否具有正统性的评判,以及对明朝具有正统性的论证。其正统论中的天命观是他评判王朝是否具有正统性的首要依据;夷夏之辨是他在贬抑元朝以反衬明朝正统性时的重要理论工具。朱元璋总体上肯定元朝的天命及正统,同时也持夷夏之辨,在此基础上论证明朝的天命与正统。其正统论顺应、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意义深远。

从修史职掌看辽朝翰林院与国史院关系

辽朝国史院负责编修史书典籍,官员均由其他官署官员兼领。辽朝翰林院官员在草拟书诏、参谋议政之外,有兼任国史院官职修史的事例,且辽朝翰林院内官员兼任国史院官职者较前代有所增加。但是从修史职掌来看,国史院长官主要由枢密院和中书省长官兼任,国史院中翰林院官员兼任史官者不占主导地位,翰林院与国史院并无直接隶属关系。

“儒士”身份与正声“律曲”——元代“以曲取士”争论再认识

元代是否存在“以曲取士”,学界至今尚无定论,但仍有可诠释的空间。文章试从“戊戌选试”““曲”“词”称谓”和“以儒任吏”三个方面展开阐述,提出以曲取“士”是为了确定儒人的户籍身份,并非科举意义上的步入“仕途”。在元代以“律赋”为重的风气下,遵守格律的文人“曲”被认为是与词一体的“乐府”,以词赋取士,即包括以“律曲”取士。“以曲取士”概念的再界定,或许可以为戏曲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视角。

唐《元积墓志》所涉诸问题考略

元积为唐朝著名大臣、文学家元稹三兄,其名见载于《旧唐书·元稹传》《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白居易撰《唐河南元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本文对元积墓志进行梳理,对其中涉及的相关历史问题进行考述,内容涉及元积家族史、唐代与边疆少数民族外交、中唐廪弊、家族墓地茔域分布等诸问题,可证补唐史的研究。

《全元文》失收涉滇散文补目23篇

今人杨胜祥《〈全元文〉云南文献补目》一文增补了《全元文》失收的云南文献39篇。对元代云南散文进行系统的收集整理,可发现在杨文所补篇目之外,尚有23篇散文可补入《全元文》。所补篇目尽量列出作者信息、篇名、撰文时间、出处这4项基本信息,另附录3篇涉滇疑伪作品,以补《全元文》之失收,并为学界提供稀见元代文献的信息。

论《元世祖出猎图》

《元世祖出猎图》描绘的是元世祖忽必烈于深秋初冬之时率随从出猎时的情景,即元世祖忽必烈与帝后及其昔宝赤、八儿赤、云都赤、贵由赤等侍从狩猎情景。图中所绘人物虽然不多,却成功地展现了元代规模宏大的狩猎活动与狩猎习俗,反映了当时国力强盛、国土辽阔、民族多样性、社会稳定的风貌。

再论“神农得茶解毒”

关于茶叶起源的“神农得茶解毒”说《本草》引文以往学者多将其溯源到清代的《格致镜原》,实则该说在明正统九年(1444)陈华刻本《事物纪原》中即已出现。在明代“废团兴散”饮茶方法改变的背景下,《事物纪原》的校正者赵弼删去宋代的茶类事条旧文,并重新撰写了“茶”条。该条下,作者结合《淮南子》与《茶经》中关于神农的记载创造了“神农得茶解毒”说《淮南子》引文。此后明代万历年间徐炬所撰《古今事物原始》一书中又将引文出处从《淮南子》改为《本草》。“《本草》:‘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这一引文至此正式诞生。

元代海外贸易政策与元青花瓷器贸易研究

元代青花瓷器在我国南海西沙群岛海域打捞出水,证明了其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不仅为我们研究元代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提供了第一手实体物证,而且为研究我国古代的对外海洋贸易史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等提供了重要支撑。通过对这批出水元青花瓷器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发现元代对外海洋贸易政策在我国经济史中有着特殊地位,尤其是元朝政府在对外海洋贸易发展中体现出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模式,与我国当下的对外发展政策理念有着一定的契合之处,可以从中汲取对外海洋贸易交往中的有益经验,更好地指引我国未来海洋经济的发展和海洋文化的传播。

感知屈骚之“心”

屈骚犹如一部心理学词典,有丰富的心理学实践,仅“心”字就63见,但历来对其心理学价值挖掘不够、研究不足。应该高度重视屈骚的心理学价值,充分利用现代心理学成果解读屈原及其作品,把楚辞研究引向深入。

元代地方六房与《元典章》编纂体例

“房”作为正式的行政建制始于唐代,至北宋,在中央尚书省六部与地方州府六曹之间实现了对应关系。元代,在元朝中央政务运作逐渐形成“六部化”的发展趋势和文书流转逐步形成严格规则的形势下,地方路总管府为确保文书高效、稳定流转,维系地方治理,开始以六房建制划分吏员职事。但各地路总管府六房的设置并没有定规,有的地方根据自身需要对六房进行了裁并改革。这一治理实践经验顺应了元朝行政、司法运作的新需要,符合元代以降社会发展趋势,最终为明清所继承。《元典章》所辑文书取材于路总管府,其采取六部编纂体例是受路总管府下六房建制的影响。

论元散曲对《史记》项羽形象之接受

《史记·项羽本纪》塑造了项羽这一极具吸引力与感染力的英雄形象,为后世项羽形象之接受提供了历史基础。至元代散曲家笔下,对项羽形象的接受,显现出与前代截然不同的颠覆性重塑,表现出一种普遍而消极反抗的基调。这种迥异于前代的艺术基调与文学接受,是王朝统治者带来的文化冲击、政治变迁带来的个人价值的虚空、科举之路的中断带来的传统信仰的失落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促成的。个人价值的虚空使得元代文人走向历史虚无,进而否认俗世价值观,隐逸成为元代文人寻求自我价值重建的精神家园。

政治的“南”“北”与诗人的自我树立

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对屈原所作的阐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暗含了作者的政治观点与立场。基于此,从王国维在1907年前后的事业和学术变化出发,对《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进行了重新解读,提出了一个不同于前人的阐释视角:此文写作的动机根植于王国维在这一时期经历的由南入北、进京任职这一人生转折的现实之中,同时也与他因填词而产生的文学抱负有关。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王国维对屈原的研究本质上是一种自我体认。

金堂县云顶城调查与初步研究

“川中八柱”之一的金堂县云顶城是川渝地区宋元山城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以来,金堂县联合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云顶城进行了系统的田野调查工作,基本掌握了山城的保存状况,并发现了宋元时期高等级建筑遗址。文章在总结近年工作的基础上,对云顶城的地理位置、研究概况、城内遗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结合历史文献对云顶城相关的历史问题进行了研究,揭示了云顶城的防御特点和遗产价值,有助于学术界了解云顶城的基本概况,并为遗址保护、展示和利用提供学术支撑。

略述元“马端临·许瑗”铭釉里红花瓶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本文旨在披露北京知行堂美术馆收藏一件带“乐平马端临、许瑗”铭文的重要元代釉里红花瓶,文中重点梳理了一批存世的元代(青花)釉里红器,并探讨了部分元代釉里红器与儒、道二家相关的可能性;最后进一步考证古代“玉壶春”式瓶确有作为花器的事实,并得出宋、元时期除了五供、三供以外,还有两供(一炉一瓶)组合存在的结论,此瓶即为其中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