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隐喻”母题到“隐逸”主题——以《二十四史·隐逸列传》为分析路径

《二十四史·隐逸列传》是分析中国传统山水画“隐逸”主题的重要文献。尽管山水画的形态、风格固然众多,但图像的母题却是解读和阐释山水画主题的重要依据。如渔父、樵夫、蓧杖人等核心母题,具有隐喻性的文化特征,指向了隐逸主题。不同的母题(母题意象)组合,可能显现不一样的隐逸主题。母题的在场以及主题的出场,在不同时空的认知场域中有不同的结构与方式。有些母题可能是原隐喻的转喻,既是隐逸叙事的主题表达的依据,也是认定隐士身份的辅助性母题,如渔船、岩穴、茅舍、枯松、童子等母题。因而,核心母题与辅助性母题的配置与逻辑结构,构成山水画的隐逸主题。

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游仙"意象

"游仙"作为道教的一种行为方式,当其大规模出现在诗歌里,并成为诗歌意象的时候,已褪去了宗教意义上的迷狂,具有更多的文化蕴涵。这蕴涵有时表现为非现实层面的精神逃遁,有时表现为现实层面的文化追求。但不管怎样,诗歌中"游仙"意象的文化功能却是显见的:首先,它的存在为个体自我提供了一个寄托的精神场所。其次,它的存在为诗歌创作拓展了艺术表现空间。最后,它的存在还为我们解读道教教义提供了形象材料。

老子归隐故乡考

古今学界一致认为老子归隐后西去。这种说法出自神仙家言 ,不可信。根据先秦典籍记载和道家学派在老子家乡一带兴起的事实 ,我们认为老子辞官后回到了故乡 。

金庸武侠小说的退隐意识

通读过金庸武侠作品的读者不难发现,金庸武侠世界里的主人公在做出一番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伟业之后,有半数以上选择了退隐。这是为什么?金庸为何对退隐的结局情有独钟?通过对其小说文本的探究,我们发现现实的太多无奈,英雄末路的感怀,置身江湖的身不由己和对人性的深深绝望,正是作者的这种思想意识的深刻体现,而传统儒道思想的渗透支配,更是其退隐意识形成的深层原因。

理想的维护与失落——析儒家的隐处思想

积极入仕与博施济众是儒家的主体精神,儒家士人从来就是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分子。然而,君主心意的莫测,政治风云的不定,又常常令儒家知识分子心寒胆战、无所适从。于是,“用行舍藏”:在无力救世时,他们选择了自救,希望通过在困境中退守,以实现其理想与人格的维护,这不能不说是在苦难的现实中所体现出的一种生存与发展的智慧,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所导致的消极影响。

南宋词人黄昇隐居的社会文化动因探析

客观地讲,南宋中后期的江湖词人黄昇隐居的社会文化动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南宋的冗官现象、动荡的时局、以隐蓄名等是几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共同促成了黄昇走上归隐江湖之路。

“大错和尚”钱邦芑

钱邦芑是明末清初的诗文家和学者,曾在永历王朝做官,隐居在贵州余庆县的蒲村,在这里创建他山景区,筑堤为湖。据守贵阳的"秦王"孙可望逼他出山任职,他祝发为僧,自号大错和尚。后流寓云南和湖湘。生平坎坷,著述颇丰,成为一代高僧。

金代文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刘祁

刘祁出身于金代最著名的文学世家,幼有神童之称,后与当时的文学大家有密切交往,对金代文坛的状况十分了解。他在金亡后所著的《归潜志》一书中,对金代的文学创作倾向和文学思想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和总结,为金代文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招隐·朝隐·归田——从《七辩》、《应间》、《归田赋》看张衡的隐逸心迹

《七辩》、《应间》、《归田赋》是张衡不同时期的作品,三篇文章在内容上都与隐逸相关。具体说来,《七辩》通过仿无子等7人与无为先生的对话,讲述的是招隐故事,当属于早期作品;《应间》写于作者复还史官之时,设客难己而申辩之,表达的是"聊朝隐乎柱史"的心态;而《归田赋》创作于垂暮之年,有明显的超尘绝俗之志。三篇文章十分清晰地展现了张衡从用世到隐逸的人生之路。

王维山水诗空寂之美探析

从王维山水诗的空寂美这一角度入手,阐述了他创作的空寂诗境中具有强烈的生命律动,这与其以澄静清明的心灵观照大自然绝然不可分。他能创作出这种诗境,又是追求隐逸山林生活、崇尚佛禅的结果,所以王维空寂的诗境中又蕴涵着丰富的隐逸心境和佛禅情趣。

同写宦游感 意象各有别——苏轼、柳永的《满江红》词对读

柳永的《满江红·暮雨初收》和苏轼的《满江红·寄鄂洲朱使君寿昌》都是词人经历了仕途坎坷之后,对人生的思索。两首词都流露出对归隐的向往,然而,词中意象各异,表现出作者各不相同的出发点和感情色彩:柳永徘徊在对儒家出仕思想的叛逆和顺服的矛盾之中而无力摆脱,其词意象晦瞑暗淡,颇多感伤;儒与道的融合在苏轼饱经风霜的人生道路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因而他随缘自适,旷达乐观,其词体现出佛陀拈花似的微笑。

李渤是成纪人及早年隐居庐山考

唐朝名臣李渤的籍贯史传失载,一般认为是洛阳人。出仕前他隐居庐山,事迹模糊。通过考察,李渤实际上是成纪人,在庐山隐居至少有六年之久。

王维与孟浩然隐逸的差异性

王维和孟浩然是盛唐两位著名的隐逸诗人,但由于人生经历、处世哲学及价值观念等的不同,他们的隐逸呈现出较明显的差异性。从隐逸的动机看,王朝隐以图自安,孟弃世以逞其志;从隐逸的形式看,王富贵山林、亦官亦隐,孟情寄山水、布衣终身;从隐后的心情看,王恬淡平和,孟怨怅愤懑。

思乡之浓情 脱俗之深意——解读张翰的"莼鲈之思"

西晋名士张翰的"莼鲈之思"对后世尤其是吴地文人影响深远。本文剖析了"莼鲈之思"不仅表达了思乡之 情,而且喻指文人隐居的丰富内涵,进而深入分析其美名远播的深刻缘由。

再谈王维的“亦官亦隐”——与陈铁民商榷

陈铁民《也谈王维与唐人之“亦官亦隐”》一文,无论是谈王维的“亦官亦隐”抑或唐人的“亦官亦隐”,都与历史真实不太相符合。无论是唐人现实生活中的“休沐度假”,抑或唐人诗中的“吏隐”,都是不能作证王维曾经有过“亦官亦隐”的生活经历的。而王维之所以成为山水田园派诗人的突出代表,也并非如陈文所言是其“亦官亦隐”的结果所导致。

道隐:李侗归隐情结的价值探赜

归隐一直被认为为道家专属,但打破传统固有的观念,可知道隐亦是儒家哲人的一种独特的归隐姿态,它不是一种消极避世的出世态度,而是为保存道义采取的一种积极策略,仍是一种关心社稷民生的入世之道。文章追寻了李侗的道隐成因,剖析其道隐的悲悯情怀、领悟其对"静坐修心"和"修己之学"的"融释",并认为这些方面对培养当代青年人的理想人格和价值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两晋南朝隐逸之风的流变

西晋隐士多为避乱避害而被迫隐居,东晋南朝隐士多受美隐时尚的影响而自觉归隐。与之相应,两类隐士在隐居方式上也有显著的不同,即由西晋的原始荒野之隐转变为东晋南朝的田园村舍之隐。

《归潜志》与金代文坛的文学活动

刘祁的《归潜志》在为金代中后期诗文作家立传的同时,还记述了当时文坛的各种文学活动。在以赵秉文、李纯甫为领袖的金代文人核心群体之中,又包含有许多交汇、重叠的文人创作群体。围绕这些群体开展的多种文学活动,不但密切了文人之间的联系,提高了文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而且增进了文人之间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为文学创作的繁荣、文学观点的碰撞争鸣,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这正是金代"诗学为盛"的原因之一,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隐逸风景中——徐訏创作心态考察

关于徐訏的文学精神、思想来源,以往人们关注较多的是他的创作与宗教,特别是与西方宗教的关系,与宗教精神相关的隐逸思想却少有涉及。徐訏的一生都在孤独寂寞里度过,这些孤独寂寞来自于自身的经历与现实的重压,这些经历与重压有时候甚至会把他的孤独寂寞化为一种恐惧,于是形成了他具有时代性的"逃避"心态。"逃避"与自然风景紧密相关。深受西方哲学影响的徐訏同时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

《论语》“鸟兽不可同群”新解

孔子曾有"鸟兽不可同群"之语,它并不表明孔子仍积极干政、反对归隐,进而批判隐逸行为。联系这句话的上下文,并结合儒家的隐逸观,可知它是孔子在天下无道背景下做出的"避人"选择,即,不仕无道者,也不做山林隐士,而是归家教授、著述。这种主动不仕的"避人"方式,就是儒家所说的"无道则隐"。"鸟兽不可同群"反映了孔子对隐居方式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