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艺术形态与文化现象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地理空间为线索,讲述了大唐法师西天取经沿途的所见所闻,其中体现了人物塑造、故事设计、语言使用的艺术性元素,十分吸睛。本文从艺术形态、文化现象、文化因素对文本的影响等角度进行多方探究,探讨该文本表现出的神话传说、宗教文化、等级文化等现象,以期为现代学术交流提供参考借鉴。

对外传播视角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文体流变研究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用“诗话”二字作为书名,与“诗”“话”相关著作的文本体制有关,其借鉴说部的文体特征,在标题、记事与语言风格上都展现出了独有的艺术文本魅力。同时,从文本传播视角下分析发现,其语言文本戏曲韵味明显、元代基础方言深厚、图文匹配的解说形式,给当时的变文发展带来了极大艺术突破。关于其文体流变特点和表现形式,历来学者从小说、故事、社会学等角度进行了多方探索,文章深入查找了相关文本资料,着重从对外传播视角分析该文本的文体流变现象,为揭示此类文学文本的历史性、时代性和艺术性提供多层次观点参考。

西游取经故事的跨文本探究——以《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例

大唐法师西游取经的故事流传久远,带有厚重的神话传说意蕴。近年来,学界不断挖掘与研究西游取经故事中的文本结构、语言流变等内容,总结出了相对完整、纵深有度的文本描述。以《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例,这一故事以大唐法师一路向西取经、历经重重磨难,与猴行者等人相互扶持、相互救赎,最终修得正果为主题,以多种文本形态反复记述、再现了笔者当时的社会百态与文化精髓。西游取经故事融合了记事、说部、变文等说唱文本表达形式,讲述了一个个带有文学性、生活化与故事性特色的多视角西游故事。西游故事的跨文本意义包括:以空间结构来言不可说之语,以神魔传说来构建艺术世界,以相互救赎来展现人物成长,为现代文学文本的研究提供了多角度思路借鉴。

从词汇史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语言年代

文章以《汉语大词典》和三部断代语言词典《唐五代语言词典》《宋语言词典》和《元语言词典》为参照,从词汇史的角度分析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复音词,认为该书所反映的是晚唐五代时期的语言。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法师形象变异及原因分析

阐述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之前的玄奘书写,将宋代刊刻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唐代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传记相比,《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法师形象产生了变异,包括法师身世神异化、法师能力弱化、法师性格变化。分析了法师形象趋向世俗化和神异化的原因,认为主要是受佛教世俗化、《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民间文学性质及诗话体文学诙谐传统的影响。

略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文体特性

《取经诗话》似与谈诗论诗之作了不相涉,叙述唐三藏西天取经故事,借以宣传佛教之威严,并非诗论家之诗话。其实,《取经诗话》之体制与文人之诗话大有相关之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诗话"为名,与《本事诗》及《六一诗话》等"诗话"著作的体制有关,它借鉴说部的文体特征,汲取变文的体制因素,又有所突破和创新,以空间转换来叙事,具有独特的文体风貌。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到《西游记》中救赎主题的发展与演变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下简称《诗话》)、《西游记杂剧》(以下简称《杂剧》)、《西游记》前后相沿叙述三藏法师西行取经故事。三部作品在以取经作为核心主题的同时,均将取经团队成员通过经历取经获得救赎、求得正果作为副部主题。《诗话》中救赎主题已出现,由于《诗话》是一部简陋的面向世人的"俗讲",其简陋与不成熟使救赎主题没有能够覆盖取经团队全部人物,面向世俗的特点则使救赎的实现形式表现出明显的世俗性。《杂剧》出自名家,对救赎主题有了很大的发展与丰富,很多方面也反映出受了度脱剧的影响。《西游记》中救赎主题最终统帅取经团队所有人物,救赎主题完全确立。明代"心学"影响巨大,佛教世俗化程度加深,这些都对《西游记》救赎主题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行政区划与香山观音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创作年代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述及"陕西"、"河中府"、"京东路"的行政区划,同时还写到"香山"、"香山寺"、"千手千眼菩萨"的香山观音。从前者的角度考察,它只可能创作于北宋至道三年至熙宁四年、元丰四年至七年及政和间共86年之间;从后者的角度考察,它只可能创作于北宋元符三年之后。而同时从这两个角度考察,则它只可能创作于北宋末年政和的8年间,而且即使我们再考虑到人们在使用作为行政区划的"陕西"一词时的习惯,它的创作时间也不出北宋后期元符三年以降的26年。

戏曲文体对《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借鉴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在形式上的突出表征是"以诗代话"与每节标明题目次序,我国传统戏曲文体历史生成过程中很可能在以下诸方面对其有所借鉴:一折(出)的下场诗对本折(出)剧情的总结;剧终的判文或词话对全剧情节的提要;表演中人物以角色与剧作者的双重身份进行的现场评论;分出及出目形式。最后辨析了戏曲题目正名与话本末尾的诗歌形式之异。

雅猿与猴行者——唐五代传奇中的雅猿故事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梳理唐五代的猿猴故事,我们发现保存在《太平广记》中的雅猿故事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风貌。雅猿能言善辩,能工辞赋,具有仁义之美,同时也保留了善啸、族类相亲、栖居山林等动物之性。雅猿故事承载了文人对还乡和隐逸的渴望,因而雅猿在"物性"与"人性"之间徘徊良久,最终选择回归山林。《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一部宗教文学作品,主要目的在于宣扬佛法,因此猴行者身上"物性"退隐,"神性"的一面则更为凸显。猴行者一路降妖除魔,佐助玄奘取经回国,最终得以封神成仙。

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体制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存关于西游取经故事最早的小说,其影响了后世的西游故事。以敦煌变文、诸宫调及宋元话本作为比较的对象,从标题、正文两方面考察《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体制特点,认为其体制既"新"且"旧",既上承变文又有所突破,既接近宋元话本又稍嫌粗糙,它当是变文朝宋元话本过渡的民间口头说话形式。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年代考证综述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刊印至今,围绕它成书年代的考证,一直未有断绝。目前它的学术价值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而且学界还从版本学、语言学、词汇学等角度对其成书形成了五种不同的看法,即晚唐五代说、北宋说、南宋说、宋代说、元代说。虽然各种看法均有合理的部分,但不同方法间仍借鉴不足。新时期下,学界又进一步作了整体归纳,从文体上更加细致地辨别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更有助于对俗文学流变及西游故事脉络的分析认知。

也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成书时代

也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成书时代曹炳建关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下简称《诗话》）的成书时代，王国维根据其书卷未有“中瓦子张家印”的署款，中瓦子为南宋临安府街名，故确定其为“南宋人所撰”①。不过，根据其书刊于南宋，就认其为宋人所著。证据似显不足、故李...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数量表示法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数量表示形式共有十一种,包括七种事物数量、两种动作数量和两种概数表示法。从其结构形式和语法功能可看出,这些用法既有对古代汉语的继承与发展,也有近代汉语的改造与创新,甚至有的沿用至今。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明皇太子考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所叙玄奘取经背景为唐玄宗统治时期,玄宗一朝共立李瑛、李亨两任太子,《诗话》第六回中出现的明皇太子应为废太子李瑛。李瑛遭废身死后曾获得广泛的舆论同情,在史传中又有化为“祟”的记载,与我国古代安抚英雄贵胄鬼祟的民间信仰相合。《诗话》虽意在扬佛但不脱道家观念影响,这为换骨升仙提供了思想依据。“长四十余里”的枯骨以及唐僧“合掌顶礼”的态度更佐证了文本中换骨之人确为神异化后的李瑛。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研究综述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存关于西游取经故事最早的小说,有学者们认为它影响了后世的西游故事。学界关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家数及主题思想、后世影响和材料考据三方面。然学界尚可抓住其为民间口头叙事作品,在叙事特色、故事构成等方面进一步深入研究。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叠音初探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近代汉语时期重要的白话文献。本文试从词汇的叠音现象角度对其语言特点进行分析,以期探寻其成书时期的一些语言特点。

也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一部唐代白话小说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小说,有关它的成书过程说法颇多,《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对于《西游记》研究意义重大。笔者从现存《取经诗话》文本入手,结合唐代说经、唐代白话小说及唐代有关宗教信仰等材料,认为《取经诗话》其实是一篇出自于民间艺人之手的充满民间文化色彩的唐人小说。

浅谈文学古籍《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重言词

本文主要对《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重言词进行统计和内部分类,并对“喊喊”、“忩忩”两个重言词进行简单的考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