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赋二十五篇”到刘向《楚辞》成书的“聚合之势”考论——兼说今本《楚辞》篇次的来源之二

从屈原《离骚》化用自己《抽思》《涉江》《天问》《远游》《思美人》《惜往日》诸篇,以及宋玉、贾谊、司马迁、东方朔或化用或论及屈作分别达今存七卷中之五卷、六卷、四卷、五卷等情况看,一个共25篇的“屈原集”很可能早已存在,甚至就是屈原自己所编。再从司马迁《屈原列传》、东方朔《七谏》看,今存《楚辞》中宋玉等人的拟屈之作也已围绕着屈原及其作品形成了一个“关系网”。因此,刘向编《楚辞》应是基于这样一个“屈原集”加“关系网”,合并、落实、调适而成的。就其“调适”而言,他主要受了司马迁影响,一是依循“时间”标准排列篇次,二是依据“悲其志”主旨进行再选拔;此外,他还引入了“代屈原设言”的写作标准。

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国文学核心术语的英译研究——以英译“唐诗、宋词、元曲”为例

为了扩大中国典籍文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以唐诗、宋词、元曲的英译为例,分析中国典籍文学中的核心术语英译方法。首先介绍中国典籍文学,了解英译中核心术语的必要性。介绍唐诗、宋词、元曲在英译中应注意的要点,并提出最佳英译的建议。其次分别从英译主体之间开展合作交流、了解英译受众需求两方面,提出中国典籍文学核心术语英译的策略。通过对唐诗、宋词、元曲的分析,明确中国典籍文学具有的价值,以期能够为今后文学作品翻译工作提供参考。

楚辞《九歌》的诗体特征与屈原的独特贡献

楚辞《九歌》的产生,是春秋战国以来中国诗体发展的一大飞跃。它以其独特的句式组合与章法结构,形成一种有别于《诗经》四言诗完全不同的诗体,展现了独特的节奏韵律之美。楚辞《九歌》是楚国王室的祭祀乐歌,诗人屈原以其独特的身份参与了《九歌》的创作,并以其非凡的智慧和高超的艺术修养,将其提升到一个极高的艺术境界,成为中国诗歌史上辉煌的艺术典范。

2021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综述

屈原及楚辞的学术研究历史悠久,2021年继续呈现出持久生命力,各类专著、学术论文等成果迭出,涉及屈原精神与文化影响研究、楚辞文本研究、楚辞学史研究、宋玉研究、楚辞海外传播与翻译接受研究等诸多领域。

“儒士”身份与正声“律曲”——元代“以曲取士”争论再认识

元代是否存在“以曲取士”,学界至今尚无定论,但仍有可诠释的空间。文章试从“戊戌选试”““曲”“词”称谓”和“以儒任吏”三个方面展开阐述,提出以曲取“士”是为了确定儒人的户籍身份,并非科举意义上的步入“仕途”。在元代以“律赋”为重的风气下,遵守格律的文人“曲”被认为是与词一体的“乐府”,以词赋取士,即包括以“律曲”取士。“以曲取士”概念的再界定,或许可以为戏曲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视角。

王阳明辞赋作品对屈赋的借鉴

王阳明有十四首(其中一首仅存题)辞赋作品流传于世,其赋作深得屈原赋作精髓,主要表现在:在形式上,阳明赋作在语料使用、句式选择、意境营造、典故创设等方面对屈赋进行大量借鉴与模拟;在内容上,阳明赋作在表达其德性高洁、忧国忧民以及思慕圣贤之治等方面与屈赋精神一脉相承,可谓是屈原之异代知音。

处境、心态与话语特色——再论《离骚》的创作时间

在《离骚》中屈原几次提到为了坚持理想和高尚的人格,宁愿投水自杀。有两次明确指明要效法彭咸投水自杀,其中“愿依彭咸之遗则”是否为此意尚有争议,而“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却是明确无疑的。还有一次虽未提到彭咸,但表明“宁溘死以流亡”之志,也是明确表示要投水自杀。另外,还有“伏清白以死直”亦可理解为“投水自杀”。在思想观念、人生价值认知、情感表达和对死的态度及方式上,《离骚》与绝大多数屈原自杀前一年内所作诗歌具有一致性,而明确提到“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的《抽思》以及比《抽思》创作时间更晚的《哀郢》《涉江》却无一字提到“彭咸”,无一字涉及“死”,据此可判定《离骚》非屈原流放汉北之作,其创作时间当在屈原晚年。

屈原对华夏文化的认同及其对楚辞的影响

屈原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其浓厚的家国情怀历来为人所称道。屈原作品在表达对于宗国故土的深挚爱恋之外,还体现出对于华夏文化的认同。这种文化认同主要体现在对华夏人文始祖的认同与归属、对华夏文明历史的认可与接受、对华夏礼乐文化的借鉴与吸收这三个方面。三者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屈原对华夏文化的认同,使得其创作在思想倾向、价值追求上与中原礼乐文化保持高度一致,其作品也由此而实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屈原对华夏文化的认同,直接推动了楚辞的创新发展与价值提升。

所谓“李白《秋风词》”的误传及其原因溯源

今传古琴曲《秋风词》,其曲词多被认为是李白诗作,然曲词前半确为李白《三五七言》,后半部分,最早可追溯到宋罗烨《醉翁谈录》己集卷一《烟粉欢合》中《意娘与李生相思歌》一诗,乃是删写该诗最后八句而成。古琴曲《湘妃怨》的曲词,也是出于对《意娘与李生相思歌》中“君在湘江头,儿在湘江尾”两句的附会,在该诗的整体基础上进行增删而成。古琴音乐创制在历代典籍中寻找曲词文本的传统,《湘妃怨》与《古秋风》自身音乐属性的相似,琴乐良好的大众传播基础,导致了所谓“李白《秋风词》”的产生和广泛误传,并在当代通过发达的出版业,在一般作者、读者以及非古代文学专业方向学者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楚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

早在唐宋时期,楚辞文学便开始在东南亚等国家传播,对朝韩文学和日本文学都有影响。19世纪以来,楚辞文学开始受到英语世界日益广泛的关注。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意识形态、学术环境及个人的学术背景等是影响楚辞在英语世界传播和接受的重要因素,也是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产生的重要原因。

屈辞“羲和”文化再解读

屈辞《离骚》与《天问》中多次出现"羲和",但"羲和"到底指什么,历来岐说不断。《山海经》记载为帝俊妻并日母,《尚书》记载为尧臣天文历官。而在屈辞中,日神为东君,羲和显然为日御,这与《淮南子》记载同。另外,尚有楚辞注家释《离骚》、《天问》"羲和"为太阳或太阳神。通过文献梳理,羲和最初释义当为女性日神,后演变为日神帝俊之妻、后又为日御。此外,羲和与古希腊太阳神赫利俄斯亦似有密切关联。

《辞源》第三版修订中语料查核选改的类型及标准——以辰集“曰部”修订实践为例

语料的查核是《辞源》第三版修订的重头工作,文章主要以辰集"曰部"的修订实践为例,针对查核中的书证索源、优选、纠误、增删、修改释义等五个方面展开讨论,探讨这些问题的类型及修订标准,以期对大型辞书的修订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新版《辞源》中部分词语释义、引证考

释义,是辞书释文的主体部分,释义的质量决定辞书的优劣。引证同样是辞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佐证释义,补充释文的不足,证明释义是信而有据的。新版《辞源》的部分词条在释义及引证上似有不足之处。文章试予指出并以诸多实例分别予以证明。

论钱澄之《屈诂》中的儒道互补思想

钱澄之的《屈诂》中有着儒道互补的复杂思想。一方面,《屈诂》中充溢着浓厚的致君尧舜、中兴南明的儒家精神。这种儒家精神首先表现在对屈原“美政理想”的推崇,钱澄之以此寓托曾经中兴南明政治理想的自我期待;儒家精神同时也表现在对屈原“家国情怀”的宣扬,其中包含着其浓厚强烈的“疆土意识”、拳拳殷切的“治国意识”和低徊流转的“忧国意识”。另一方面,《屈诂》中的道家思想,则表现在其中“以藏为用”的思想和因循“时”势的观念。钱澄之《屈诂》中这种儒道互补的思想是晚年时期的钱澄之,其儒道思想互相排斥、又互相调补的复杂文人心理结构在文学创作中的外在表现;是其作为清初重要遗民之难以言说而又处于不断变动过程中的遗老情志与心态的婉曲抒发与表达。

金元词演进轨迹新论

历来关于金元词分期的若干看法,存在着共同的视界缺憾。考察金元词的演进必须注意到金元词与南宋词的共时性与互动性、王朝更叠带来的词坛新变、词人群体对词坛走向的影响以及词学观念衍变所起的作用。打玻朝代分野,将金元词与南宋词置于同一层面进行观照,可将三朝词视为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由此可将整个金、南宋和元代词史划分为借才异代、气象鼎盛、遗民悲歌、延续传承和曲终奏雅五个阶段,勾勒这240年间词坛由蓄势、爆发,到略作消歇而又复振的演进轨迹和发展历程。

稼轩词的北归及其走向——兼论元好问在其中的作用

金代后期,部分稼轩词作通过非公开途径传回北国,被元好问推举为北方词坛的新高标。元好问侧重继承稼轩以诗为词、借词留连光景、感慨时事等取向,于稼轩抗金报国情怀不予置评,于稼轩豪放词风亦少有继承。此后,白朴得遗山衣钵,耶律铸侧重借鉴稼轩词咏物、留连光景,失之片面,至王恽始能大力表彰其忠义大节,北方才有了完整意义上的稼轩词。

张炎《词源》研究综论

张炎《词源》体现了他主要的词学思想,对当时与后代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人对《词源》的研究几乎从未断绝。20世纪之前,《词源》研究着力于考证其版本内容以及与《乐府指迷》的关系,并阐述了其词学理论的承继与开拓,肯定了它在词史上的地位。20世纪以来,《词源》开始进入现代学术研究视界,呈现出繁盛局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主要体现在词旨概论、"雅正"考辨、"清空"释解、价值考量与影响等方面。进入新世纪,张炎《词源》研究接续了20世纪末的余绪,并出现视角多元化与体系化、细化的特点,形成了新的研究态势。

论“词衰于元”与元词风貌

清人提出的"词衰于元"之说被民国诸词家普遍接受,实则,词衰于元的说法并不能成立。北方词坛金末元初元好问和南方著名词人张炎、刘辰翁、王沂孙、蒋捷等诸家都是元代词人,元代有200多位词人,涌现了大量名家名作,成就辉煌,流传于世的词作有3700余首,是元代文学中非常富有特色的一面,而且出现了耶律楚材、元好问、廉希宪、萨都剌、李齐贤等一批少数民族词人。元统一南北之后,南北文化与文学合流,南北词坛开始互动并相互影响,元代词坛出现新的风貌。元词的创作并不衰弱,对宋词有继承也有创新,仍然是富于活力的。

《全金元词·订补附记·补词》订补

唐圭璋先生所纂《全金元词》,为当代治词学者案头必备之要籍。惜乎此书于八十年代前夕出版时,唐先生年事已高,无力再任校订之役,遂使全书留下了诸多遗憾。2000年10月,中华书局第4次印刷了《全金元词》,书后附有唐棣棣、卢德宏二先生的“订补附记”。它汇集了近20年来众学者的研究成果,分八项对原书进行了全面的补茸,实有功于词学。“订补附记”中最后一项是“补词”,新增补词作96首。作者就此96首新补之词,先覆核其所引原书,而后又做了初步的校订。现分标点和校勘、误辑和漏辑、词人小传考辨三个部分略作梳理。

清诗话中的楚辞评论

在清诗话中,有着数量惊人的楚辞评论。然而,学术界至今还没有论及清诗话究竟是如何评论楚辞的。清诗话在楚辞文体之归属、楚辞内容之评析、楚辞艺术之探研、楚辞范式之确立、楚辞影响之追踪等方面均有大量可资借鉴的见解。可以说,清诗话中的楚辞评论在楚辞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