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多民族交融的特点与启示

多民族共创、共享、共传的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多民族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范例,生动地展现了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汉族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对汉族文学影响的特点,对深刻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有着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民族学者构成的研究队伍对《格萨尔》的搜集与研究不仅是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与文艺政策的典范,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应该客观地描述《格萨尔》流布过程中呈现出的中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和现实,科学地阐释其呈现出的特点和规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建设提供重要的支撑和启示,充分利用人文数字技术,使《格萨尔》以多模态的形式走进了中国各民族生活中,成为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进而有效地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工作向纵深发展。

神话的重述:格萨尔王与身份认同

史诗《格萨尔王》是藏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媒介,阿来重述《格萨尔王》,是回到民族赖以生存的符号秩序中,弥合在全球化浪潮下的民族身份认同问题。通过晋美与格萨尔王的两条线索的叙述,阿来以“传统”定位民族身份,但返魅与建构先后两种方式的矛盾,导致文本意义自我瓦解。这源于阿来对返魅的执着,致使他将他者约化为现代。但讲述本身并非失去意义,表达的困境反而为人们提供了解“读懂西藏人的眼神”的另一面。

葛浩文、林丽君对阿来《格萨尔王》地域文化的识解与英译

由阿来“重述”,葛浩文、林丽君英译的神话小说《格萨尔王》旨在向全球翻译传播中国民族文化。本文基于认知识解理论,对比分析了《格萨尔王》中自然景观、俗语和藏传佛教用语三类地域文化表达在原文和译文中的异同,描述了文化表达的复杂内涵以及译者对文化多元内涵的主观理解和取舍。面对文化表达多元内涵的翻译挑战时,葛浩文、林丽君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积极调整识解维度,将信息内涵传递作为翻译主要目的,兼顾文化表达的情感和审美内涵。认知识解理论有助于揭示译者对文化表达主观理解过程,探索有效的跨文化翻译策略,解决文化不可译的迷思,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走进去。

兵戈下的食性: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饮食叙事研究

《格萨尔王传》是藏族的经典英雄史诗,其中有大量与饮食相关的叙事情节,表现出原始藏民族饮食的种种特征。在观念方面,“弱肉强食”是格萨尔饮食的核心表现:食物是连年征战的英雄民族最基本的能量供给,食物的拥有与匮乏是诱发战争的重要因素,食物是英雄们个人光荣的身份标识等。在语言的使用上,饮食被作为一种对话的工具,成为一种内化的叙事修辞。在神人关系上,饮食为神与人之间搭建了精神连接的桥梁。在史诗的战争话语下,战场作为“食人之野”已然变为人伦秩序的废墟,“食人”突破了最后的底线,体现了过载的征服力量与断崖的人性约束。史诗《格萨尔王传》被放置于战争背景之下,其饮食叙事从兵戈刀剑中延伸,演绎了别样的饮食风貌。

《格萨尔》戏剧文化的起源、类型与特征

藏传佛教的“羌姆”和藏族民间戏剧、说唱故事的历史久远、流传广泛,能体现藏族姿态艺术的精粹。史诗《格萨尔》产生的年代大概是11世纪末和12世纪初,晚于藏族“羌姆”和民间藏戏、吐蕃早期说唱表演“仲”等,特别是《格萨尔》戏剧晚于藏戏“阿姐拉姆”等藏族戏剧,因此,这三种表演形式是产生《格萨尔》戏剧的文化基础和学理支撑。在早期藏族戏剧艺术文化基础上,《格萨尔》剧目现在发展到宗教跳神式的《格萨尔》羌姆、舞台《格萨尔》藏戏、《格萨尔》马背藏戏等多种类型。主要特征是,《格萨尔》羌姆表演时伴奏音乐十分简便,音乐伴奏通常用寺院羌姆的乐器,有寺院羌姆特征;《格萨尔》舞台藏戏本身是对传统八大藏戏的一种超越,它具有独特的语言风格,因为《格萨尔》是说唱叙述体,保留了史诗的语言特点,曲多白少,以唱腔和身段表演情节,以故事的诗意构成,唱词的曲调构成,搭配成《格萨尔》藏戏一个特殊的舞台风貌;《格萨尔》马背藏戏主要特征是马背上完成赛马技艺表演,其圆场、绕场和过场等均在戏剧广场的外缘,或借助崇山峻岭、河边草地、湖岸沙滩等场地骑在马上展开表演。

非遗视野下的《格萨尔》史诗中“十三”数词的文化内涵及其功能研究

《格萨尔》史诗是我国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历史悠久、流传广泛、内容丰富的英雄史诗。本文从非遗保护视角,着重论述史诗中对“十三”数词的特殊文化内涵和数词功能,以便更进一步了解和解读《格萨尔》史诗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学术价值。

论史诗基本格的建构进路——基于藏族“酒供传统”的讨论

史诗基本格是指晚近口头传统研究中所讨论的史诗文类的基本品格问题。学者将史诗基本格界定为“崇高的格调”,认为在口头传统多种文类中,史诗“崇高的格调”是其脱颖而出、占据文类等级秩序高位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当下学者对史诗基本格的探讨大多处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阶段,并未阐明何谓“崇高的格调”以及如何建构“崇高的格调”等问题。文章基于格萨尔史诗文本中反复出现的“酒供传统”这一典型场景,借助晚近史诗研究“语境转向”的相关成果,从语言构境,即“言即是行”和“文本构境”以及藏族本土诗歌技法出发,探讨史诗基本格的建构进路问题。

民族记忆与文化认同: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故事歌曲

以民族记忆和文化认同为主要载体,对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故事歌曲进行分析,认为其故事歌曲传达的文化价值,与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涵相契合相促进,是铸牢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资源,也是中国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和互鉴的生动例证。挖掘和阐释其民族记忆和文化认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意义。

论格萨尔史诗的中华传统文化

文章从政治神话功能、“人地结合”身份表达模式、叙事细节的原型几方面,探讨格萨尔史诗蕴藏的中华传统文化。政治神话是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之一,格萨尔史诗不论是神化格萨尔王天神下凡、拯救人间的主题,还是表现主题的天人感应等艺术手段,都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品质,显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地结合”身份表达模式源自中华民族古老的封地社会治理模式和“用国为姓”家园情怀,格萨尔史诗继承了中华农耕传统文化创造的人地结合身份表达模式,并依据生存环境和游牧生活对身份言说方式进行了创造性改造,形成了赞美草地和崇拜山水的家园情怀,体现了地方化的“人地结合”身份意识。格萨尔史诗叙事细节诸如女性崇拜、动植物喜好、习俗以及情节设置等,都能找到中华传统文化原型。

“零度世界”与“正向偏离”:史诗《格萨尔》科恩曼英译本探析

史诗《格萨尔》的首部藏英对照本是科恩曼英译本,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文章基于零度偏离理论,通过对《格萨尔》科恩曼英译本中物理世界、语言世界、心理世界、文化世界的零度与偏离的系统梳理。研究发现“四世界”的基准和变异,译者准确、流畅地向目标语读者传达翻译的目的与信息,零度偏离理论能够有效指导译者的翻译工作,为史诗翻译带来正面效果。期冀为我国民族史诗外译提供范式,也为中国民族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史诗《格萨尔》霍斯英译本的“务实度”阐释

史诗《格萨尔》霍斯英译本以藏文本为底本进行英译,是当前最新的译本。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借助“求真—务实”连续统中的“务实”维度,对译者的翻译策略、翻译倾向、翻译方式加以分析,发现霍斯译本通过保留宗教文化的翻译策略、多重译者的合作翻译方式、面向目的语传播的读者意识,实现了合理的社会性“务实”,在作者、底本、译本、读者、目的语社会等多方之间实现了理想的平衡,顺应了文化“走出去”潮流,能够助力民族文学典籍对外翻译与传播。

格萨尔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访知名藏族学者降边嘉措先生

降边嘉措先生是知名的格萨尔研究专家,也是著名的藏族作家。他为我国藏学事业,尤其是格萨尔研究和文学创作做出了巨大贡献。文章围绕格萨尔文化的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问题,以及格萨尔研究领域的重点和疑点问题,对降边嘉措先生作了专题采访。在采访中,降边嘉措先生对新出现的“吟诵艺人”的作用和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强调了延续说唱艺人原真性的重要性。他认为,被赋予各种“格萨尔”传说的山川河流,是当地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生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方面的意识表现。这些传说对各地传承历史、重温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保护该地区生态环境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格萨尔研究方面,他还强调了苯教思想对格萨尔文化的影响,以及格萨尔文化趋于多样化的特征。

泽库地区《格萨尔》文化的田野调查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境内有丰富的《格萨尔》文化,也是当地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众多的《格萨尔》传说遗迹、《格萨尔》艺人、格萨尔王庙、《格萨尔》藏戏、《格萨尔》拉泽等文化形态。但是,藏学研究者对于黄南州境内的《格萨尔》文化,尤其是泽库地区《格萨尔》文化的关注较少,相关研究成果也相对滞后。目前除《格萨尔》说唱艺人和一些传说遗址的介绍性文章外,未见集中收集和整理的研究成果。作者曾三次赴黄南州泽库县进行了田野调查,通过相关人士和《格萨尔》艺人的介绍下,围绕格萨尔王庙与格萨尔民间信仰、《格萨尔》藏戏与传承、传说遗迹与遗物、《格萨尔》文化传承人等文化形态进行了实地调查,利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手段收集和整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其运用相关文献和历史资料进行了初步的考证。认为,一是具有良好的政府支持和民间的保护传承,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传承。二是利用格萨尔民间信仰和传统节日来传承和发展《格萨尔》文化,是“活形态”的重要形式,也具有良好的文化空间。三是有丰富的传说遗迹遗物,体现了“静态”和“活态”并存的文化形态。四是通过《格萨尔》戏剧传承和发展《格萨尔》史诗。五是《格萨尔》文化的传承方式丰富多样。

《格萨尔》史诗中“赔命价”习惯法研究

《格萨尔》史诗中记载着禁猎禁山规定、军事制度、盟誓制度、刑罚制度等丰富的习惯法,其中刑事处罚方面又有赔偿、驱逐、监禁、讽刺挖苦及悔罪道歉等方式。本文以“赔命价”习惯法为主题,首先简要论述了“赔命价”(stong)一词的含义及其产生与发展,指出“洞”是指发生命案或人身伤害案件后,侵害人向受害人及其亲属赔付的财物金钱等,认为此习惯法源于藏族固有的赔偿习俗和藏传佛教信仰体系;其次探讨了《格萨尔》史诗中记载的“命价”赔偿规则和特点、刑事调解的基本程序等,认为当时的“赔命价”习惯法具有一定的阶级性,赔偿项目较多,盟誓在命价制度实施过程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且“赔命价”赔偿规定与现行《民法通则》和《刑法》中的部分规定相一致,调解纠纷的程序也与现今的刑事案件调解流程相似。另指出《格萨尔》史诗中出现的诸多赔偿项目名称同帕竹和藏巴汗时期的法典内容相同,认为《格萨尔》史诗中的记载是了解和研究藏族传统习惯法的珍贵资料。最后,结合《格萨尔》史诗中的具体案例,分析了命价赔偿制的社会功能,提出此习惯法对化解矛盾纠纷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抚慰和调节人心、约束和引导人们的行为举止以及增强法律意识等方面有着积极作用。

Study on Cognitive Metaphors in King Gesar and Its English Version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book King Gesar and its English version through cognitive metaphors or concept metaphors.It studies on the three types of metaphors among them and the target domain coming from emotions,nature and animals.Its purpose is to provide a cognitive understanding for translation practices.

译者“创造性叛逆”在阿来《格萨尔王》英译本中的体现

“创造性叛逆”是译者主体性的突出表现,它对传统的“忠实”观提出挑战,但对现代文学译介却有裨益。葛浩文和林丽君对阿来《格萨尔王》进行了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以及转译与改编等创造性叛逆行为,使译文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文,但却增加了其在目标语社会语境中可读性和接受性。

《格萨尔》史诗所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史诗《格萨尔》是古代藏族社会的百科全书,其深层文化中表现出的家国情怀与我国各民族所认同的仁义、忠恕等核心价值观是相同的,由此可见《格萨尔》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作为国家学术使命的史诗研究,《格萨尔》是中华文明根植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的例证,拱卫中华文明成为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格萨尔》跨民族、跨地区、跨文化传播的恢宏格局彰显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通过研究《格萨尔》史诗所见我国多民族以文化为中心的交往史,以商业贸易为主的交流史,以通婚为主的交融史,见证了中华文明是多民族不断交流交往交融而形成的。

《格萨尔文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格萨尔文库》共3卷30册,第一卷藏族《格萨尔》是在225部早期版本中系统梳理(搜集、整理、辨别、确认、分类、排序、补遗、附录)出每一部传统《格萨尔》早期版本的善本,呈现一整套首尾呼应、排列有序的传统《格萨尔》早期版本的经典传承,即《格萨尔》“前三部”“中五部”“降伏四魔”(另附录1部)“十八大宗”(另附录1部)“后两部(另附录1部),共35部原文及汉译文,以及11部参考本,均整理1—27册;第二卷蒙古族《格斯尔》,因为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及《隆福寺格斯尔传》合称为“十三章本”,是蒙古族《格斯尔》所有版本的祖本,编译后蒙汉合璧整理在第28册;第三卷土族《格萨尔》和裕固族《格萨尔》,包括国际音标记音和汉译,整理在第29册和第30册。多民族、多语种的《格萨尔文库》做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正本清源,填补了我国格萨尔研究多年没有总目录科学排序的学术空白,具有突破性的创新;丰富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文化资源,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内涵、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具有当代价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品。

融媒体背景下《格萨尔》史诗传播的SWOT分析与优化策略

《格萨尔》史诗作为蕴含中华多民族,甚至整个人类文明的集大成作品,承载了多民族、多区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忆,具有承扬与传播的时代意义。融媒体时代,《格萨尔》史诗传播的前景更为广阔。文章基于SWOT分析法,系统梳理《格萨尔》史诗当下传播的优劣势、外部机遇及挑战,并从传播主体、内容、受众、渠道、价值等多方面分析,进一步探求在融媒体背景下《格萨尔》史诗传播的优化策略,以推动《格萨尔》史诗有效传承与发展,有力回击反华势力所谓“西藏文化灭绝”等谬论,实现《格萨尔》史诗在新时代焕发民族凝聚力,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