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盛唐和日本奈良时代两国女性婚恋观比较研究——以《敦煌歌辞总编》和《万叶集》为例

中国封建王朝最为鼎盛的唐代,妇女拥有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与此同时,中国的邻邦日本当时正逐渐受到中国唐文化的影响,生活在日本奈良时代的妇女也拥有与唐朝较为相似的生活环境,但是女性地位却有所不同。该研究以中国盛唐时期和日本奈良时代两国社会的婚姻制度为背景,采用比较研究法与归纳总结法,通过对任中敏先生编著的《敦煌歌辞总编》和日本第一部和歌集《万叶集》进行对比释读,将其中有关妇女婚恋观的作品进行归纳和分析,剖析同一时期妇女对婚恋的态度以及在婚姻和社会中的地位,以期为研究该时期两国社会的婚恋状况以及女性的婚恋观提供新的视角。

《万叶集》中“み薦刈る”枕词考

关于《万叶集》(卷2-96、2-97)中枕词"み薦刈る"的"薦"意象研究,日本学者基于风俗习惯与传统的视角提出"笹论""粽笹论""根曲竹论""菰论"等观点。聚焦于枕词本身得出直观的结论是其共同点和不足之处。依据和歌枕词理论,通过对信浓的历史文化、和歌之主题、根曲竹的文化内涵等的综合考证,得出"薦=根曲竹"的结论。

日本海洋意识与中国江南地区的关系——以“浦岛子传说”的演变为中心

浦岛子传说在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和早期史书《日本书纪》中均有记载。但是,这两部典籍在关于同一则民间传说的表述上出现了细微的偏差。《万叶集》里的浦岛子传说反映了古代日本人最原始的海洋崇拜思想,具有神道教的特征。但在《日本书纪》中,这则传说带上了浓厚的中国道教文化的色彩。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乃是因为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而担任了沟通古代中日文化桥梁的是生活在江南地区的先民。

大陆移民与万叶古歌

日本古代大陆移民虽擅长汉字汉文,但对于日本本土文学样式"和歌"却似乎并不在行。可是,在古代日本的政治与社交活动中,和歌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为了保持与日本本土氏族之间的交流,大陆移民开始摸索适合于自身的作歌方法,而由此逐渐形成了一股使用古歌的风潮。

《万叶集》中的亲情与孝道

愿文中的孝道观念对日本奈良时代和歌的影响 ,是中日文学交流史研究尚未触及的问题。《敦煌愿文集》中的“亡男文”等与《万叶集》中山上忆良的《熊凝歌》结构用语的惊人相似 ,吐露了奈良时代歌人接受愿文的秘密。山上忆良在作品中展现的 ,是从《诗经》以及佛教文学中接受的民间对亲情的推崇。在东亚文学中 ,歌唱父子或母子亲情的诗歌散文 ,是仍具生命力的遗产。

《万叶集》与日本竹文化

日本和歌总集《万叶集》收录了包括"竹"、"笹"、"篠"、"薦"意象在内的咏竹歌37首和竹意象185处。《万叶集》咏竹歌融竹的自然美、文化美、意象美于一体,文化内涵深刻,文学特征鲜明,是日本竹文化悠久性和丰富性的反映。文章考证和分析了《万叶集》的咏竹歌中竹的种类、自然特征、象征意义及其文化内涵,以期为研究日本竹文化提供支持。

《万叶集》中的“からくに”与“からひと”

《万叶集》所载的"可良久尓""可良国""韓国"并不指唐,"唐"也不包含韩国;"人""韓人"以及"辛人"不包含唐人,仅指朝鲜人。"唐"训读为"もろこし"或音读为"とう",不能训读为"から"。这与奈良时代的国家正史把"唐"训读为"もろこし"是一致的,其根源在于唐文化对日本文化的重大影响。这种文化层面上的影响,与把"韩"训读为"から"——出于根深蒂固的地域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瑞雪兆丰年”与中国农耕文化在日本的传播问题

古代大陆移民给日本列岛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农业思想文化,对推动日本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然而,由于日本本土氏族对冬季降雪与农业生产之间关系的认识淡薄,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瑞雪兆丰年"这一农谚并未能在日本产生相应的影响。日本本土氏族接受了大陆文学中关于"雪"的意象,但是却没有吸收相关的农耕思想文化成分。大陆移民影响力的局限性、本土氏族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选择性吸收方式以及古代日本人固有的农耕节气观念,是导致这一结果的3个主要原因。

论《万叶集》的遣唐使和歌

奈良时期是日本遣唐使派遣的高峰期,也是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的编撰期。在全集辑录的四千多首和歌中,有二十二首遣唐使相关歌谣几乎无一例外地赞美“言灵”、描述“斋戒”。其主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献给神的仪式性歌谣,体现出对航海路线与地点的关注;统治者的宣旨,所赐之“酒”被赋予特别的政治意味;表达离别的思念,受到了中国古代送别诗的影响,流露出个人情感与遣唐使派遣事业的剧烈冲突。

摆脱自我苦恼的方式之一——日本古代诗歌与摩梭情歌的比较研究

日本古代诗歌 (万叶恋歌 )与摩梭人的“活形态”情歌 ,都是个体的抒情表现 ,两者在诗歌中多用模式化和比喻的表现手法 ,有共同性。显然 ,双方作者 (歌手 )有个体意识 ,可是在恋歌的表现上 ,他们趋向集体性。从用歌来摆脱个体苦恼的方式 ,对两者加以比较 ,从中可见不同于西洋近代个人主义式的摆脱个体苦恼的方式 ,用歌来虚构现实生活中个体的苦恼 ,把它引入“游戏的空间” ,通过游戏来舍弃它。

《万叶集》中的咏梅和歌

《万叶集》里的咏梅和歌集中出现在天平时期（729-749年），大多出自大伴旅人、大伴加持等贵族官人之手。本文通过具体分析《万叶集》咏梅和歌中梅与雪、梅与柳、梅与莺以及梅花“插发”等几种主要模式，指出其在构思、选材以及用词上模仿借鉴了魏晋南北朝至初唐的咏梅汉诗赋。但由于中日两国传统审美情趣的不同，汉诗赋与和歌的根本差异，《万叶集》咏梅和歌与魏晋南北朝至初唐的咏梅汉诗赋在意境和文化蕴涵上又存在着本质区别。

复古国学中的“万叶空间”——贺茂真渊《国意考》对建构日本文化之绝对主体的奠基作用

贺茂真渊在《国意考》中,通过剿斥儒家道统,吸收道家的哲学思想,清理出"万叶空间"来安放自己的国学古道,为建构日本文化之绝对主体奠定了基础。"万叶空间"中的主体缺乏神圣性,于是催生出本居宣长以神道作为日本文化之绝对主体的后续举动。近世以来的日本文化,对自身绝对主体的强烈诉求,是复古国学最终转向复古神道的根本原因。

从七夕诗歌考察中日审美意识差异——以《万叶集》中七夕和歌与唐诗中七夕诗歌为例

同处于东亚文化圈的中国和日本自古便有文化上的交流,主要扮演文化思想输出者角色的中国对主要扮演文化思想输入者角色的日本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但两大民族审美意识传统又都渊源有自,别具自我特质。从意象谱系的简素与繁复、情感表现的纯粹与功利等两大方面解读《万叶集》中七夕和歌与唐诗中七夕诗歌的艺术表现之不同,不仅有助于深化中日审美文化的比较研究,而且对中日审美意识形态差异的厘清也大有裨益。

现实与梦幻的交响曲——《万叶集》的七夕歌创作

日本古典《万叶集》的七夕歌,创下了数个"日本第一"。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将现实与梦想交融在一起,勾勒出一幅悲壮的浪漫交响曲。写得很神秘、很动人、很精彩。说它神秘,是因为它将古代中国传说与古代日本神话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说它动人,是因为主体与客体完美的结合,使得源于中国大陆的七夕传说,演绎的愈发浪漫和悲壮;说它精彩,是因为它将万叶人的情感世界描绘得如痴如醉。《万叶集》的七夕歌,不但创造了日本文学史上的辉煌,而且,还为我们展现了古代日本人在吸收中国大陆文化时所表现出的极其务实的一面。

战争时期日本文人的矛盾与软弱——以三好十郎的《浮标》为例

《浮标》是三好十郎于1939年创作的一部自传式戏剧。虽说是自传式,但作者在剧中改用《万叶集》代替现实中用来缓解妻子病情的吉他,剧末妻子两界徘徊之际,作者为她朗读了十首万叶和歌。本文结合作品的时代背景对这些和歌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从三好十郎对万叶和歌与众不同的选择方式,分析出日本文人在当局言论统制下为求生存所暴露出的矛盾与软弱,以及战争给日本文人带来的精神扭曲与身心分裂。

日本古代大陆移民的“文学性”政治斗争——基于《万叶集》的一考察

日本现存最早的和歌总集《万叶集》不仅是研究日本古代文学与政治历史的资料宝库,也是一部包含着诸多国际化元素的文学作品,是古代东亚文学遗产的瑰宝。因此,万叶研究不仅应从日本本民族的立场出发,而且基于异民族视角的考察也是解明奈良时代诸多问题的有效手段。本文拟在考证《万叶集》中大陆移民氏族歌人的基础上,结合日本古代史学研究,尤其是大陆移民氏族研究的成果,分析其为了挽回氏族命运而利用和歌以及作歌环境等条件进行文学性政治斗争的过程,尝试论述大陆移民氏族歌人作歌的历史环境与文学特色的关系。

日本新年号“令和”考

“令和”一词,采撷自《万叶集》。《万叶集》是一部饱含日本民族家国情怀的和歌总集。通过对“令和”出典的考察,既可以客观地回溯中日两国古代文学密切交往的历史景象,又能够从东亚汉字文化圈日本汉字文化的独特性的角度,为理性地解读该词的深刻内涵提供学理上的依据。“令”表自然生态,“和”表人文精神,作为新年号的“令和”祈愿国家风调雨顺,人民和睦安康。“令和”具有鲜明的日本汉字特征,在语音效果、组词关系甚至采撷方式上都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体现出浓郁的“和习”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