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论要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这为我们思考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包括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提供了重要启迪。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目标既与传统文化中“天下大治”的最高政治理念相契合,又与传统社会中数千年积淀的社会理想相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追寻到极为丰富且厚重的思想渊源,因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角度研究中国走上独特现代化道路问题,首要的应阐释其最主要或是从思想源起上最为久远的内容。具体来看,中华传统哲学中内含的“保合太和”和“容民富众”国家治理观内生出“大道之行也”的社会图景,伴随几千年的文化下移过程在传统农耕社会中形成了期待“太平盛世”的民心常情。士人阶层的政治抱负与普通百姓的朴素生活理想“上下相通”,为中国人在追求民族发展的道路上提供了基本规范,亦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最深厚的中华文化根脉。

《周易》与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以《宋朝诸臣奏议》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士大夫为复兴三代之治,重建王道政治秩序,主张以经术治天下,重视经学的经世功能。在探索王道的过程中,士大夫以《周易》为经世之大法而推崇备至,并注重运用《周易》义理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他们通过在奏议中引用《周易》经义议论时政,为朝廷提出合乎圣人之道的治国之策以实现儒家通经致用的理想。在北宋奏议中,士大夫不仅以《周易》经义培育皇帝的政治道德,而且还从《周易》中厘定出内政治理原则施用于今,从修己、治人两方面充分展现了易学的经世指向。他们以《周易》经义作为评判现实政治得失的标准,批评并制止不合经义的政治行为,规正政治发展方向,从而使《周易》对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易·涣》“涣其群”考辨

《易·涣》六四爻辞“涣其群”之训释,历来争议都集中在“涣”字,然鲜少论及“其”字。今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的上博楚竹书、马王堆汉帛书、阜阳汉简书《周易》,考辨认为:“涣”当解作“离散”;“其”字应是“而”之形误,后来习非为是。

浅析黄元御“一气周流,土枢四象”学术思想

通过对清代著名医黄元御的代表作《四圣心源》中“一气周流,土枢四象”思想进行分析,结合其中具体的临床理法方药体系,进一步讨论以中土脾胃为轴、肝心肺肾为轮的动态圆运动传统医学理论体系,并与近现代受西方科学冲击所形成的“科学化”的中医理论形成对照。

“山水”泛指万物的易学探微

“山水”常被用以泛指一切自然景象,这与《周易》立象尽意的象征观念和天人交感的“三才”思想有着微妙的关系。由于天地玄远,不可骤观,古人在天人交感的具体实践中,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逐渐以“山水”作为“天地”的象征,“山水”由此成为以天地之象统摄万物的符号媒介。

朱熹《周易本义·比卦》的解读

朱熹《周易本义·比卦》关于卦辞的注解,可以分成四个层次来进行解读。第一层是总论,第二三层是分论,最后一层是别论。前三层是“为人比”的角度,第四层是“欲比人”的角度。“为人比”与“欲比人”两者立场相同,但角度正好相反。朱子的注解层次分明,逻辑关系严密,极富思辨色彩。同时,通过对诸家《周易·比卦》卦辞的注释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对“比卦”卦辞的理解存在诸多不同之处,尚有值得继续研究、探讨的空间和必要。

潘景郑《周益文忠公集》跋考述

潘景郑喜好撰写题跋,有千数之多,其题跋后被结集成《著砚楼书跋》《著砚楼读书记》出版。《著砚楼读书记》更为齐全,但也仅仅收集了潘景郑504篇题跋。近年来,经学者不断搜集和整理,《著砚楼读书记》未收的佚跋渐为学界所知。博古斋2018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有“潘景郑题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二十四卷”,上有潘景郑题跋一则,即《周益文忠公集》跋,为潘景郑《著砚楼书跋》和《著砚楼读书记》所未收。这篇题跋对于促进3部宋刻本《周益文忠公集》的研究,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疾病书写下城市与人的症候式分析——弋舟“人间纪年”系列小说观察

随着现代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城市中人的困境不再单纯囿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逐渐呈现出对物质的过分渴求及由此产生的精神迷茫。弋舟的“人间纪年”系列小说正是基于此,将目光聚焦城市快速发展带来的多种病相和城市中人的生存与精神困境。弋舟通过对人的身体病症的描述,暴露了藏匿于城市中人显性疾病下的精神隐疾,以及导致精神隐疾出现的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揭示出伴随着“加速社会”而出现的城市病相及其深层病因,并由此给出基于文学维度的灵魂救赎与精神疗愈之路。

晚清两次海防大讨论的幕后解读

同光之交海防大讨论和光绪十一年海防大讨论,关系到晚清海防建设的重大布局和发展走向。与正式上交的海防奏议不同,李鸿章等参议官员留下的信函、日记等,记载了两次海防大讨论更多的政治内幕。从中可以发现,大多数参议官员对近代海防的认知较为隔膜,尤以同光之交海防大讨论为著,由此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参议官员的筹款决心。相对于李鸿章、翁同龢、阎敬铭等参议官员,文祥、奕譞是两次海防大讨论的发起者和主持者,但前者因病不可为,将海防筹议的主导权推诸地方督抚、京官群体;后者借海防善后为京旗“市德”谋取裁勇节饷款。清廷中枢对海防大讨论进程的指导不力和海防态度的反转,应为两次海防大讨论因循粉饰的结局承担更多的责任。

走出“善本崇拜”:从《逸周书》看古籍异文的意义再生机制

推崇古籍善本是古典文献学的常规做法,然而在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视角下,可以建立一种全新的“善本观”。通过对《逸周书》两组八处版本异文的详细探讨,可知异文是版本与版本之间“意义再生”的关键点。意义再生机制关注的是“不同”,而不是“优劣”;使古籍版本的研究范围从内结构走向外结构,从文献走向文化,可弥补传统古典文献学的局限。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异文与异文之间、版本与版本之间也不再有优劣之分。这对重新认识版本类型、高效把握版本信息、走出“善本崇拜”有重要指导意义。

周代拜赐礼仪研究三题

周代拜赐礼仪包含受赐者的施拜情况和施拜后的相应礼节等,是君臣关系和尊卑意识在礼仪领域中的重要反映。西周赏赐铭文记载了一些看似有别于“拜稽首”的“变例”。实际上,“拜手页手”“拜手稽手”及单言“稽首”,皆与“拜稽首”同实异名,而“拜手”主要用于受赐者答谢“右者”。关于受赐者行拜礼之后的“受令册佩以出”,“佩”当视作名词,指代命服。铭文载妇人拜谢天后行稽首礼,而《礼记·少仪》记妇人遇君赐当肃拜。由于妇人发饰繁重而难以叩头至地,故无稽首之拜,仅有用于吉事的“扱地”(拜手至地)重拜。铭文盖套用男子拜赐礼用语而作模糊处理,《少仪》所载盖为晚周礼家之说,皆与西周妇人拜礼实情不符。

马译《世说新语》书评人研究--以华裔学者周一良、王伊同为中心的考察

从1976年初版至2002年再版,美国汉学家马瑞志的《世说新语》英译本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吸引了至少20篇书评,为中华典籍外译史所稀见。书评人除介绍《世说新语》的内容、文学地位外,极为关注译者的翻译历程及其译文质量,乃至亲自操刀修正讹误。其中,尤以周一良、王伊同两位华人学者翘楚,他们通过与译者的有效“商兑”,改变了译作的最终面貌。两位书评人的《世说新语》“商兑”模式对于提升当下典籍翻译水平,增强典籍翻译的中国话语颇具启示。

《周易》本义三例

自《周易》问世以来,对其卦辞爻辞的释读,虽有《易传》为基准,历来仍多有分歧,误读、过度释读亦多。其中《乾》卦九四爻辞、《咸》卦卦辞、《未济》卦上九爻辞,是长期以来被误读的典型。“或跃在渊”的本义不是待时而起,而是高位者如临深渊的忧患意识;“取女”的本义不是占断能否娶新妇,而是指男女谈恋爱应以婚娶为目的;“濡其首,有孚失是”的本义不是指失节违礼,而是在继续前进的道路上不仅有信心,更要有力量。只有把握住每卦的特殊语境、每爻在其特殊语境中的特定位置,才能对借譬取喻的卦爻辞的本义有一个放心的解读。

刘向的易学思想:从义理阐发到象数灾异

对于刘向易学,学界研究较少。刘向虽然没有易学的专门著作,但在他的奏疏以及《洪范五行传论》《列女传》《说苑》《新序》等著作中,我们能看到其关于《周易》的相关思想。在奏疏中,刘向对《周易》的征引只是注重义理方面的阐发,并不看重灾异思想。在中秘校书的过程中,刘向看到《尚书·洪范》而作《洪范五行传论》。受此影响,刘向征引《周易》开始注重其中的象数灾异思想。在《列女传》《新序》《说苑》中,刘向对于《周易》的解释也表现出了义理阐发和象数灾异兼用的倾向。刘向在易学中注重象数灾异思想的动因并非源自《周易》本身,而是与其本人杂有齐学的思想背景有关。

周易艺术歌曲音乐风格与演唱实践

中国的艺术歌曲发展至今已有百年历程,诞生了数量众多的精品,是中国音乐文化殿堂的重要成员。中国的音乐家们为艺术歌曲创作与表演的民族化付出了艰苦努力,推进了中国声乐艺术走向世界的进程,而作曲家周易正是其中的佼佼者。本文以周易艺术歌曲创作特色为出发点,分别从文学特色、创作特色、演唱实践三方面分析周易创作的《钗头凤》《滕王阁序诗》《报答》三部作品。

荆河戏曲牌[大开门]外八调名称重解

考诸史料,荆河戏器乐曲牌之考证尚无专论,已有研究只是提及荆河戏与楚剧、汉剧等存在关联,而对曲牌名未作深入阐释。以挖掘出来的代表性谱本为基础,通过论证荆河戏曲牌[大开门]外八调名称与曾侯乙钟铭、传统《周易》之辩证关系,探析荆河戏曲牌[大开门]外八调名称之含蕴,是破解这一课题的可行路径。

“缁衣”与周代服饰观念

楚简《缁衣》所具有的精神内核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将其与中国服装史相结合进行解析有助于在塑造中华民族精神和传承民族服饰的过程中,引发更深层次的民族服饰的应用理念与定位思考。文章运用古文献研究法、对比法以及古汉字字源学的研究方法,从中国服饰通史的角度整体出发,对楚简《缁衣》进行再研究。研究表明:一方面,楚简《缁衣》反映的本质是儒家思想,它体现了以“礼”待民,以“德”化民等思想。另一方面,缁衣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服饰,其造型和色彩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成为古代凸显身份等级的标识,在朝代更迭过程中成为儒家思想和楚人思想的载体,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印证了衣冠服饰与礼仪制度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关系。

儒家礼容纲目演变与《新书·容经》的生成——以出土竹简为参照

考察《新书·容经》文本结构可知,以制度、轶事、古语立说的后半篇为阐释礼容的“传记”,历叙礼容大纲、细目及禁忌事项的前半篇,才是记录礼容纲目的“容经”。追溯贾谊的礼学师承,此“容经”源于战国晚期的荀子。在荀子之前的七十子后学礼论中,以情境为据而象征国家礼法的《周礼》“六仪”,与以身体为本而蕴含君子德行的《礼记》“九容”,是最具代表性的两类礼容纲目。归纳由“六仪”“九容”到“容经”的纲目演变,能够还原“容经”文本的生成过程。《新书·容经》的编纂进而促成了“容经”的经典化。

从郑玄、虞翻《易》注之“宗统”观念看汉《易》之体

现行研究一般认为汉代是一宇宙论时代,本体论的突破则待王弼之注《易》《老》。但汉儒尤其是郑玄与虞翻在注《易》时实有一种“宗统”观念:重视卦爻与卦爻间之关系,更由对其关系之研究,而组织成种种卦爻集群,从而以种种象数系统去解释《易》之经文。如此,在解释卦爻时乃极尽其拓展与繁衍之能,而其中即同时蕴涵着收敛与凝聚。拓展与繁衍是宇宙论的解析,而收敛与凝聚即是由宇宙论的解析逐渐会归本体。其具体的表现分为两阶段:诸卦会归到乾坤;乾坤推极到乾元。

《周易》八卦及其爻辞吉凶指数

《周易》有“群经之首”的美誉,两千多年来,主要运用于象、数、理、占等,后经孔子注解阐发,彰显其修身、治国等思想,但并未影响其占卜的主要用途,且此一用途流传至今。尝试以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八卦中每个卦体的阴阳爻画之间的“中”“承”“乘”“应”“比”“据”,以及“得位”和“失位”的关系,给予一定赋值和权重,判断其吉凶指数,从而以数据化形式更加直观地呈现《周易》所蕴含的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