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30-1960年代文艺“形式”话语意指的分歧——以“民族形式”为中心

对1930-1960年代文艺界讨论最多的“形式”问题的研究既系统又缺失,这种缺失表现在忽视对争论过程中“形式”话语意指的考察。从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旧形式”“民间形式”到“民族形式”,“形式”意指并不一致,它一方面被理解为门类层面的不同艺术体裁,一方面被解读为创作层面的表现技巧。话语主体对意指的区分具有目的性,包括艺术体裁的意识形态特征以及表现技巧的创作自觉性与审美独立性。意指艺术体裁造成“内容决定形式”这一根本命题的失效,内容可以左右创作层面表现技巧与原则的“形式”,但却无法真正决定门类层面艺术体裁的“形式”。意指分歧在“民族形式”争论集中凸显,随着讨论深入又趋于统一,从而区别于文艺大众化运动以来的“旧形式”。理清这种分歧与统一有助于重新认识“民族形式”的复杂构成及其超形式内涵。

属性偏序形式结构的数学形式化

属性偏序形式结构,作为一种基于人类认知原理和粒计算思想的知识发现和知识表示新理论,目前已有广泛的应用,但其理论基础缺乏抽象化数学化,这势必影响该理论的系统发展。针对上述问题,研究了属性偏序形式结构的数学形式化描述问题。首先,基于粒计算的思想提出了知识表示的形式化框架。在此基础上,通过定义对象集合的覆盖和最简覆盖,给出属性偏序形式结构的粒和粒群的概念,进而通过对粒衍生出粒群的充要条件的讨论,给出了属性偏序形式结构中的知识结构,从而完成属性偏序形式结构的数学形式化描述。最后,通过具体实例展示了利用数学形式化描述构造属性偏序形式结构的过程,并揭示了该过程所体现的人类认知规律。

形式的哲学精神探本

文章认为形式与理性之间具有本源关联,这一关联肇始于柏拉图的理性的形式化。西方心灵崇尚的理想之美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源于理性的自我聚集本性的和谐美,另一种是构建超验的、纯粹形式的、真善美统一的世界。形式的撼天动地的伟大能量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为目的论的解释和美的概念产生联系提供深刻的存在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根据,另一是作为理性的基本同一性的外化的赋型、抽象和表现这三种活动。理性-形式不会随着现代社会和文化的反传统浪潮而终结,它与非理性的矛盾本质上是化解自然与文化之冲突的表征。

关于电影形式和内容的思辨

电影形式与内容相互依存,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对其内涵及二者关系进行全面研究,结合不同类型的电影作品层层深入分析二者的辩证关系,倡导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电影内容和形式具有多层次性和可转换性,不但上一层级的形式可能是下一层级的内容,而且形式本身也可以转换为内容。通过电影形式与内容的思辨,电影形式可以呈现为一个动态的认知模型,以期为电影形态的分类提供新思路。

建筑学语境下设计的价值、形式、内容与技术“祛魅”解读

基于祛魅和相关概念,在建筑学语境下对设计发展趋势进行解读,以期推动不断变化的世界和技术下“设计之魅”回归。通过考察设计中的历史时刻、作品和重要潮流变革,综合对比、分析和解释,建构起定性分析逻辑框架,重点从“价值祛魅”“形式祛魅”“内容祛魅”“技术祛魅”4个方面,探究“魅”影响下空间秩序的建立,解读设计发展的趋势和重要命题。

形式与实质创新相结合:法治宣传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法治宣传教育对于实现全民守法、构建法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对于保障推进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具有无可替代的思想启蒙、文化传播与创新引领作用。自1985年开始,我国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已经实施了近40年,陆续开展了8个五年普法规划,在推进实践工作的内容、形式、主体、机制等多个“形式创新”层面积累了诸多有益经验,有效提升了法治宣传教育的深度与广度,大幅提升了公民法治素养和水平。然而在更为抽象与深层的基础理论层面,围绕普法工作的本质属性、原则理念以及客观规律等问题,实践理论工作的“实质创新”仍然存在不足,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普法主体与学法对象的主动性、积极性与能动性。为持续有效地健全完善法治宣传教育,未来应坚持“形式创新”与“实质创新”相结合,在稳步推进“形式创新”的基础上,重点推进法治宣传教育在基础理论层面的“实质创新”。

一偏微分方程的形式解及其gevrey阶数

一偏微分方程的形式幂级数解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是多重可和的,即通过证明才能确认一偏微分方程的形式幂级数解是否可和。在对方程形式幂级数解可和性的证明中,解的gevrey阶数的证明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本文就是对一偏微分方程的形式幂级数解的性质进行研究,我们先了解后续证明所需要的相关概念之后,给出本文要研究的偏微分方程,并对其形式幂级数解的存在性与唯一性进行证明。在此基础上,利用Nagumo范数及其性质,结合gevrey阶数的相关概念,最终可以证明,方程的形式幂级数解在单项式x_(1)^(p)x_(2)^(q)为1/k-gevrey阶数。

法治与形式原则的性能:以形式与实质关系为中心

法治理论的争论主题之一是形式与实质的关系,其中涉及形式原则的性能。形式原则的性能可以从三个方面检视:形式性、自足性、充分性。形式原则具有形式性,但是并非纯粹,它们可能关涉法律规范的内容安排以及实质价值在规范内容上的贯彻效果,它们的解释适用也会受到实质价值的影响。形式原则具有指引法治实践的能力,但是并不自足,其自身无法解决遵守程度和例外问题,也无法消弭不同原则间的内在张力。对于有限、抽象的法治构成目标来说,形式原则可以作为构成条件,然而对于更具实践性的法治实现目标而言,就不敷其用了。法律的形式与实质相互联系,相互塑造。当法治对法律的形式提出要求,实践这种要求难免会牵连法律的实质。法治不可缺少形式原则,但是形式原则并非如通常想象的那样纯粹、自足和万能。

柱脚不同连接形式钢框架-摇摆墙结构抗震性能对比分析

增设摇摆墙后框架结构地震下柱脚仍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塑性损伤,将柱脚设置为铰接或提离后有望减轻上述缺陷。以三层、六层和九层钢框架为基准模型,分别建立柱脚固接、铰接及提离三种框架-摇摆墙结构模型并进行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对比各结构最大侧向位移、层间位移角、峰值加速度、层间剪力、墙体剪力和弯矩等;进一步建立耗能连梁固接和铰接的对比模型,研究连梁连接方式对结构抗震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三层模型中柱脚固接时侧向位移、层间位移角、加速度、层间剪力及摇摆墙墙体剪力的控制效果最优,六层、九层模型中分别对应柱脚提离和柱脚铰接效果最好;摇摆墙墙体剪力图和弯矩图分别呈现“C形”和“反C形”,柱脚固接时墙体弯矩均为最小,与层数无关。柱脚固接耗能连梁两端采用固接最优,柱脚铰接和柱脚提离时耗能连梁两端采用铰接形式效果更优。此分析可为框架-摇摆墙结构进一步推广应用提供参考。

从形式的知识到形式生成——观念史启发下的设计理论探索

形式是现代建筑重要的概念,其含义丰富而多变。文章从共时性视角解读福蒂对于"形式"概念的历史演化研究,以此为据从形式呈现、形式转化和形式关联三个维度反思了现代建筑中的形式主义思想流派,并尝试探索一种当代的形式生成设计理论。

从FORM到FORMALISM:形式自律简史

形式主义的艺术观念是艺术自律论的重要内涵,它跟审美伦理一起构成了艺术自律论的理论系统。自希腊智者们从形而上学维度上思考形式问题以来,有关艺术形式的理论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古典时期的“内容/形式”二元等级秩序,第二阶段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的形式本体论,第三阶段是先锋艺术时代的形式自由。艺术形式由载体演进至本体再提升为自由游戏,也是艺术走向自律的历史过程。形式的自由游戏为自律性的艺术体制提供了超越生活世界有限性的精神空间,审美伦理则为形式游戏设计了终极性的价值定向。二战后的先锋艺术中出现了一种“无形式”的艺术,这是形式自由走向激进化的“自反性”后果。

论康德对形式与内容的区分

形式逻辑一词来自康德。康德对形式与内容的区分影响深远。康德关于形式与内容的区别可以有一种新的解释:所谓形式,指与逻辑常项相关的表达式;所谓内容,指与非逻辑常项相关的表达式。康德在自己的思想中有这样的认识,但没有完全说清楚。日常认识、科学认识的表达是有内容的,哲学认识、逻辑认识的表达也是有内容的。澄清这个问题,逻辑上涉及句法与语义的区别,语言上涉及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区别,以及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康德的先验逻辑,有助于学界更好地认识所谓形式与内容的区别。

形式论与实质论:国家安全问题的两种认定模式及其内在张力

国家安全问题是指国家重大利益被侵犯和可能被侵犯的问题。根据所侵犯的重大利益是否需要法律规范进行明确规定,国家安全问题的认定可以分为形式论和实质论两种模式。形式论认为,国家安全问题所侵犯的重大利益必须由法律规范明确规定;而实质论认为,国家安全问题所侵犯的重大利益不一定需要由法律规范明确规定,只要该利益在实质层面上属于国家重大利益即可。在国家安全问题的认定方面,形式论和实质论存在一定程度的相斥性;在国家安全问题的治理逻辑方面,形式论和实质论又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性。形式论与实质论之间的张力,容易诱发欠安全化和泛安全化两类认定误区,并导致产生国家治理手段违法和过度的双重困境。解决两类认定模式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应当采取实质形式化的方式,推动国家安全问题认定实现三种转变:反应激励从义务引导型向福利供给型转变、认定过程从被动反应型向主动回应型转变、认定结果从分散隐蔽型向集中公开型转变。

“形式感”、创制伦理与“形式间性”:从人工智能“内容伦理”向“形式伦理”的关注转向

在人工智能的创制问题上除了单纯注重其智力内容方面的风险防控,还应该看到“形式感觉”对其情感与行动范式的显著影响作用。人工智能的形式独立性启发人们应从对于“内容伦理”的过度重视转向对于“形式伦理”的合理把握。这要求人工智能的创制者谨遵各种建立在以往“经验平移”和“猜想”基础上的形式创造伦理,与此同时,未来每一具体的人工智能本身固有的“形式幽深性”还会引发人们对于“形式黑洞”的特别关注,这引出了一种对于“形式间性”伦理策略的尝试性讨论。

基层形式主义:表现形式、形成原因及应对策略——以新疆基层治理为例

整治基层形式主义是一项严肃而重大的政治任务。当前形式主义表现主要有调查研究走过场、文山会海问题突出、一些工作浮于表面“、留痕式”的文牍主义和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等,其主要原因有基层赋能减负不够、基层工作统筹协调不足、部分干部对基层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干部自身能力不适以及顶格管理模式及其理念的影响。要提高政治觉悟,以思想深入遏制形式主义,要优化基层治理体制,健全基层减负长效机制,从体制机制上有效破解基层形式主义难题。

纠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研究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是形式主义的新变种。当前,“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功利化、表层化、重复化、繁杂化、内卷化等五个特征。“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内在逻辑和产生根源,可以从文化、思想、制度、技术、治理等五个层面进行结构性分析。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有利于高效率高质量推动党和国家政策落实,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政府职能、促进治理及服务水平提升,有利于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感,有利于助推信息技术与社会治理融合发展。纠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应综合施策、标本兼治。一是加强统筹规划,避免盲目建设;二是健全数字制度,统一数据标准;三是消除本位主义,推进信息共享;四是推进靶向治理,减轻基层负担;五是健全考核体系,强化执纪问责。

马克思社会形式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意蕴

马克思的社会形式思想标识出其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问题意识,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意蕴。首先,马克思社会形式思想的内涵及其理论特质深刻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前提。其次,基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独特问题意识,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对象规定为“社会形式一资本主义形式”。最后,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形式与其存在论前提的辩证运动规律科学地假设为纯粹形式,以此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运行发展的各种具体规律,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有限性的认识与科学批判的理论目标。从社会形式思想入手考察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评《不应模仿形式逻辑的模式建立辩证逻辑的思维形式》——兼与赖传祥、荣开明二同志商榷

读了赖传祥、荣开明同志的“不应模仿形式逻辑的模式建立辩证逻辑的思维形式”(载《【中州学刊》1984年第2期)一文之后,觉得该文的某些分析是颇为精当的,可以说是切中了我国辩证逻辑研究现状的时弊。但是,该文的根本观点我们是不赞成的。我们认为,我们和赖、荣两同志的分歧不只是有关个别理论观点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辩证逻辑的范畴体系如何建立的大问题。因此,本文把对该文的批评意见提出来,就正于赖、荣二同志,并且也欢迎逻辑界同志就此展开讨论。

贺拉斯形式美学探析

“形式”这一概念经历了复杂而漫长的嬗变过程,其源头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罗马时期。古罗马时期的贺拉斯,在“希腊化”和“化希腊”的二元冲突之下,在其《诗艺》一文中提出了“合式”原则,其“合理”与“合式”原则,正是现代美学和文艺理论上内容和形式范畴的初步确立,为后世的文艺理论家们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

初中体育多元化教学活动形式的设计与应用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初中体育教学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初中体育教育是培养学生身心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环节。然而,传统的体育教学形式往往注重技能传授和体能训练,忽视了学生的兴趣和个体差异,导致学生对体育活动的参与度和兴趣不高。因此,设计并应用多元化的体育活动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是当前初中体育教学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