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思想研究典范之作——评陈其泰教授解读《文史通义》

陈其泰教授解读《文史通义》一书系统阐发了章学诚重构经史关系和发展史书编纂体例的贡献,阐释了章学诚对“道”的探索、重经世贯通的学风和独特的教育思想,对于建设史学理论领域自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有重要意义,为章学诚思想研究的典范之作。

文化传承视野下的“寻宝之旅”——《文史通义》的六大学术特色及其启示意义

在举国高度重视文化传承的时代条件下,研究者要勇于解放思想、提高理论水平,《文史通义》作为传统学术在理论领域树立的一座丰碑,回答了时代需要,反映了时代精神,体现出乾嘉时期的时代智慧。在研究方法上,章学诚贯彻“知人论世”和洞察其思想渊源的原则,《文史通义》体现出六大学术特色,即针砭繁琐考证,预示学风转变;探索历史哲学,阐发深邃哲理;改革历史编纂,影响后世;以“性”“情”言教育,倡导独立思考;彰显审美情趣,学术美文翘楚;辩证分析高手,直抵事物本质。《文史通义》凸显了章学诚独树一帜的治学风格和历经坎坷凿“千年未凿之窦”的使命担当精神,因此,非常有必要将体现中国智慧、中国精神的章学诚学术推向世界,增强文化自信。

“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文史通义解读》撰著感言

章学诚的学术,回答了时代的需要,反映了时代精神,体现了时代的智慧。首先是章学诚对“道”的探索,以特具的睿智论证了“道”是不断发展演变、圣人学于众人、“约六经之旨随时撰述以究大道”等重要命题,标志着历史哲学领域的新开拓。其哲学成就是时代的光辉,是乾嘉时期学术思想的优秀成果。其次,他对烦琐考证学风的针砭,引导了后面像龚自珍、魏源等人更激烈的批判,推动了经世致用在清代出现第二次高峰。再次,章学诚提出了历史编纂改革的方向,给予近代以来著名学者梁启超、章太炎、白寿彝等人以宝贵的启示。第四,他提出以“性”和“情”为基础的教育思想,主张独立思考,反对墨守教条、人云亦云,鼓励勇于创造,这些主张都闪射着近代光芒。站在当今时代高度,总结章学诚学说的精华,阐释其中所闪耀的中国智慧,科学地评价他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这是学术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走近真实的章学诚——陈其泰先生《文史通义选读》书后

陈其泰先生近来选读的《文史通义》,是继叶瑛先生校注本之后又一部成体系的经典导读之作,其特点主要有三:一是以“章氏遗书本”为底本,选篇精当,在版本和篇目上突破了以往注本多囿于“大梁本”的局限,且名为选读,实则所论远超篇目所及,体现出对章氏学术体系的贯通性思考。二是以历史、纵贯的眼光审视章氏的思想,将其学术主张严格置于乾嘉学术史和古代史学史的双重背景下加以考察,对于章氏思想的生成和意义作深刻揭示。三是从方法论的高度总结章氏治学经验,对于章氏勇于立言的精神、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突出的辩证思维等,作了深刻阐释。此三项,不唯有助于深化对章学诚思想及其时代的认识,对于加强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亦有重要的范式意义。

章学诚的《史记》观——以陈其泰重新解读《文史通义》为中心

章学诚关于《史记》的评论散见于《文史通义》各篇,乍看不成体系,实际最能抓住《史记》的撰述宗旨和精神,评价也甚为恰切,与同时期考证学家的学术取向迥异其趣。陈其泰重新解读《文史通义》,透过表象看到本质,揭示出章学诚《史记》观的三大核心问题:准确把握《史记》的宗旨和成就;驳斥无识者加在司马迁身上的诬妄之词;中肯指出纪传体的重大缺陷及改革方向。这些新的解读,让章学诚和司马迁之间的学术关联清晰地呈现出来。

冲破传统还是封建的枷锁——从《文史通义》部分篇目浅析章学诚妇女观

在章学诚所著的《文史通义》中,《妇学》篇、《<妇学>篇书后》篇与《永清县志列女列传序例》篇都体现出他的妇女观念,他能够突破长久以来封建社会对妇女的狭隘偏见,破除对妇女能力、才华和地位的贬低,展现出一定的进步性。但同时,由于其时代背景以及其经学背景,即受程朱理学等的影响较大,仍旧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这种矛盾使章学诚的妇女观呈现出复杂不一,进步性与局限性并存的特点。

章学诚的图像传播思想及当代启示——以《文史通义·外篇》为例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外篇》中借鉴古代文史理论的智慧来建构自己的图像传播思想,并对古代方志类作品图像的传播之道、传播的缺陷进行了总结,既丰富和深化了中国古代图像传播理论又体现了浓郁的中国特色,并与西方现代的图像传播理论互为补充。其博而能约、图文相资、征实致用的思想对于现代图像传播学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文道关系与文辞义例——《文史通义·诗教》意旨辨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篇中,并不从传统的以风俗教化和温柔敦厚为主要内容的诗教观进行论述,而是从文辞义例方面来梳理诗教在文辞流变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是章学诚在治学上敢于、善于跳出前人成见和时代风气,而用探索文史的源流义例的方式来明道的追求的具体表现。在《诗教》上下两篇的论述过程中,章学诚从"离文而见道,奉道而折文"的原则出发,从古今文辞著述的具体事理上揭示出诗、战国之文与后世之文"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的关系,明辨由诗教起源而流变于后世的文辞义例,将对文道关系的分析与对文章流变的分析结合在一起,并且论证了义例与形貌的区别。《诗教》篇的论述意旨和论述方式,值得仔细分析,这对理解中国的文体发展和诗文传统,以及章学诚在学术史上的独特地位,都具有启迪作用。

出版的性质和出版人的追求——《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后跋和读《文史通义》随记

我们见到汪家熔先生的《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后觉得,书中颇有些值得今天出版操作时思考的题目,故请他将近两年间的思考作一介绍,将甲午至今的出版与古代出版作一区别。作者以为,出版者不求丝毫自己的利益,就是甲午至今的出版。

周振甫是怎么做到编研结合的?——以《文史通义》为中心的考察

一代编辑大家周振甫先生集“学者型编辑”和“编辑型学者”于一身。在其漫长的编辑生涯和研究历程中,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从就读无锡国专的上世纪30年代学习此书,到80年代编校此书,再到后来展开以“部次条别之法”为特点的文史研究,周振甫以一本古代经典为依托,很好地将学习、编辑与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对新时代的编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读《章学诚和〈文史通义〉》

一九八二年在杭州得知仓修良同志的《章学诚和(文史通义)》即将脱稿,内心非常兴奋。章学诚生活在所谓“乾嘉盛世”,文网恢恢,宇狱频频,一般颇具卓识的学者,也不得不自限于考据训诂之域。而他却独以世俗时运为重,不肯为学术而学术,痛恶‘趋风气’,坚持‘辟风气’。不仅言传,而又身教。他深有感慨地说:“以不能名家之学。

《文心雕龙·知音》与《文史通义·知难》撰作心理及旨趣比观

本文承续对《文心雕龙》与《文史通义》进行比较研究的做法,讨论其中《知音》篇与《知难》篇的内容关涉,以及撰作时心理动因与旨意归趣的异同。通过比观,可以深化认识二书遥相呼应的对于文学/学术知音的探寻。

传承与衍变——《史微》与《文史通义》之比较研究

在清末民初学术界,张尔田以推崇和发扬章学诚学说而著名,所著《史微》以章学诚《文史通义》"六经皆史说"为基础"考镜六艺诸子学术流别",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古代学术思想的通论性著作。《史微》与《文史通义》在治学方法、思想倾向等方面既有一致之处,亦有显著不同。通过对其异同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了解章学诚学说在后世的流衍及其对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的影响。

别识心裁辩证分析——读《文史通义》札记

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既大力继承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又勇于创新,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总结其别识心裁、辩证分析的独具风格和理论新创成就尚有明显不足,由于沿袭“单纯考证尺度”而造成的认识误区尚未消除。在学术史研究领域留下的这一大缺憾早该认真补上,尤其是在当前,我们正处于创造性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发掘和总结先哲们著作中的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的不平凡时代,章学诚面对时代大变局表现出的探索精神、理论建树、革新勇气和使命意识更显宝贵。对此深入剖析,不仅对于推进清代学术史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当下确立“文化自信”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文史通义》纠谬三则

作为重要的史学理论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出"史德"之说,实则是对史家理性的自觉反思,意义不可谓不深远。然而,在《文史通义》涉及袁枚的篇章里,章学诚不但做不到他所谓的理性自觉,相反,充斥着偏见和对事实的有意扭曲,甚至于情绪化的攻击和谩骂。选取章氏攻击袁枚的三条,即袁枚编造与画家童钰的友情、刘墉欲诛杀袁枚、袁枚有意抬高朱珪对他关于古文观点的赞许,通过相关的史料考证,证明章氏并未忠实于事实,足证他与自己所提出的"史德"标准,相距甚远。知难,行更不易。

从十万卷楼抄本《章学诚全集·士习》看《文史通义·感遇》的文本写定

嘉业堂刻《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标注有目无文的《士习》一篇,其实并未逸失。《士习》篇最早由周作人从十万卷楼抄本《实斋全集》中发现,并刊布在《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1943年第2卷第5期的开卷第一篇。由于时值日本侵华,且《馆刊》流通不广,这一发现并未引起学界的注意。十万卷楼抄本《实斋全集》今藏国家图书馆,经查阅,《士习》篇确实保存在第5册之中。《士习》并非如周作人跋语所说是《文史通义》内篇《知难》的初稿,而是《感遇》篇的初稿。通过《感遇》与《士习》16则歧异文句的文本比勘,可微观考察章学诚对著述删润写定的不同形式,并进而体察章氏学术思想与行止心境的变迁。

实斋家门而不实——《文史通义》二叶注发微

检叶瑛《校注》，与叶长青“援引从同”之处，数量极大。又书中确有采用叶长青之说并加以标明的，然全书仅有12次；书末《引用书目》列出“所据参校诸本”、“近人著述”等300种著述中，并无叶长青《文史通义注》一书，似乎叶注之于《校注》无关轻重。叶长青的注文既有不少误排，甚至有注错之处，叶瑛的校注也都相同，并且仍未标明与叶长青有关，这些错讹的文字恰可暴露出叶瑛的抄袭问题。

《史通》《文史通义》有关《史记》评论之比较研究

刘知几注重从编纂学的角度指出<史记>在编纂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希图为后世的修史立一"法典",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改造和完善纪传体史书的建议和主张.章学诚则主张学习司马迁圆通变化的旨意,反对班固及以后史官在修史过程中谨守绳墨、不知变通的做法.他力图突破纪传体的束缚,融合吸收其他史体之长处,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史体.

《文史通义》中的比较方法

《史通》对比较方法的运用已经为人所熟知,而另一部史学理论经典著作《文史通义》中的比较思想却很少受到关注。事实上,《文史通义》不仅对比较方法有着普遍的运用,而且其比较思想十分深刻。书中的一些代表性理论几乎都出于自觉的比较,而比较的动力则来源于中国古代文化中深刻的“道”的观念。对此加以深入探讨,将有益于推进我们对中国古代史学思维方法独特性的认识。

总集生成考——兼论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

总集编撰研究是中国书籍编撰史上的重要问题。自觉的总集编撰始于魏晋。"总集"是与"别集"相对而言的一种编撰体式,不以"文学"为域限。从《隋志》著录看,早期总集多按文体编排,大致分单体总集和多体总集两种。前者产生略早,其编撰出于各种实用的目的;后者的产生取资于前者尤多,二者均发生于文体辨析的大背景。《后汉书》著录文士各体著述的方式直接启发了单体总集的编撰。《文章流别集》是总集生成的一个范例。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对"总集生成"问题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