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用自然交替群重复育王

人工育王、介王的方法比较多,通常有囚扣或淘汰老蜂王后由蜂群改造王台、从他群中采割老熟王台后介入、间接诱入优秀新蜂王等。但如果在非自然分蜂期,培育新蜂王的话,不仅育王、介王的成功率很低,而且育王管理的过程还很棘手。造成育王失败的原因也较多,如王台被蜂群咬毁、工蜂围杀介入王、处女王交尾率低等因素。这在强大群势的蜂群中育王时,尤为常见。

怎样贮备处女王

在使用人工育王的情况下,有时给交尾群配台后还剩一些王台。丢弃这些王台一是可惜,二是如果交尾群处女王出台不顺(死胎)、围王或在交尾过程中失王,可以及时补给处女王,挽救蜂群,继续交尾。我有安置贮存处女王的经验,用此法贮存出房的处女王,一般存活4~7d是没有问题的,处女王介入蜂群后也能很快被接受,下面给大家介绍这个方法。

中华蜜蜂裁脾育王技术研究

【目的】中华蜜蜂(Apis cerana cerana)是我国本土的优质蜂种,在养殖过程中主要通过人工移虫来培育新蜂王,但中华蜜蜂幼虫底部的蜂王浆较少,导致人工移虫育王过程中存在移虫难、幼虫易损伤等问题。研究旨在探索一种简单便捷的育王方式,为中华蜜蜂优质蜂王培育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方法】研究根据中华蜜蜂的生物学特性,设计一套中华蜜蜂裁脾育王装置,包括产卵框、育王条、固定条和育王框等。通过将裁脾育王装置放入中华蜜蜂蜂群(5框蜂量)中,奖励饲喂蔗糖水促使工蜂分泌蜂蜡建筑巢房,并控制蜂王在巢房中产卵6 h,卵孵化2 d后拆卸育王条卡入育王框,放入无王群中进行改造王台育王,并以人工移虫育王为对照组,检测分析裁脾育王组与人工育王组王台长度、羽化出房蜂王初生重、蜂王形态指标、蜂王发育相关基因(Vg、Hex70b、Hex110),以及蜂王自然交尾后的日产卵量等。【结果】裁脾育王组的王台长度和蜂王出房率显著高于人工移虫组(P<0.05);裁脾育王组所培育蜂王的初生重、胸长、前翅长、前翅宽均显著高于人工移虫组(P<0.05),而裁脾育王组所培育蜂王的胸宽与人工移虫组差异不显著(P>0.05);裁脾育王所培育蜂王的卵巢管数以及蜂王自然交尾后的日产卵量显著高于人工移虫组(P<0.05);裁脾育王所培育蜂王发育相关基因(Vg、Hex110)的表达量显著高于人工移虫组(P<0.05),但Hex70b基因在裁脾育王组与人工移虫组差异不显著(P>0.05)。【结论】根据中华蜜蜂生物学特性设计的裁脾育王装置可以有效培育蜂王,裁脾育王培育的蜂王质量优于传统人工移虫。

从“三才”到“三纲”:董仲舒王道观之嬗变

董仲舒王道观由“三才”向“三纲”之嬗变,蕴含着由法天以为仁到本天以立仁(人)的思想。这同时意味着“元”机展露与开显。纵向层面,董子之天备具了本然性根基,从而使天哲学乃至“天人一”得以确立;横向维度,天地人以及物共“元”之性而成“天下一”。董子王道观于“元”的确认中从终极意义上证成了王道本正的先天依据,并由此建构了“天人一”与“天下一”统一的“王天下”图式。

明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出土团窠双龙戏珠纹暗花缎褶裙形制考

对明代吴氏墓出土团窠双龙戏珠纹暗花缎褶裙形制进行研究推考,探讨明代命妇褶裙形制特征。运用实验考古学、文献图像查阅、个案分析与多元类比相结合的方法,对该裙的出土背景、面料、形制、裙片拼缝方式、褶裥制式及数量、裙与上衣组配方式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团窠双龙戏珠纹暗花缎褶裙为两片一腰样式的侧褶裙,裙片共用七幅料拼缝,裙两侧捏“四对四”抱合对褶,为明代较为典型的褶裙制式,具有明显的传承性;该裙与墓中出土短上衣组配,体现了弘治年间江南地区命妇着装的礼仪性与时尚性,代表了明中期命妇典型的生活着装配伍。

藏族文学翻译:策略选择、影响因素与译者网络——以葛译《格萨尔王》英译本为例

藏族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格萨尔》英雄史诗是中国古代藏族民间文学的代表,凝结了藏族人民的智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文以葛浩文英译阿来“重述神话”小说《格萨尔王》为例,结合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探讨了译者在译介藏族文学过程中担当的角色:显形、隐身与伦理。

戏剧史视野下的《陵王》曲辞探赜——以日本资料为中心

唐歌舞戏《兰陵王》(日本称《陵王》《罗陵王》)具备故事、扮演、歌舞诸戏剧要素,向为研究者关注。《陵王》曲辞我国文献失载,但见存于日本,是推进唐代歌舞戏演艺形态研究的重要资料。《陵王》曲辞具有明显的代言成分,且歌唱、舞蹈由同一人承担,在表演形式上,已实现语言、动作、妆扮在“人物”身上的聚合,但其话语仍存在完全游离于戏外、不能统辖于人物表演的部分,与成熟形态的戏剧有显著区别。从生成路径切入,可以解释其戏剧要素产生与聚合之原理。

刘宋的体制权威与“倭五王”的政权建构

东晋末年至刘宋时期,日本列岛上出现了整合“毛人”“众夷”及倭人的政治体。自辛卯年(391)开始,它还向朝鲜半岛发展。东晋攻灭南燕、收复山东半岛,恢复了对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影响力。日本列岛上的这一新政治体适时调整发展路线:一方面,寻求“倭国王”册封,以建立超越于豪族的倭王王权;另一方面寻求在刘宋官僚体系中获得高品官位,借助开府仪同三司的规制,以安东大将军府为最高军政机构,凭借使持节、都督之权节制治下各方势力,将其权势范围由倭国扩大至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等国,力图建构超出倭国范围的政治实体。与这一发展路径相配合,倭王武时代出现了“治天下”的观念。

冥界十王信仰与敦煌引路菩萨像的产生

晚唐至宋描绘菩萨引导亡者前往净土的敦煌引路菩萨像,其图式不同于既往的来迎图,更强调“引路”的目的。这种转变与晚唐时期十王信仰的兴盛所引发的地狱观念具象化趋势密切相关。以观音作为引路菩萨受密教观音信仰的影响,而幡则糅合了汉地丧仪与佛教胜幡中出行、引魂、破地狱及生净土等多重寓意,二者共同建构了引路菩萨护佑亡者顺利渡过冥途的图像意涵。

王芗斋“意拳”哲学思想探源——《拳学宗师王芗斋文集》新探

王芗斋是近代著名武术家、武学思想家和武术改革家。作为意拳(即大成拳)的创始人,他对中国传统的拳学理论进行了批判的继承和创新。他的拳学思想自成体系,具有深刻的中国哲学内涵。本文从儒道两家哲学的视角,对其意拳思想根源进行探究。

葛浩文《格萨尔王》英译本词汇层面“变形倾向”研究

葛浩文夫妇合译了我国藏族作家阿来的《格萨尔王》,其译本在格萨尔史诗英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借用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的“文本变形系统”对葛译本词汇层面的“变形倾向”进行了研究。通过文本对比,发现葛译本词汇层面主要存在四类“变形倾向”:质的损耗、潜在表意体系的破坏、方言体系或其异域风情的破坏、短语及习语的破坏。这些“变形倾向”在一定程度削弱了原文的“异质性”,甚至抹杀了某些“异质性”,翻译理念和翻译环境可能是造成“变形倾向”的主要原因。在我国藏族文学作品的外译与传播中,要坚定文化自信,突出原作特色,可通过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保持一种“平衡”,既不影响目的语读者的理解,又能避免“变形倾向”,保留原作的“异质性”。

仪式类史诗视角的《亚鲁王》与《簪汪传》

很多活态史诗是在仪式中演述的,从演述语境的角度可将史诗分为仪式类史诗与非仪式类史诗。《亚鲁王》与《簪汪传》是流传于苗语西部方言区的两部仪式类史诗,就已经整理出的文本的主要内容来看,两者可视为互文,为一部史诗的不同变异。如果将两部史诗的演述语境丧葬仪式与祭鼓仪式也纳入比较的参照元素,两者的文本结构便会被撕裂,并增添诸多不同的文本内容,就完整的丧葬仪式词与祭鼓仪式词而言,很难视为相同的两部史诗。

王之江的光学设计之路

王之江,因在中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研制中的贡献非常突出而广为人知,然而他在中国应用光学学科建立中的卓越贡献却鲜有人知晓。实际上,中国第一本《光学设计理论基础》是由他在实践基础上编写的。关于王之江从事应用光学的经历及所做出的科学贡献,目前在舒美冬主编的《王之江科研生涯》一书中有简要阐述[1],学界仍对其缺乏较为全面的了解.

哲学的解读与古典的语境:试析《俄狄浦斯王》的阅读策略

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作为希腊悲剧的典范,是一部在西方思想界被解读得最多的作品,对它的解读,能够生发开去的面向很多,不同的解读视角能够带来不同的阅读和观剧效果。本文试图在是跟从现代诸思潮还是返回古典语境这一问题意识的基础上讨论,哲学式的解读是要把读者引向怎样的一种方向?而关注古典语境的阅读立场又能给读者带来怎样的阅读体验?并最终认为任何解读都应该紧扣文本,在借鉴现代思想找寻切入角度和方法论的同时,也要警惕现代思潮和方法理论本身的局限性,要注意理论的有效性边界何在。

王鹏运致郑文焯书札四通考释

王鹏运与郑文焯为清末著名词人、词学家。二人商略词学,情谊深厚。由于文献史料的缺乏,今人对于他们词学交往的细节一直缺乏较为全面、丰富的认识。今见王鹏运致郑文焯书札四通,内容涉及二人生平及校勘梦窗词等重要信息,呈现了清季词学家学术交往的生动图景,具有较高的词学价值。

影视人类学视野下《亚鲁王》的观看之道——基于《王的祭奠》的制作与阐述

民族志影像制作过程中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相遇”的情景事实,是影视人类学学术生产中亟待反思的新论题。以亚鲁王文化展演为拍摄主题的民族志影片《王的祭奠》,通过“砍马仪式”的观看深描,向观众展示了一种基于摄影机、学者、导游在场的与村民、文化持有者之间互视交流的过程。从仪式拍摄的角度,仪式之外的意外事件是《王的祭奠》的叙事重点;从民俗记录的角度,民俗之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无奈”是本片的偏向;从拍摄视角,主观的个人参与“相遇”视角是影片制作者的主动选择。基于民族志影片《王的祭奠》的制作缘起、制作过程和交流反馈的整体性视野,分析了英雄史诗《亚鲁王》复兴式的文化展演引发的对“亚鲁王文化”的观看与被观看、拍摄与被拍摄、让看与不让看的情景事实,呈现出影像互视的观看之道。

明梁庄王墓出土鹘捕鹅玉束带发微

2001年在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墓出土了一套鹘捕鹅玉束带,其残留玉带饰均刻画有鹘捕天鹅图像。论者往往据此将其与金元之际流行的“春水玉”关联,进而推测其为金元遗物。本文尝试通过分析“春水玉”图像形式的渊源与变迁,突破材质媒介的界限,以进一步明确梁庄王墓玉束带的造型来源,揭示其作为明代内府制器的可能。本文指出,这种可能性的成立,不仅源于形式考察,更与墓主个人趣味和生活体验相关。通过揭示海青驾鹅活动流行于明初宫廷及彼时宗亲之间围绕海青等猛禽展开交流互动的史实,梁庄王墓出土的鹘捕鹅玉束带与其他相同主题的传世器物和画卷共同成为体现明初宫廷生活与趣味的珍贵艺术遗存,进而为今天理解元明宫廷文化艺术的嬗变提供管窥之径。

集安博物馆藏张明善拓好太王碑墨本

张明善先生是故宫博物院碑碣捶拓专家,1963—1964年应中朝联合考古队的邀请,专程到集安捶拓好太王碑。集安博物馆周云台先生协助共拓得四套。留存博物馆的拓本用大张毛头纸拓成,经装裱四面,捶拓质量上乘,基本保存了好太王碑文字的原貌,上墨均匀、字迹清朗、浓淡有致,无人工修饰痕迹。通过此拓本与碑文对照,可以识别出多处不甚明确的文字,对于研究好太王碑所涉及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周王畿出土铭文与古史新证——读王晖教授《周王畿:关中出土西周金文整理与研究》

金文资料是西周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史学价值。关中地区是西周王畿所在地,也是晚清以来出土西周青铜器最多、最为集中的地区,且这些青铜器多带有珍贵的铭文。因此,进行关中金文的整理研究,对于推进西周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王晖教授主编的多卷本《周王畿:关中出土西周金文整理与研究》(三秦出版社,2022年出版)一书,就是关于周王畿地区出土金文资料整理与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王鹏运与龙继栋交游考论——以王鹏运致龙继栋信札四通为中心

王鹏运和龙继栋是临桂同乡兼好友。学界对龙继栋是晚清词坛领袖王鹏运的学词导师已有定论,而对王、龙二人后来的交游少有论及。以《甲寅(东京)》1915年第1卷第8期载王鹏运《致龙松岑书四首》为中心,结合其他相关材料进行考察可知,二人在觅句堂数年唱和之后,分隔两地,主要以书信联系,也曾见面。后来二人在文学上的唱酬甚少,而增加了对朝廷政治的共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