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话“给”字句扩展为被动句的语义动因

汉语诸多方言中给予动词是通过语法化而获得相当于普通话“被”字的被动介词功能的。北京话中也有类似的现象。以往的研究认为给予动词的被动介词功能是由该动词在容许使动句中所充任的<被使动者(causee)>标识功能扩展而来。这种观点,对于给予动词既能作被动介词又能作被使动者标记的粤语等方言来讲,确实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对于像北京话这类给予动词并没有获得被使动者标识功能的方言来说,便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我们认为除了使动义和被动义之外,受益义和被动义之间也有可能形成一道语义连锁。本文将对这种语义连锁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北京话中给予动词“给”字的被动介词功能不是由<被使动者>标识功能扩展而来,而是由<受益者>标识功能扩展而来。

重论“我唱给你听”

论文针对部分学者把"我唱给你听"看作使役句的观点,指出此观点的立论基于两点:一是汉语中没有"Vd+N3+给+N2"句式;二是"给"在"Vd+N3+给+N2+V2"句式中作使役动词"让(叫)"用。本文结合清代官话语料及相关方言事实,对上述两点进行质疑,提出"我唱给你听"是模拟给予句加挂动词,仍属复杂给予句,其中"给"是标记接受者的弱化动词,不是使役动词。

宁武方言三区话的“给”

山西宁武方言属于晋语五台片,县内三区话中"给"的读音与词性有很强的对应关系。主要介绍了不同词性、不同读音的"给"在三区方言中的使用情况,推测了三区方言"给"的虚化过程。

现代汉语“给VP”结构的及物性分析

现代汉语"给VP"结构的一系列句法、语义和语用限制应归结于信息结构的要求。本文采用功能类型学中的"及物性"理论讨论"给VP"的句法、篇章允准机制,揭示"给VP"结构依赖于特定句式和特定VP类型的原因。"给VP"在句法配置上呈现双论元结构,受事表现出"完全受影响"的倾向;主要动词VP要求完成体,具有"动作—结果"义;在语气方面排斥否定性的句法环境等。上述特征均满足"高及物性"句式的判断条件。将"给VP"结构认定为高及物性句式,还可以解释该结构在句式上的限制条件。最后,"给VP"在语篇中大部分用于编码前景信息。"给VP"结构的语义特点和语篇分布情况都表明"给VP"结构是一个高及物性句式。

虚词“给”的同一性及其分布状况

虚词"给"具有多功能性,以往的研究,由于缺乏对功能复杂、形式单一的虚词"给"作有效分类,使得有关虚词"给"的研究总是很难推向深入。我们从句法和语义两个角度,对虚词"给"进行分类,并探讨这些不同类的虚词"给"在现当代书面语料中的分布状况,从而为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类型学视野下西北汉语方言“给”字句研究

"给"字句在西北汉语方言随处可见。"给"前的动词范围广泛,很多动词后都可以带上"给",如"走给、坐给、发展给"等等。西北汉语方言位于句末、用法复杂、使用功能较发达的"给"与蒙古语族如东乡语的引语标记"i"和祈使式附加成分"i"相匹配。这是在阿尔泰语言影响和渗透下出现的不同类型的异质要素,是一种具有语法功能的形态标记。

授与动词“给”产生与发展简论

关于授与动词“给”的产生问题,历来说法歧出。最有影响的说法是产生于清代,也有不少人倾向于元代。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它萌芽于先秦,成长于汉魏六朝,成熟于隋唐。

“给予”类三价动词构成的句式及其论元缺省的认知解释

本文拟讨论“给予”类三价动词所能适应的句式,对论元缺省规律提出认知上的解释,并由此进一步把“给予”类三价动词分为8个次类。本文认为三价动词句中Np2和Np3的缺省与否,跟动词的常用性(使用频率)、显要性原则、与事优先或受事优先原则、语体色彩、音节等都有一定关系,其中动词对相关语义成分的控制能力以及施事者的预期目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韩国留学生习得介词“给”的偏误分析及教学对策

表示引进动作对象或发出者的介词"给",是学习汉语的韩国学生使用偏误率较高的介词之一。本文以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留学生中介语语料库为语料来源,对韩国留学生习得介词"给"的偏误进行分类诊断,并从汉韩对比及汉语本体的角度探求了偏误原因,提出了相关的教学对策。

强势指令义构式“给我+VP”探析

现代汉语"S+给我+VP"是个多义句式,其原型义是"强势指令",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斥责和警示等语义内容。句法上构式"给我+VP"主语可隐可现,经统计各占半数左右。VP通常为动词,具有[+述人][+自主][+动作][+未然]等语义特征。就功能看,"给我"相当于一个语气副词。构式"给我+VP"属对话维度,体现人际交互,话语功能在于以言行事,属非礼貌性言语表达。构式"给我+VP"是在"给"介词化的基础上通过语境吸收和语用主观化凝固而来,同时还受到了同义词"与"的类化。"给我"的"为我服务"义凸显与否是"给"字常规句和构式句的分界标准,但该分界标准并不总是十分明确,表明常规句和构式之间是一个连续统。

《醒世姻缘传》的“给”与“己”

《醒世姻缘传》是汉语史上第一次大量使用现代意义的“给”的文献,对考察“给”的发展有较高的语料价值;与“给”相关的授予词“己”仅出现于6-58回中,原因不明;出现了表示“使役”的用法,而没有出现表示“被动”的用法,由此进一步证明了蒋绍愚先生的观点:“给”由表“给予”发展到表“被动”,中间经过了表“使役”的环节。

关于处置、被动同形标记“给”和“把”的相关问题

北方话中出现了"给"兼表处置、被动的现象。以江淮官话、湘语、赣语为主的南方话中出现了"把"兼表处置、被动的现象。我们根据前人研究成果及调查唐宋以后的文献,探究这种同形异义结构的历史层次和形成原因,得出结论:动词"给"在清代演变为使役标记再演变为被动标记,由受益标记再演变为处置标记。"把"表处置和共同语中"把"表处置是同源的,而"把"表被动来源于宋元至明代出现的新的"给予"义动词"把"。"把"作为"给予"义动词在方言中普遍使用之后,先演变为使役标记,然后发展为被动标记。

VP前的“给”及其方言类型比较

VP前有两种不同的"给"。本文讨论了这两种"给"的不同性质和来源,考察了其历时的发展过程,并通过方言材料的类型比较来加以证明。

“S+给+NP_1+V+NP_2”用成双宾语句的偏误原因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调查和访谈的方法探究"HSK动态作文语料库"中"给"字句偏误率最高的偏误类型:因缺少谓语动词而误用成双宾语句的偏误产生的主要原因,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偏误产生的原因是留学生对目的语规则掌握不足,最后对"给"字句的教学提出参考建议。

山西文水话“给”及“□[kuA]_(给一下)”的语法意义

文水话中,"给一下"的合音形式"□[ku A]"在口语中的使用频率极高。通过对"给"作为动词、介词和助词用法的详尽描写,可以肯定"□[ku A]"就是"给一下"的合音形式。"□[ku A]"既可以表示短时义,也可以表示尝试义,"V[ku A]"是一个包含助词"给"及补语"一下"的复杂成分。

基于语料库的“给”字的历时演变研究

通过对语料库中先秦至民国时期的语料进行调查分析,尝试考察"给"的历时演变过程。研究结果显示,"给"字的使用率从先秦至魏晋缓慢爬升,从魏晋至南北朝大幅度上升,在隋唐五代有一个下降过程,宋金元开始回温,从明代开始又一次大量增加,至民国时期达到了顶峰。在词性的发展轨迹上,从先秦至民国,"给"的虚词用法使用率越来越高,而动词用法的使用率从宋辽金开始因虚词用法的兴起开始缩减。清代与民国时期,"给"字的动词用法的使用率为各个时期最低,且趋于稳定。从宋辽金时期开始,"给"字的虚词用法开始出现,词性出现了实际性变化。元明清时期"给"的虚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明代文献已可见"给"的介词用法。清朝与民国时期发展了很多"给"字句式,"给"字的虚化越来越成熟。句式发展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给"字句式越来越复杂,一些句式从有至无,从无至有,从主流变为非主流,非主流变为主流,充分体现了新旧更替的发展过程。

网络热词“给力”释义

2010年"给力"一词异军突起,成为当下最热门的汉语流行词语。文中主要考察了"给力"的来源,分析了"给力"的意义和用法,阐释了"给力"的语用表现和相应的英语表达形式。

西北话“给”字句形成的语法机制与类型意义

西北话"给"字句的特征是,"给"的同形复现、无双宾句及指人单宾句稀缺。这两方面都可以归结在参数上:焦点的线性设置及动词"给"的二价性。文章同时从"普-方-古"出发,系统地初步考察了同形复现这一综合句法现象的普遍性及其反映的汉语句法各层面间的相反相成的互补经济关系。

南阳方言的“给”字句

在南阳方言中,"给"单用时读为[kei33],与其他成分共现时读为[k13]。总体看来,"给"有动词和介词两种用法,介词"给"在不同的语义条件下起到不同的标引、标记功能。"给"的多功能性导致部分"给"字句在缺乏语境制约的情况下出现歧义。功能不同的"给"在语句中大量共现,使得南阳话的"给"字句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极具代表性的是以"给我"为标记的命令句和以"给你"为标记的"强处置式"。后者在功能上与一般处置式和复标处置式类聚成群,共同承担起南阳话中处置义的多样化表达。

常用“给”字句的语义解释

"给"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常用词,用法相当复杂。将常用"给"字句放在一起进行考察,目的在于从语义层次上对"给"的各种用法进行一致的解释。"给"的核心义素是"赋予",在不同语境中,赋予物隶属于实体、服务、状态、机会等四个不同的子范畴,分别采用不同的句法形式表示。这样的解释既可以跨越词类,也可以降低"给"字句的学习难度,有利于对外汉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