脓毒症预后不良患者血清I-FABP、DAO、D-Lac水平变化及其危险因素探讨

目的 探讨脓毒症预后不良患者血清肠型脂肪酸结合蛋白(I-FABP)、二胺氧化酶(DAO)、D-乳酸(D-Lac)水平变化及其危险因素。方法 收集2017年7月至2020年3月秦皇岛市第一医院收治的454例脓毒症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患者预后情况将其分为预后良好组(273例)和预后不良组(181例),统计脓毒症患者预后不良发生现状及其单因素,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脓毒症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结果 454例脓毒症患者预后不良共181例,预后不良发生率为39.87%。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预后不良组与预后良好组年龄、平均动脉压(MAP)、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评分、感染相关器官功能衰竭(SOFA)评分、外周血白细胞(WBC)、中性粒细胞(NEU)、血清C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尿素氮(BUN)、血肌酐(Scr)、总胆红素(TBil)、前白蛋白(PAB)、I-FABP、DAO、D-Lac、D-二聚体(D-d)水平及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APTT)、国际标准化比值(INR)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较大、MAP较低、APACHEⅡ评分较高、SOFA评分较高、外周血NEU、血清CRP、PCT、BUN、Scr、DAO、D-Lac、D-d、I-FABP水平较高、PT、APTT较长均为脓毒症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 脓毒症患者预后不良发生率较高,同时其危险因素与患者年龄、MAP、APACHEⅡ、SOFA评分、外周血NEU、血清CRP、PCT、BUN、Scr、DAO、D-Lac、D-d、I-FABP水平、PT、APT有关。

去中心化理念对传统组织法的冲击与再造——以“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为中心的考察

传统组织法以单一的中心化假设为指引的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当下投资者的经济民主化诉求,在去中心化理念的冲击下,其适应性存疑。传统组织法应当适度接纳去中心化理念,而“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由于具备商业上的可行性以及与传统法的可兼容性,是去中心化组织法研究的理想样本。将去中心化理念融入组织法,需要着重解决中心化节点权责配置错位问题,构建实控成员减轻信义义务框架以完善信义体系。还应进一步完善作为组织法支撑的通证监管框架,逐步实现“从通证化证券到证券通证”的设想。当然,也不应排除缔造“中心化—去中心化”二元组织法架构的可能性。

探讨瓜蒌大黄汤对重症肺炎肺热腑实证患者血SP-A、DAO、炎症因子影响及临床疗效

目的 基于“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探索以宣肺通腑法为指导,在瓜蒌大黄汤干预下,对肺表面活性蛋白A(SP-A)、二胺氧化酶(DAO)及炎症因子等影响,揭示瓜蒌大黄汤治疗重症肺炎的作用机制及疗效。方法 筛选诊断为重症肺炎,中医辨证为肺热腑实证患者62例,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31例,两组又依据肺炎病情严重程度分为中高危亚组、极高危亚组。对照组给予常规西医治疗,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瓜蒌大黄汤灌肠,观察并记录治疗前及治疗第7、14天两组患者血SP-A、DAO、胃动素(MTL)、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介素-6(IL-6)、白细胞(WBC)、中性粒细胞比率(NEUT%)水平及中医证候评分、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APACHE Ⅱ评分)、临床肺部感染评分(CPIS评分)、急性胃肠损伤评分(AGI评分)、临床疗效、28 d病死率、机械通气时间、ICU住院天数。结果 中高危亚组中,治疗第14天时试验组SP-A、DAO、WBC、NEUT%、TNF-α、IL-6指标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治疗第7、14天时试验组MTL指标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第7、14天时试验组AGI评分、CPIS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治疗第14天时试验组APACHE Ⅱ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极高危亚组中,试验组与对照组以上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中高危亚组中,治疗第7、14天时试验组便秘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治疗第14天时试验组喘息、腹胀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极高危亚组中,治疗第14天时试验组便秘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中高危亚组中,试验组显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机械通气时间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中高危亚组和极高危亚组中,试验组与对照组ICU住院天数、28 d病死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重症肺炎肺热腑实证患者给予瓜蒌大黄汤灌肠能明显改善胃肠道症状,能改善中高危重症肺炎患者呼吸困难等临床症状,促进肺、肠黏膜屏障修复,减轻炎症反应,缩短呼吸机的上机时间,但不能改变预后。

针刺治疗对AGI患者的血清LPS、DAO、I-FABP的影响

目的观察针刺治疗对急性胃肠损伤(AGI)危重症患者的血清脂肪酶(LPS)、二胺氧化酶(DAO)、肠脂肪酸结合蛋白(I-FABP)水平的影响。方法将64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成两组,常规组32例,给予西医抗炎、抑酸护胃常规治疗;针刺组32例,在常规治疗基础上予针刺治疗,疗程为7 d。两组均在治疗第1、4、7天采集静脉血,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LPS、DAO、I-FABP的水平,比较两组患者在治疗第1、4和7天LPS、DAO、I-FABP的变化。结果治疗第1天,两组各项指标间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治疗第4、7天,针刺组的LPS、DAO、I-FABP均较常规组下降明显(P<0.05)。结论针刺联合常规西医治疗,可明显降低LPS、DAO、I-FABP水平,可能通过改善LPS、DAO、I-FABP水平促进肠康复。

邓曼:中国第一女哲

春秋早期的邓曼,堪称“中国第一女哲”。她对中国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具有涵盖形上学、形下学以及“天人之际”关系的思想系统,更在于她做出的三个思想首创:一是“天道”概念(天帝显示的必然法则);二是“天不假易”命题(天帝绝不宽容傲慢轻率之人);三是“天道盈荡”命题(事物发展到满盈状态时,就会动荡不安,这是天帝确定的必然法则)。此外,她特别表述了以“德”“信”“刑”为核心范畴的政治哲学思想,并以形上的天帝信仰来为这种形下的政治哲学奠基,意味着人对天的一种应有态度——必须敬畏天命以尽人事。

金岳霖融通中西的形而上学之道

金岳霖《论道》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实现中西哲学的融通,建构一个既能够体现中国哲学精神传统又能吸收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之道的哲学体系。金岳霖的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元哲学,其问题意识来源于西方哲学,其论证方式来自西方哲学与逻辑学。但是,由于“道”在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及价值信仰方面居于核心地位,金岳霖建构的形而上学之道显然是立足于中国哲学的。金岳霖坚持以中国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哲学范畴为基础,通过一系列西方逻辑体系的论证,最终建构了一个以传统中国哲学范畴为基本框架、吸收了西方哲学的现代中国哲学体系。不能仅仅将金岳霖的《论道》理解为民族文化、情感归属的需求,他同时也是站在时代和人类的哲学思考高度,通过融通中西哲学以解决现代形而上学重建的问题,其形而上学之道具有回应人类普遍哲学问题的世界现代哲学意义。

因果问题、逻辑与《论道》的形而上学体系

金岳霖在《论道》中建立起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这个体系所运用的方法既有综合也有分析,分析工具主要是现代逻辑方法,这里的现代逻辑主要来自《数学原理》和《符号逻辑概览》。《论道》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建立,不仅为中国文化中最崇高的概念“道”提出了一个现代形式的形而上学理论,而且为金岳霖自己回答“休谟问题”提供了本体论基础。因此,《论道》不仅强化了中国哲学的逻辑和认识论意识,从而成为宋明理学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高峰,而且具体体现了金岳霖把哲学视为一门普遍的人类学科的态度。

秦“道”制起源新论

战国时期,秦国在统一进程中,根据被征服地区的顺逆程度,对新征服的非秦族群地区采取置郡县直辖和设立附属臣邦两种模式。秦属臣邦在保留原有“王侯君长”的同时,设置官员进行监督导化,秦“道”制即起源于臣邦中的“道官”系统,并在臣邦秦制化的过程中得到完善,发展为管理非华夏族群地区的与县平级的地方行政机构。从秦简文与封泥材料看,“道”即“導”,“道”制本意就是导化蛮夷,与交通道路无关。臣邦与“道”的主官为“丞”,意为辅佐,隐含“導”义,与县、都官主官称呼有别。

从“志于道”的文化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文化以“道”为本体,提倡“一体之仁”的价值观,这是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根本。正是因为以道治国,才能得道者多助,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在顺应天道的前提下与时偕行,革故鼎新,才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创新性;“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培养了中华民族“天下大同”的博大眼光和“天下一家”的开阔胸襟,对内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外形成“万国来朝”的国际局面,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化怀抱着“道并行而不悖”及“和而不同”的开放精神,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中合于“道”的部分相互吸纳融合,有悖于“道”的部分则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淘汰,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包容性;按照“天道好生而恶杀”的规律处理国际关系,必然采取慎战、德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六艺:从共同资源到一家垄断——孔子与儒家经典之成立

按章太炎的划分,礼乐射御书数为“小六艺”,为王公贵族子弟在小学阶段的必修技能;被孔子删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则为“大六艺”,属于成人教育的“大学之道”,是官员任职前必须学习的待人接物、处事礼仪与一般道理。孔子晚年集中精力编辑、注解、诠释六艺,因“有德无位”而称“述而不作”,渗透思想价值和道义灵魂,总结三代而又超越三代,寄托《春秋》而行“素王”褒贬赏罚之权柄,最终把作为上古道术的六艺演绎为儒家学派独有而专用的文本载体。

朱子道体补诠--以本体、形体、体用与实体为中心

朱子在阐述其“道体”思想时,除理气关系外,还着力分辨几则概念。一是本体与形体,前者常涉及“本然之体”和“骨子之体”,后者则强调“道无形体”和“与道为体”。二是本体与发用,首先体即形上之理,用为理之运用;其次体用相生,包括体用相即不离,形上形下各有体用,阴阳动静互为体用,某物派生某物则前者为体,此派生能力为用等;再次体用相分,严格区分二者,认为体用为二,方可言其一源,理象为二,方可言显微无间,绝不能混为一谈。三是专门提出“实体”这一概念,用以强调形上本体--理的真实不妄与优先性。但是这样的天理实体化违背了先秦孔门实体一元论的本质,固化了程朱自身理气、道器、体用二元论的倾向,并建构起一个理(体)、气(物)、象(用)三合一的象世界,造成了天理优先与良知主体之两橛。这些理论困难均预示着后儒对朱子学的突破。

清代雍正时期黄中海道针经考释

黄中海道针经,是雍正五年至七年由文登县知县黄中,根据邑中长老口述而加工编撰的一段从天津至山东自北而南沿海航行的指南。雍正《山东通志》将是段海程收录,这是目前所见最接近原始记录的文献。是部海道针经,详细记叙了沿山东半岛一带海域的地文、水文与气象现象,并总结其规律,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与实操性,它代表了在传统社会条件下海洋科学技术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同时,它展现出一幅沿线生民捕鱼、商贸、信仰与国家海上管理的清晰生动图景。对黄中海道针经的考释,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国家层面上的河运海运之争,清代因袭明重农防海的基本国策,由此构建出的一套话语体系,不但遮蔽了繁忙发达的海上往来,而且极大地延迟了海运替代河运的时间。

儒家传统“即身德育”思想及其教化路径

异于西方绵延千年的身心二元论思想,中国儒家传统伦理思想坚持灵肉圆融,并由此演化生成了独具特色的“即身德育”范式。首先,即身德育不仅强调德育必须兼顾身心发展,而且将身体拓宽到与个体、时空、世界交汇的伦理情境;其次,随着“藏礼于器”将“礼”生活化,个体得以始终浸身于器物无言之教的陶冶中,从而在潜移默化间顺应了道德要求;最后,依托于实践和体悟将外在的伦理规范内化为即身的道德智慧后,个体便能在应然的道德律法中觅得道德选择的自由,从而在生活中实现德性生存。研究儒家传统即身德育思想及其教化路径,既可为当代德育提供镜鉴,亦可为建构中国自主德育知识体系探寻丰富的思想资源。

“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翻译、流传与阐发——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中心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都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了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概念又被用来指称现当代等其他时代的新儒家(学),标志着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通行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后,卜德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等论著的流行,又促进了“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普及。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阐发过程中,继承宋明新儒学并倡导返本开新的海内外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狄百瑞为代表)起到了关键作用。

论传统儒家经典观

传统儒家以《诗》《书》等为经典。这些经典创作于圣贤,不仅反映了普遍的道与理,而且洋溢着圣贤气象。普遍的道与理构成了经典的内容,并使经典具有了知识价值,圣贤气象的洋溢不仅彰显了经典文本形式上的优美,而且能够产生感化效果。经典体现了圣人之心。圣人之心既有气质之心,又有超越之性。气质之心产生了情感,而超越之性表现于活动中便是道与理。心统性情。在这个统一体中,普遍之性主宰了气质之心的活动,个体主体性因此被消解。传统儒家揭示了经典的三项内涵,却忽略了经典的个体主体性向度。

治广以狭与人地相宜:晚清南疆二道政区变迁及基层职官的选任

清代收复新疆后,南疆地区的喀什噶尔道和阿克苏道于光绪八年建置,是新疆建省的重要准备,也是清朝国家政治制度在边疆地区不断深化的具体表现。其后以“量地置邑”及“治广以狭”为基本理念进行的政区增置和调整,则是政区设置对边防危机与治理困境的反应,突出表现了政区设置对巩固边防、完善基层治理的作用,并奠定了现今南疆地区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在政区设置的同时进行政区分等,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套较为成熟的职官选任体系。为最大限度地使地方社会治理“人地相宜”,作为新设政区,南疆二道虽有明确的缺分等第,却并未照章办理。政区分等与职官选拔基本背离,成为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全国州县“停部选”的先声。

“道”与“艺”:论苏轼的尚意书法

“尚意”作为苏轼凝聚的独特书风,蕴藏着“道”与“艺”两个维度。“艺”是苏轼书法尚意精神的实现路径与外在显现,是他将所闻、所见、所思、所感寓于点画之间的匠心独运,将古法烂熟于心后的独创一格;“道”作为苏轼尚意书法的核心与精髓,不仅体现儒家兼济天下的抱负,也包含老庄的自然文艺观和佛家的空静思想。从“道”与“艺”两个维度探析苏轼的尚意书法,可以从其书法中感悟其对生死及天地的认知,结合其生命体验品味其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变化,从而进一步领略滋养其书法艺术的中国传统的意趣、审美和气韵。

李政道的首次美国之行及国籍变迁

1957年,旅美青年才俊李政道和杨振宁一起荣幸地成为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1946年,李政道受民国政府研制原子弹“种子计划”的派遣赴美研习,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1956年取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绿卡),1963年入籍美国。李政道科艺双馨,长期致力于推动科学和艺术的融合,他身在海外,心系祖国,呕心沥血,亲力亲为,竭尽全力地为中国的人才培养以及基础科学的进步与发展出谋划策,贡献卓著。本文介绍了李政道简略生平,借助于家族网(www.familysearch.org)重点梳理了他首次美国之行及国籍变迁的相关情况,澄清了一些常见错讹。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道”与“术”

大学英语课程兼具工具性与人文性,具有得天独厚的育人优势。但是,偏重工具性、轻视人文性的既有教学模式极大限制了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育人功能的充分发挥。从“道”“术”及其辩证统一关系来看,新时期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实践创新需要以大学英语课程思政之“道”为指引,弘扬立德树人的正道,寓“道”于“术”,提升育人能力;“术”以载“道”,强化育人保障;因“道”择“术”,优化教学设计,从而使工具性与人文性和谐统一,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三位一体”人才培养目标。

《春秋繁露》“道”论疏解

《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对于“道”的使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春秋》之道、先王之道、天地之道以及圣人之道。作为《春秋》学的大师,董氏的立论根基即是从“《春秋》之道”出发的,“《春秋》之道”奠定了整个董氏政治哲学的基础;而“先王之道”则是“《春秋》之道”的基本内涵,其实质就是王者配天;由此,“天地之道”就是董氏所有政治哲学讨论的依据,无论是原则还是具体措施,都是依据“天地之道”而展开的;而“圣人之道”则是董氏之“道”在教化成善上的一个具体的表现。董氏以政治哲学的建构为基础,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道”的阐释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