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O媒介:驱动未来社会算法化与自组织的元媒介

DAO媒介是以区块链算法等技术为基础,支持数字社群协同自治的媒介,具有区块链、智能合约与投票等功能特性和要素确权、技术信任、规则构架以及场景聚合等价值禀赋。对于数字生态显露的各种问题,“算法化”是重构数字生态、降解社会系统复杂性的关键机制,DAO媒介是支撑“自组织式”算法化的元媒介。DAO媒介与数字文明时代喷发的微粒个体、微资源、微价值、微需求、微场景等相匹配,能够深度匹配人的个性与自我,形成有效的趣缘连接,进而极大地释放数字文明的生产力。DAO媒介将深刻影响社会系统的构造,将微粒个体与相关社会要素“包裹”为闭环子系统,支持其准开放的系统边界、有效的异质性整合、可持续的规则重构、子系统与父级系统的持续分化和快速进化,等等。在数字文明时代,DAO媒介将使“重新部落化”的“地球村”变为现实,其驱动构筑的DAO社会将更加多元、更加富有创造力,不断拓展人类群体实践的自由度,使人类在高度异质性聚合基础上更加和谐有序地整合协同。

脓毒症预后不良患者血清I-FABP、DAO、D-Lac水平变化及其危险因素探讨

目的 探讨脓毒症预后不良患者血清肠型脂肪酸结合蛋白(I-FABP)、二胺氧化酶(DAO)、D-乳酸(D-Lac)水平变化及其危险因素。方法 收集2017年7月至2020年3月秦皇岛市第一医院收治的454例脓毒症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患者预后情况将其分为预后良好组(273例)和预后不良组(181例),统计脓毒症患者预后不良发生现状及其单因素,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脓毒症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结果 454例脓毒症患者预后不良共181例,预后不良发生率为39.87%。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预后不良组与预后良好组年龄、平均动脉压(MAP)、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评分、感染相关器官功能衰竭(SOFA)评分、外周血白细胞(WBC)、中性粒细胞(NEU)、血清C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尿素氮(BUN)、血肌酐(Scr)、总胆红素(TBil)、前白蛋白(PAB)、I-FABP、DAO、D-Lac、D-二聚体(D-d)水平及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APTT)、国际标准化比值(INR)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较大、MAP较低、APACHEⅡ评分较高、SOFA评分较高、外周血NEU、血清CRP、PCT、BUN、Scr、DAO、D-Lac、D-d、I-FABP水平较高、PT、APTT较长均为脓毒症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 脓毒症患者预后不良发生率较高,同时其危险因素与患者年龄、MAP、APACHEⅡ、SOFA评分、外周血NEU、血清CRP、PCT、BUN、Scr、DAO、D-Lac、D-d、I-FABP水平、PT、APT有关。

去中心化理念对传统组织法的冲击与再造——以“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为中心的考察

传统组织法以单一的中心化假设为指引的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当下投资者的经济民主化诉求,在去中心化理念的冲击下,其适应性存疑。传统组织法应当适度接纳去中心化理念,而“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由于具备商业上的可行性以及与传统法的可兼容性,是去中心化组织法研究的理想样本。将去中心化理念融入组织法,需要着重解决中心化节点权责配置错位问题,构建实控成员减轻信义义务框架以完善信义体系。还应进一步完善作为组织法支撑的通证监管框架,逐步实现“从通证化证券到证券通证”的设想。当然,也不应排除缔造“中心化—去中心化”二元组织法架构的可能性。

探讨瓜蒌大黄汤对重症肺炎肺热腑实证患者血SP-A、DAO、炎症因子影响及临床疗效

目的 基于“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探索以宣肺通腑法为指导,在瓜蒌大黄汤干预下,对肺表面活性蛋白A(SP-A)、二胺氧化酶(DAO)及炎症因子等影响,揭示瓜蒌大黄汤治疗重症肺炎的作用机制及疗效。方法 筛选诊断为重症肺炎,中医辨证为肺热腑实证患者62例,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31例,两组又依据肺炎病情严重程度分为中高危亚组、极高危亚组。对照组给予常规西医治疗,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瓜蒌大黄汤灌肠,观察并记录治疗前及治疗第7、14天两组患者血SP-A、DAO、胃动素(MTL)、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介素-6(IL-6)、白细胞(WBC)、中性粒细胞比率(NEUT%)水平及中医证候评分、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APACHE Ⅱ评分)、临床肺部感染评分(CPIS评分)、急性胃肠损伤评分(AGI评分)、临床疗效、28 d病死率、机械通气时间、ICU住院天数。结果 中高危亚组中,治疗第14天时试验组SP-A、DAO、WBC、NEUT%、TNF-α、IL-6指标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治疗第7、14天时试验组MTL指标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第7、14天时试验组AGI评分、CPIS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治疗第14天时试验组APACHE Ⅱ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极高危亚组中,试验组与对照组以上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中高危亚组中,治疗第7、14天时试验组便秘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治疗第14天时试验组喘息、腹胀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极高危亚组中,治疗第14天时试验组便秘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中高危亚组中,试验组显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机械通气时间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中高危亚组和极高危亚组中,试验组与对照组ICU住院天数、28 d病死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重症肺炎肺热腑实证患者给予瓜蒌大黄汤灌肠能明显改善胃肠道症状,能改善中高危重症肺炎患者呼吸困难等临床症状,促进肺、肠黏膜屏障修复,减轻炎症反应,缩短呼吸机的上机时间,但不能改变预后。

“道”文化心灵精神及其对中国文学的话语塑造

“道”作为中国文化的至高范畴和终极据点,在“思想-言说”结构及文化心灵方面形成了“道说希声”这一内在规训及根本特质。而正是“道说希声”,根本性地塑造了中国文化以“致和”“成善”“养德”为基本心灵特征与价值追求、以“乐和”“忧患”“静朴”“逍遥”为根本精神、以“经世致用”与“味美趣美”为艺术审美追求的“道”文化心灵精神。“道”文化心灵精神作为一种深层性、稳定性、基因型的结构力量,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及其历史发展有着根本的轨导与牵制的作用,而且深刻影响和决定了中国文学及文论的话语形态与话语体系,建构和生成了中国文学及文论追求大宇宙及大生命关怀、致力感物抒怀、以“意象-语象”为中心(“象本位”)、基于“道”的核心范畴性表达等结构性特征。

针刺治疗对AGI患者的血清LPS、DAO、I-FABP的影响

目的观察针刺治疗对急性胃肠损伤(AGI)危重症患者的血清脂肪酶(LPS)、二胺氧化酶(DAO)、肠脂肪酸结合蛋白(I-FABP)水平的影响。方法将64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成两组,常规组32例,给予西医抗炎、抑酸护胃常规治疗;针刺组32例,在常规治疗基础上予针刺治疗,疗程为7 d。两组均在治疗第1、4、7天采集静脉血,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LPS、DAO、I-FABP的水平,比较两组患者在治疗第1、4和7天LPS、DAO、I-FABP的变化。结果治疗第1天,两组各项指标间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治疗第4、7天,针刺组的LPS、DAO、I-FABP均较常规组下降明显(P<0.05)。结论针刺联合常规西医治疗,可明显降低LPS、DAO、I-FABP水平,可能通过改善LPS、DAO、I-FABP水平促进肠康复。

从“志于道”的文化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文化以“道”为本体,提倡“一体之仁”的价值观,这是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根本。正是因为以道治国,才能得道者多助,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在顺应天道的前提下与时偕行,革故鼎新,才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创新性;“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培养了中华民族“天下大同”的博大眼光和“天下一家”的开阔胸襟,对内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外形成“万国来朝”的国际局面,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化怀抱着“道并行而不悖”及“和而不同”的开放精神,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中合于“道”的部分相互吸纳融合,有悖于“道”的部分则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淘汰,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包容性;按照“天道好生而恶杀”的规律处理国际关系,必然采取慎战、德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道法自然”在济慈“三颂”中的回响

约翰·济慈的诗论“消极的能力”“诗人无自我”和“变色龙诗人”充分体现了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道法自然”在济慈整个诗歌创作过程中形成一个从理论基础到创作实践,从主要内容到主题意境的无所不包的闭环。以道家“道法自然”思想、济慈诗论和济慈三大颂歌为基础,通过对照阅读《秋颂》《夜莺颂》和《希腊古瓮颂》,深入探讨济慈诗歌理论、诗歌创作及诗歌作品中体现的“道法自然”思想。“三颂”中济慈通过秋天、夜莺和古瓮对“道法自然”思想进行了别出心裁的阐发,达到了“景外有景,象外有象”的“道”的境界。

“道”与“术”理论在临床医学专业课程思政中的应用探究

从“道”和“术”两个层面设计,以中医类课程思政为范例,探究临床医学专业的课程思政设计,培养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医药的兴趣,增强民族自豪感,树立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道”的层面从价值引领、知识拓展和能力提升3个维度论述,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正确认识人际关系,正确认识当今复杂国际关系,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术”的层面以中医药的卓越疗效和光明前景入手,融思政与专业知识于一体,润物无声,激发学生对中医药的热爱,培养学生树立多学科结合解决问题的能力。

邓曼:中国第一女哲

春秋早期的邓曼,堪称“中国第一女哲”。她对中国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具有涵盖形上学、形下学以及“天人之际”关系的思想系统,更在于她做出的三个思想首创:一是“天道”概念(天帝显示的必然法则);二是“天不假易”命题(天帝绝不宽容傲慢轻率之人);三是“天道盈荡”命题(事物发展到满盈状态时,就会动荡不安,这是天帝确定的必然法则)。此外,她特别表述了以“德”“信”“刑”为核心范畴的政治哲学思想,并以形上的天帝信仰来为这种形下的政治哲学奠基,意味着人对天的一种应有态度——必须敬畏天命以尽人事。

器为道制名——基于元典的考察

在中国早期文本中,器物凝聚着社会文化内容。从横截面切入,考察器物的制作和使用、种类和形态、功用和场合,以及对语言和思想的渗透,是一条观念史的研究路径。对器物之意义的考察,如果跳出作为修辞学的隐喻,我们可以发现更为深层的社会意识形态建构方式。事实上,人们对事物命名的方式,构成了一个隐喻系统。在此系统之中,器物参与了事物的制名方式。这是由于器物与社会生活中的礼制、道德和规范之间存在着直接关联。以器物制名,体现出器物对社会生活诸方面的规定。可见,在参照器物的基础上,人们制定了社会生活领域的基本规范和准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器物凝聚了语文学意义上的概念史。元典之话语功能在于生长出中华文化的根隐喻,确立了后世得以言说的公共概念,这为中华文明构筑了思想根基。在此过程中,器物成为意义赖以生成的原型、名称和隐喻。探寻器物经验在古典语境中的线索,及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行踪,对探讨现代精神秩序具有参照意义。

金岳霖融通中西的形而上学之道

金岳霖《论道》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实现中西哲学的融通,建构一个既能够体现中国哲学精神传统又能吸收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之道的哲学体系。金岳霖的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元哲学,其问题意识来源于西方哲学,其论证方式来自西方哲学与逻辑学。但是,由于“道”在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及价值信仰方面居于核心地位,金岳霖建构的形而上学之道显然是立足于中国哲学的。金岳霖坚持以中国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哲学范畴为基础,通过一系列西方逻辑体系的论证,最终建构了一个以传统中国哲学范畴为基本框架、吸收了西方哲学的现代中国哲学体系。不能仅仅将金岳霖的《论道》理解为民族文化、情感归属的需求,他同时也是站在时代和人类的哲学思考高度,通过融通中西哲学以解决现代形而上学重建的问题,其形而上学之道具有回应人类普遍哲学问题的世界现代哲学意义。

道器融合构建“电工电子学”思政元素库

专业课教师挖掘思政元素时要道器融合,要结合学生的特点,采用学生乐于接受的形式分门别类整理思政元素。以“电工电子学”为例,根据课程内容和培养目标,从优秀传统文化、见贤思齐、知史明志、工程素养、小知识大应用和学以致用等六个角度挖掘整理思政元素。通过教学实践发现道器融合挖掘思政元素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课程学习效果,还能防止课程思政出现“贴标签”“两张皮”现象。

因果问题、逻辑与《论道》的形而上学体系

金岳霖在《论道》中建立起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这个体系所运用的方法既有综合也有分析,分析工具主要是现代逻辑方法,这里的现代逻辑主要来自《数学原理》和《符号逻辑概览》。《论道》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建立,不仅为中国文化中最崇高的概念“道”提出了一个现代形式的形而上学理论,而且为金岳霖自己回答“休谟问题”提供了本体论基础。因此,《论道》不仅强化了中国哲学的逻辑和认识论意识,从而成为宋明理学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高峰,而且具体体现了金岳霖把哲学视为一门普遍的人类学科的态度。

秦“道”制起源新论

战国时期,秦国在统一进程中,根据被征服地区的顺逆程度,对新征服的非秦族群地区采取置郡县直辖和设立附属臣邦两种模式。秦属臣邦在保留原有“王侯君长”的同时,设置官员进行监督导化,秦“道”制即起源于臣邦中的“道官”系统,并在臣邦秦制化的过程中得到完善,发展为管理非华夏族群地区的与县平级的地方行政机构。从秦简文与封泥材料看,“道”即“導”,“道”制本意就是导化蛮夷,与交通道路无关。臣邦与“道”的主官为“丞”,意为辅佐,隐含“導”义,与县、都官主官称呼有别。

六艺:从共同资源到一家垄断——孔子与儒家经典之成立

按章太炎的划分,礼乐射御书数为“小六艺”,为王公贵族子弟在小学阶段的必修技能;被孔子删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则为“大六艺”,属于成人教育的“大学之道”,是官员任职前必须学习的待人接物、处事礼仪与一般道理。孔子晚年集中精力编辑、注解、诠释六艺,因“有德无位”而称“述而不作”,渗透思想价值和道义灵魂,总结三代而又超越三代,寄托《春秋》而行“素王”褒贬赏罚之权柄,最终把作为上古道术的六艺演绎为儒家学派独有而专用的文本载体。

朱子道体补诠--以本体、形体、体用与实体为中心

朱子在阐述其“道体”思想时,除理气关系外,还着力分辨几则概念。一是本体与形体,前者常涉及“本然之体”和“骨子之体”,后者则强调“道无形体”和“与道为体”。二是本体与发用,首先体即形上之理,用为理之运用;其次体用相生,包括体用相即不离,形上形下各有体用,阴阳动静互为体用,某物派生某物则前者为体,此派生能力为用等;再次体用相分,严格区分二者,认为体用为二,方可言其一源,理象为二,方可言显微无间,绝不能混为一谈。三是专门提出“实体”这一概念,用以强调形上本体--理的真实不妄与优先性。但是这样的天理实体化违背了先秦孔门实体一元论的本质,固化了程朱自身理气、道器、体用二元论的倾向,并建构起一个理(体)、气(物)、象(用)三合一的象世界,造成了天理优先与良知主体之两橛。这些理论困难均预示着后儒对朱子学的突破。

论传统儒家经典观

传统儒家以《诗》《书》等为经典。这些经典创作于圣贤,不仅反映了普遍的道与理,而且洋溢着圣贤气象。普遍的道与理构成了经典的内容,并使经典具有了知识价值,圣贤气象的洋溢不仅彰显了经典文本形式上的优美,而且能够产生感化效果。经典体现了圣人之心。圣人之心既有气质之心,又有超越之性。气质之心产生了情感,而超越之性表现于活动中便是道与理。心统性情。在这个统一体中,普遍之性主宰了气质之心的活动,个体主体性因此被消解。传统儒家揭示了经典的三项内涵,却忽略了经典的个体主体性向度。

“道”与“在”:关于海德格尔语言本体论的符号学反思

海德格尔的语言本体论从真理存在的方式切入,通过语言表征的“遮蔽”与“去蔽”的关系,力求让真理在语言的表述中“敞开”。然而,他的语言本体论依然沿着探索真理的传统路径,试图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没能让语言脱离表征危机。如果从老庄的道家学说出发,与通常的真理探索之路相反,返回自然,打破固有体系和现存观念的束缚,也许能够更接近包含所谓真理在内的“道”,让语言的本质和真理能够更加自由地“在”。本文从对真理存在的质疑、意义的自反生成和言说的间离作用三个方面,来反思海德格尔的语言本体论,以期把语言存在研究引向深入。

清代雍正时期黄中海道针经考释

黄中海道针经,是雍正五年至七年由文登县知县黄中,根据邑中长老口述而加工编撰的一段从天津至山东自北而南沿海航行的指南。雍正《山东通志》将是段海程收录,这是目前所见最接近原始记录的文献。是部海道针经,详细记叙了沿山东半岛一带海域的地文、水文与气象现象,并总结其规律,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与实操性,它代表了在传统社会条件下海洋科学技术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同时,它展现出一幅沿线生民捕鱼、商贸、信仰与国家海上管理的清晰生动图景。对黄中海道针经的考释,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国家层面上的河运海运之争,清代因袭明重农防海的基本国策,由此构建出的一套话语体系,不但遮蔽了繁忙发达的海上往来,而且极大地延迟了海运替代河运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