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构、认同与“古苗疆走廊”

历史上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边陲云南与内地之间一条交通大动脉,并且也是由国家权力强力主导开辟的一条"国家走廊"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空间,对曾系"苗疆腹地"的贵州省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都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对历史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过程的回顾,探讨了其"国家化"特征、汉族"移民文化"与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间的"整体性"与"多样性"之关系;并对贵州文化的"主体性"缺失和建构、文化的"族界化"现象、文化的"地域整体性"等问题也进行了若干反思,并就今后展开"古苗疆走廊"研究提出一些初步建议。

国家、族群与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及其影响

"古苗疆走廊"作为中国南方东西向的民族走廊,是历史上中国内地进入西南民族地区的传统通道,其形成是中国各族群长期互动和中国经济、政治结构变革的结果。"古苗疆走廊"成因具有多元性:民族生态分布、西南民族贸易与区域市场、南方稻作水利田发展、国家力量的渗入、西南的经济开发与移民等。"古苗疆走廊"的提出,有助于了解明清以来中国西南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以及地域社会在这一进程中的应对;并扩大研究视野,即将各民族研究与跨族群、跨区域的整体研究相结合,作为西南非汉族群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与中国内地的大通道,而且是西南与全球经济连接的纽带。

国家、市场与西南:明清时期的西南政策与“古苗疆走廊”市场体系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注重对西南的经营,宋代对西南政策有一个大的变化,即逐渐由过去的政治、军事政策向经济政策转变;明代为了构建从西北到西南的整个国家防御体系,建立了从湖广经贵州到云南的"通道",并在沿线设置卫所,进行军事化移民,形成一个国家化民族走廊,即"古苗疆走廊"。明清时期,国家对西南的经营在加强军事、政治控制的基础上,开设市场、利用市场对西南非汉族群进行渗透与控制,由此,在"古苗疆走廊"形成一个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市场带,这一市场带不仅成线性分布,而且处于汉苗之间,成为民族贸易的节点。清代,国家正是利用市场,将"古苗疆走廊"市场向"苗疆"渗透,将"苗疆"纳入全国乃至世界市场体系。

历史军事地理视野下的明代贵州“古苗疆走廊”

"古苗疆走廊"是明代西南边陲的一条重要通道,其贵州段因特殊的地形、水文、交通、人口与经济等军事地理环境,成为整个走廊的核心地段,具有军事格局"小集中、大分散",地形与交通制约性强,防线绵长,经济支持力弱等军事地理特点。域内以驿站与卫所为核心,构筑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军事体系,其分布与配置体现了明军在走廊内的防御重心集中在贵阳、普安、兴隆至平越一带。区域内战事冲突在时间分布上贯穿明代始终,空间分布上遍及走廊东西,造就了贵阳、普安、镇远等数处主要军事要地。

论“古苗疆走廊”中的族群语言构成特点

"古苗疆走廊"是一个形成于元明清时期由当时的湖广、四川、云南、广西"包裹"下为打通古驿道而在内陆地区建立贵州行政区域的多族群地区。这条古驿道自古以来就生活着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仡佬族、水族、瑶族、毛南族等10多个世居少数民族。这些民族语言的构成由于族际互动的影响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这里仅就这条古驿道中的多民族语言分布及变化特点从历史语言学的视角进行相应的分析和探讨。

“古苗疆走廊”的提出、特点及研究趋势

自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民族走廊"这一概念,其后,学界形成了相关学术定义。"古苗疆走廊"便是在"民族走廊"基础上的扩展。"古苗疆走廊"对建构贵州地方"主体性"自我认同具有重要意义。试图对古苗疆走廊自身的成因及特点作相关论述,洞察其基石,并以古苗疆走廊与改土归流、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一带一路"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探究其本质及发展趋势。提出针对"古苗疆走廊"与改土归流之间本质关系的研究、"一带一路"战略高度上的"古苗疆走廊"研究、"古苗疆走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融合的研究、"古苗疆走廊"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的研究、深入田野实地调研中的"古苗疆走廊"研究,必将成为日后"古苗疆走廊"研究的重中之重。

“古苗疆走廊”视野中的苗族情歌研究

当下"走廊学"的研究范式已成为人文社科学术界日渐关注的重要领域,"古苗疆走廊"即为其一。"古苗疆走廊"沿线及周边区域分布着苗、侗、汉、水、瑶等诸多族群,跨族群文化的交流与交融混生了这一区域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和空间性。基于"古苗疆走廊"音乐文化之整体研究视野,以"三省坡"的苗族情歌为例,对其情歌的歌唱观念、分类、行为及其与社会环境之关系予以关照。"两性对歌"作为草苗人特定社会场域的文化载体,对其区域象征意义的解读脱离不开它所依附的民俗事象,应加以整合性研究。

桂林省城古官路体系探微

以"西南会府"桂林为中心的广西古官道体系,连通着岭南走廊与苗疆走廊,是中央王朝管控西南边疆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地缘政治的产物,作为国际通道维系着"西洋"诸国与中国的"朝贡关系"。桂林省城古官道体系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象,其内涵可以为桂林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其厚重的历史脚印可为桂林的旅游开发与经济发展战略提供新的思路。

古苗疆走廊“嘎百福古歌”中的伦理规训

“嘎百福古歌”发源于古苗疆走廊沿线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当地苗族同胞特有的说唱文学形式。古歌内容皆来源于苗族同胞的真实生活,故而是苗族同胞生活哲学智慧的直接体现。基于对“嘎百福古歌”内容的具体呈现和仔细分析,在其特殊性中揭示潜在的伦理规训,以期丰富民间治乡之道德智慧的内容。

论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对“苗疆走廊”的经营及其影响

贵州位处西南“苗疆”腹地,内有多条驿路穿过,因历史上一直发挥着“走廊”作用,故学界称之为“苗疆走廊”。该走廊北连川渝,西通滇省,东入湖广,南接广西,战略地位堪为重要。然走廊内生态背景复杂多样,诸族杂居,一旦有警,便群情涌动,影响朝廷西南、西北、东南政策的实施,为历代王朝所重视。元明清时期,为加强“苗疆走廊”的稳定,朝廷在此置土司、设卫所以拱卫之,进而又推行改土归流、开辟苗疆等军事行动,在巩固元明清诸朝西南统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重返“古苗疆走廊”——西南地区、民族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新视阈

元明时期新开辟的从湖广经贵州通往云南的"东路"驿道,不仅是维系内地与西南边陲往来的主要交通命脉,并且也直接影响了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地区政治版图的变化。本文首次提出了"古苗疆走廊"这一概念,初步探讨了这条走廊对贵州省的建省、明清时代"苗疆"地区的"国家化"过程以及民族关系等所带来的影响,并对"古苗疆走廊"的地域及族群文化的特点等进行了初步整理和分析。就今后推进"古苗疆走廊"作为"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申报的可能性问题,也提出了初步的看法。

“古苗疆走廊”的提出及意义——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七十

通过对杨志强教授的访谈,探讨了"古苗疆走廊"形成的历史背景、族群文化多样性背后的"国家化"和汉族移民文化的普遍影响、"跨民族"/"跨族群"的地域文化整体性、近年来出现的文化"族界化"现象等问题;对"古苗疆走廊"沿线周边地区的各民族社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共生"关系形成的历史过程和特点进行了若干回顾,并对今后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考。

“国家化”视野下的中国西南地域与民族社会--以“古苗疆走廊”为中心

通过"古苗疆走廊"形成过程的追溯,初步探讨了国家力量、汉族移民及文化对西南边疆地区及各民族社会带来的冲击;认为明清时代西南边疆地区所经历的剧烈的社会变迁,其主要特点就是王朝权力依托"国家走廊"自上而下地开展"国家化"整合过程,其地域及族群文化多样性的形成与宏大的"国家叙事"间有着内在因果关联;进而对前近代时期的"国家化"等内涵进行了若干理论梳理与探讨。

“古苗疆走廊”之内涵及特点

"古苗疆走廊"是元明清时期连接云南边陲与湖广内地的一条重要通道。历史上,这条在文献中被称为"官道"的驿道,对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纳入中华帝国的疆域版图的政治整合过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12年,杨志强教授等首倡这一概念,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通过此前的相关研究成果回顾,探讨"古苗疆走廊"作为西南"国家走廊"的内涵及其特点,并就背景及研究意义进行了若干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