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架南坡小叶青冈+曼青冈常绿阔叶林主要木本植物生态位与种间联结

为揭示神农架南坡代表性常绿阔叶林主要木本植物的种间生态联系及群落演替趋势,以小叶青冈+曼青冈群系20个主要木本植物的190组种对为研究对象,通过生态位测定并区分生态位特化种和生态位泛化种以及种间联结性检验,分析该群落主要物种生态位与种间联结特征。主要结果:(1)该常绿阔叶林群落物种丰富,群落组成复杂,小叶青冈(Cyclobalanopsis myrsinifolia)的重要值(11.13%)和生态位宽度(58.3)均最大,占绝对优势,生态位宽度排序和重要值排序不一致,分布频度对生态位宽度影响较大。(2)将20种主要木本植物划分为生态位特化种(6种)、生态位泛化种(3种)、中性类群(11种),生态位分化程度较高,资源利用差异以及生境适应性是影响生态位分化的主要因素。(3)生态位宽度大的物种其生态位重叠和相似度较高,生态位重叠指数总体略低,大部分物种对环境或资源需求相似,但相似度不高,种间竞争较弱,种间关系比较稳定。(4)主要木本植物总体正联结显著(P<0.05),χ^(2)检验、联结系数AC、Spearman秩相关检验结果均显示种间正联结作用占优势,但大多数种对联结不显著,物种趋于独立分布。(5)通过聚类分析,将20种主要木本植物划分三大生态种组:建群种组,共生种组和边缘种组。研究表明,神农架南坡小叶青冈+曼青冈常绿阔叶林目前正处于相对稳定的演替中后期阶段,群落发育较成熟,生态位分化、生境选择以及资源需求互补或互利是影响该群落物种共存的主要原因。研究阐明了神农架南坡代表性常绿阔叶林主要物种之间实际相互作用以及群落特征,为深入理解群落物种共存原因以及群落演替规律提供依据。

肝癌TACE术后复发危险因素的Meta分析

目的 系统评价肝癌经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后影响复发的危险因素,为预防TACE术后复发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自建库至2023年2月1日发表的有关肝癌TACE术后复发危险因素的文献报道。由2名研究者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进行文献筛选、数据提取和质量评价。使用软件Rev Man 5.3对纳入文献进行Meta分析和发表偏倚评估。结果 通过筛选最终共纳入9篇高质量队列研究进行Meta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危险因素包括甲胎蛋白(OR=3.05,95%CI:1.11~8.38,P=0.03)、白蛋白(OR=5.79,95%CI:2.46~13.62,P<0.0001)、肿瘤分化程度(OR=2.64,95%CI:1.00~6.92,P=0.05)、肿瘤数量(OR=3.76,95%CI:1.71~8.27,P=0.001)、肿瘤ADC值(OR=0.01,95%CI:0.00~0.09,P<0.0001)。结论 肿瘤直径、甲胎蛋白、白蛋白、肿瘤分化程度、肿瘤数量和肿瘤ADC值是TACE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

内观认知疗法对医学生焦虑水平、自我效能感和应对方式的干预及机制

目的:探究内观认知疗法对医学生焦虑水平、自我效能感和应对方式的影响,并考察医学生内观认知疗法干预、自我效能感、应对方式和焦虑水平间的关系,以期为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和NCT疗法的作用机制研究提供理论支持。方法: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70名符合筛选标准的研究对象随机分配到内观认知疗法组和心理健康教育组,每组35人。内观认知疗法组接受为期7天的内观认知疗法干预,心理健康教育组接受相同时间的常规心理健康教育,最终共68人完成试验(内观认知疗法组34人,心理健康教育组34人)。干预前后使用SAS、GSES、SCSQ量表对两组研究对象进行测评。结果:①干预前,内观认知疗法组与心理健康教育组在焦虑,自我效能感,积极和消极应对方式得分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②干预后,内观认知疗法组焦虑得分显著降低(t=5.835;P<0.01),自我效能感和积极应对方式得分均显著升高(t=2.289,4.668;P<0.05),消极应对方式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干预前后心理健康教育组在上述所有量表得分中均不存在显著差异。③干预后,内观认知疗法组自我效能感和积极应对方式得分显著高于心理健康教育组(t=2.653,3.122;P<0.01),焦虑得分显著低于心理健康组(t=2.562;P<0.05)。④中介效应检验方面,内观认知疗法既可以直接影响医学生焦虑水平(β=-0.293,95%CI=-3.755~0.008),也可以通过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β=-0.307,95%CI=-0.612~-0.028)、积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β=0.140,95%CI=-0.293~-0.004)及自我效能感和积极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作用(β=0.222,95%CI=-0.553~-0.022)间接影响医学生焦虑水平。结论:内观认知疗法是一种能够有效降低医学生焦虑水平的干预手段,既能直接缓解焦虑,也能通过提高医学生自我效能感水平,改善积极应对方式间接降低医学生焦虑水平。

成对关联词连用现象探究——以“虽然但是”为例

现代汉语中成对关联词“虽然……但是……”一般用来连接分句、标明让步转折关系,但在日常语言运用尤其是网络语言中可以连用为“虽然但是”。连用之后,“虽然但是”的句法功能更加丰富,可以作为插说语,也可以用作句间连词,整体还可充当谓语、宾语、定语、状语等句子成分;具有容认性让步义、无条件让步义和补充说明义等语义特征;还具有表达婉转语气、引出主观评价等语用价值。在网络语言特区视角下,社会心理需求、语言经济原则以及韵律限制是“虽然但是”这一特殊的连用结构得以形成的主要动因。

修辞学视角下的网络短视频“这是体”研究

“这是体”是短视频平台兴起的一种以“这是……,这是……,这是……”为固定句式的网络语体。它借助于排比、同异、拈比、衬跌等多种修辞格,形成节奏明快、时尚新颖的特点。这种表达创新和丰富了语言表达形式,它与“梗”的融合能够引发圈层心理共鸣,折射出网络流行语体与媒介传播方式的依存日益紧密的态势,同时也在客观上提醒人们对故意消解语义和逻辑的表达方式保持应有的警惕。

壶关方言断言性话语标记“不是说嘞”研究

壶关方言中,“不是说嘞”属于断言类话语标记。在会话中,“不是说嘞”只能够出现在回应序列的开始或中间位置;在功能上,其具有断定、称赞、自我肯定、贬斥、示诚的功能;在地域分布上,河南省是“不是说嘞”的集中分布地区,而由于方言接触的影响,其他与河南省毗邻的地区也有分布。将“不是说嘞”与西南官话中的“不是说”进行对比,发现“不是说嘞”断言义的浮现是受其递进语用模式的影响而产生的,其表达的语义为“不(仅仅)是说Z,而是事实上就是Z”。

话语标记“不是我说”:从“辩解义”到“预设义”

对话语标记“不是我说”进行历时考察,可以揭示“不是我说”的会话模型及其演变。意义方面,“不是我说”由“辩解义”向“预设义”发展;在形式上,“不是我说”来源于“不是+小句”结构形式,并由“不是我说X话”演变成“不是我说”。从会话模型的演变推断出话语标记“不是我说”的形成动因是主观化及交互主观化。

“欧化华语”视角下的华语“是时候VP”句研究

文章在“欧化华语”视角下,分别从一般使用状况及与普通话的主要差异两个方面,描写、分析了华语“是时候VP”句在华语与普通话中的一般表现及二者的主要差异;在此基础上分别讨论了该句式的来源及产生时间、其所反映的华语共性特征,以及由该句式的具体表现来看“欧化华语”所得出的认识:它的提出具有事实依据,对于华语研究来说也是一个具有相当丰富学术内涵的重要概念。

古汉语指示代词“是”的功能、特性与形成

古汉语指示代词“是”由谓词“是”语法化而来,语篇、人际与话题标记功能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它滞留了后者的基元[正恰]及语义特征[主观认定][抽象]等,它是个重指示代词。这样它才是忆指的,才更适合承指不在眼前的抽象事理。基于此,也才可以解释它所标记的宾语前置句跟受事主语句的不同,以及跟“此”的回指功能与“之”的复指功能的差异等。

“谁说不是(呢)”的话语立场表达探究

现代汉语中,“谁说不是(呢)”常常出现于互动会话语境中,通过所构建的话语立场行为表达言者肯定的态度立场。“谁说不是(呢)”属于回应性成分,表达立场主体2对立场主体1的相对赞成或相对不赞成,在不同话语环境中所体现出的赞同、确认、接受和反驳功能反映在认同度上形成一个连续统。在“谁说不是(呢)”立场表达中,两个立场主体通过“评价”“设置”和“认同”三个子行为实现趋同或趋异立场构建,交互主观性在此过程中得以浮现。

试论构式化视域下汉语“是……的”分裂句的形成

文章在构式化视角下研究汉语“是……的”分裂句的形成。其构式化的形成过程为:晚唐五代,“是”与“的”的前身“底”同现,用于“是……底+名词”和“是……底”两种结构。到宋代,“是……底+名词”结构大量出现,同时“是……底”结构广泛发展。到元代中期,一些“是……的+名词”结构句尾作为受事宾语的名词脱落,拷贝到句首充当话题,形成话题句“话题+是……的”。到明代,“是……的”分裂句正式形成。在此过程中,“是”由指示代词演变为表判断的系词,并最终演变为表强调义的分裂标记。而“的”由表修饰功能的结构助词演变为与“是”一起表强调义的分裂标记。“是……的”分裂句形成的最根本的特征是“是”“的”的语义要素及句法组合变化与构式吸收,最重要的机制是重新分析,最基本的动因是效率诱发。

“是VOV的”构式分析

“是VOV的”构式义为“解释语境中所提的某些结果/后果的致使原因”,常用来说明原因、陈述事实,暗含消极性色彩,主观性较强。常项“是”为强调副词,“的”为语气词。2个变项“V”相同,能够进入“V”的大部分为动作动词,小部分为心理动词。变项“O”一般为受事语义角色。“是VOV的”原本是“是VOV的结果”的省略,在经济性原则和象似性原则作用下逐渐规约化和构式化。伴随着规约化和构式化,构件“是”和“的”发生语法化,“是”由判断动词演变为强调副词,“的”由结构助词演变为语气词。

构式化理论与敷衍情态义应答语“那是那是”的产生

运用构式化理论着重论述了敷衍情态义应答语“那是那是”产生的原因及其作为新构式的具体表现:图式性、凝固性增加,组构性降低。“那是那是”构式在主观化和重叠形式类推机制作用下产生,其语义的减量用法是礼貌原则与虚化机制矛盾作用的结果,也展现出词汇化和语法化在构式化进程中的错综关系。文章认为,“那是那是”构式在Post Cxzn CCs阶段将进一步产生语言形式的凝固,且此重叠式寒暄语具有类型学意义,可以利用此应答语的重叠形式对留学生进行寒暄语教学。

“比Y更W的是X”的焦点性与信息推理过程

文章从外围的逻辑关联和话语标记出发,确认“比Y更W的是X”的焦点属性。在焦点构式内部,“的是”的语境提示作用显示其含有一个对比焦点X。根据构件YX的比较关系,分为由普遍到具体的对比凸显以及由表象到本质的对比凸显。以此为基础,重点分析焦点构式的信息推理过程和话语功能。背景句的参照-言据功能与解释句的交互-认同功能,都围绕“比Y更W的是X”焦点信息的构拟和识解展开。“比Y更W的是X”是语篇衔接连贯的偏爱手段,也是汉语递系式动态流水句的典型代表。

应对词“是”的话语功能及让步义形成机制

充任离句成分的应对词“是”在会话中主要用于应对引发语,随发话人主观意愿的变化,由积极应对到消极应对,语义逐渐虚化,作中性应对时概念义最弱,只表示对信息的确认、反馈等程序性意义。“是”在语义、句法、语用的影响下产生让步义和表转折关系的词语连用构成让转结构,由基本话语发展为标记主体、召唤读者的人际功能元话语和标识语篇程序性意义、使话语衔接连贯的语篇功能元话语。

话语标记“不是”:从话语修正到话语推进

“不是”在现代汉语中具有动词短语、名词、连词等多种语法属性,本文聚焦“不是”的话语标记功能,考察其在当代汉语口语中从话语修正到话语推进的发展演化。语料显示,“不是”基于否定判断产生话语修正功能,分为修正自我和修正他人。随着否定义进一步弱化产生话语推进功能,具体又包括反向转接和正向延续。“不是”言语功能的演化,伴随否定语义的逐步弱化和语篇衔接功能的相应增强,但“不是”用于话语修正和话语推进时,分别暗含言者对命题的不认同和对话语的负面评价。“不是”共时层面功能演化的动因和机制是标异性的主观化表达、基于会话合作原则推动的人际互动和“不是”作为否定性应答的肯定识解。

“只是”词汇化的历程、动因及机制

结合CCL语料库和汉籍全文检索系统,从历时角度对“只是”的成词历程、动因及机制进行考察,结果发现:跨层结构“只是”最早出现于魏晋六朝,唐朝时期,在韵律制约、后接成分的扩展和句法位置的改变以及使用频率升高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词汇化为副词。重新分析是“只是”词汇化的重要机制。同样在唐代,副词“只是”又在语境吸收这一机制作用下虚化为连词。跨层结构“只是”与副词“只是”、连词“只是”均沿用到了现代汉语。

“是”or“存在”——论西方哲学术语being的汉译

being是西方哲学中的核心范畴,但是究竟是翻译成“是”还是“存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论。对being的汉译概况进行梳理会发现,源语内涵、中西语言差异、中西思维差异等是导致being汉译争论的深层次原因,而对being的翻译应遵循两条原则:一是有助于理解西方哲学思想,二是有助于促进中西哲学的交流和沟通。

清华简《心是谓中》撰作时代及相关问题

清华简《心是谓中》借助先秦时期“心统四相”的“一般知识”,阐述治国理政之道,指出“命”有人力所不及的“天命”和人力可及的“身命”两个层次,无论君公、侯王还是庶人、平民,都不应过度追求“天命”的庇佑,而应该安分守本、修德敬业,从而保有“身命”。综合简文的体例特征、语言特征和思想特征判断:清华简《心是谓中》应是成篇于孔子至孔门七十子时代的儒家学派作品,其作者应为孔子或孔门七十子中的一位,但具体身份尚无法确定。

责怪义构式“你也是”研究

“你也是”责怪义构式是一个原型范畴,其典型成员是由非典型成员演化而来,经历了语法化的过程。构式“你也是”具有表嗔怪、醒劝、指责、埋怨、斥责等表义功能,及主观评价、人际互动、语篇构建、凸显情态等语用功能。责怪义“你也是”发生范畴化与构式化的动因机制主要为礼貌原则、语用推理及转喻机制。部分处于句际位置的“你也是”受主观性作用发生重新分析,从句子中游离出来,同时与责怪语境的高频关联使之吸收语境义,进一步语法化为责怪义话语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