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社会纠纷的结构变迁及其解决机制重构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整个社会结构及其承载的内容都发生了根本性调整,数字时代的社会纠纷从宏观角度可以类型化为传统社会纠纷、数字孪生纠纷和数字原生纠纷三种,并在纠纷类型、纠纷产生、纠纷解决及层级演变方面呈现出典型的数字化特征。面对不同类型的纠纷,应运用不同的纠纷解决思维来构建与之相匹的纠纷解决机制。具体而言,针对传统社会纠纷,应客观评估当前纠纷解决方式的数字化转型趋势,重点解决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信任危机问题;针对数字孪生纠纷,应正确认识其与传统社会纠纷在数字技术联结上的差异,需要按照数字技术逻辑重构纠纷解决方式;针对数字原生纠纷,应未雨绸缪,充分认识提前布局数字原生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性。

调解、诉讼与公正——对现代自由社会和儒家传统的反思

调解作为一种解决纷争的做法和制度 ,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尤其是儒家法律文化的重要部分。在现代法治社会中 ,调解否已经过时 ?本文首先介绍中国的调解传统的哲学基础、理论和实践 ,然后从现代自由主义和法治理想的角度 ,对传统的调解提出批判。本文进而指出 ,调解在当代的中国以至西方仍有顽强的生命力 ,西方学者对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另类选择”之一提出了多种理论依据 ,其中不少与儒家传统的睿见不谋而合。本文的结论是 ,经过“创造性转化”后的调解理论与实践能对现代文明作出贡献 ,由此可见 ,传统文化遗产在现代仍是十分宝贵和有用的资源。

健全的纠纷解决机制决定和谐社会——传统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对我们的启示

纠纷解决是社会和谐的第一要义,中国法律传统始终贯穿着注重和谐这一主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的许多构思与实践,特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与社会治理模式,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在对纠纷解决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形成正确的认识基础上,通过考察中国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承担主体的多样性,以及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性,阐释了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对当下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无论在司法方面,还是非司法方面都极具启示意义。

面子与纠纷解决——基于法社会学的分析

面子是中国独有的概念,它一方面是通过自己努力获得,另一方面通过社会评价获得。面子具有权力支配、评价期待和社会控制的功能。由于面子文化的影响,纠纷的发生及其解决都渗透着面子的因素,作为参考变量其介入到纠纷解决过程之始终。反过来,纠纷解决又影响并可能改变面子。正因面子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它事实上构成了一种独立于显秩序之外的隐秩序,并内藏着高度伦理的非正式制度安排。

传统政治文化语境下当代农村基层调解多重性叠加与联动之治

构建农村基层调解力量联动工作机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客观要求,从传统政治文化来看,这一工作仍然面临许多挑战,如从传统延伸过来的基层法治的二元权威与治理价值、基层群众法治主体意识缺失、“超职权主义”的司法与行政者思维等,新时代农村基层调解力量联动工作体系至少应在体系权威、体系价值、体系程序三个方面体现出与传统乡村治理体系完全不同的一套运行特点,整合基层各调解力量的价值目标,优化职权主义下的现代民主法治思维,并逐步构建起农村基层调解的中国话语权体系。

黎族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参与者”地位考察

在黎族传统社会自发秩序下形成纠纷解决机制中,作为"参与者"调处组织与调处者、妇女、当事人以及民众,均发挥着不同作用来化解纠纷。虽然解纷过程缺乏技术上的程序正义,但是在黎区形成的"地方性知识"背景下,纠纷参与者"权威性因素"得以充分体现,使得黎区实现了秩序至上的客观追求。

西盟佤族传统纠纷解决及其法社会学解读

民主改革前的西盟佤族社会因其封闭性和原始性而被称为"初民社会活化石"。以纠纷解决为着眼点,充分运用田野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全景式地展现西盟佤族传统社会调控内外秩序的八种类型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工作。在此基础上,从法社会学的视角深入剖析西盟佤族传统纠纷解决的制度设计、运作机理、社会支撑和文化密码,以期在相互联系的社会统一体的运行过程中对西盟佤族传统纠纷解决有更为明晰的认知。

人民调解与传统民间调解的关系探析

虽然传统民间调解与人民调解都是运用调解的手段来解决民间纠纷,但是对这两种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问题理论界却有着不同的观点。通过对这两种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分析之后,本文认为,一方面,中华帝国统治制度的运作、小农经济所带来的社会结构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力决定了人民调解对民间调解的历史继承性;另一方面,人民调解是中国共产党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独特法律制度,有其特有的逻辑性,它既不同于西方调解制度也没有完全继承中国帝制社会遗留下来的民间调解的传统。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的独特机理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理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伦理化司法的确定性和可接受性、诉调对接的传统、实质正义解决纠纷的传统、限制诉讼与终结诉讼机制。对这种独特的纠纷解决机理,应辩证认识,合理运用,实现纠纷解决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结合。

纠纷解决双赢的实现——对一例Y县哈尼族纠纷的考察

作为一种社会冲突形式,纠纷通常会对原有的社会关系产生破坏作用。但是,只要处理得当,却可以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发生在一个哈尼族乡村的纠纷以及对纠纷的处理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对该案例处理过程的考察表明:在国家法的框架内,由于结合民间规则而采取了正确的纠纷解决策略和方式,不仅妥善解决了纠纷,避免了纠纷双方的零和博弈,而且实现了纠纷双方社会关系的重构和加强。

论网上购物纠纷的在线解决

网上购物纠纷所具有的新特点使得传统纠纷解决方式在解决此类纠纷方面存在许多不足,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所具有的快捷、低廉、程序灵活等特点则能有效弥补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缺陷。我们应积极借鉴国外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加大对在线纠纷解决机制优越性的宣传,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以推动符合我国国情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

论传统司法研究的范式转型

在中国传统司法的研究中,一个颇为引人关注问题是,不少学者开始对现有的以西方司法理论为基础的研究范式进行反思和争论。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以西方的司法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时,由于各自背后的社会与文化的差异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从而导致相关理论的解释力遭到人们的质疑。本文认为当代传统司法的研究正处于一个范式转型期,随着"超越西方"、"回归本土"等主张的提出,新的研究范式将有助于人们发现以往研究的缺陷,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概念、理论来推进传统司法的研究。在此背景下,本文也重新考察了"传统司法"这个概念并对其做了新的解读。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理探讨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理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伦理化司法的确定性和可接受性、诉调对接的传统、实质正义解决纠纷的传统、限制诉讼与终结诉讼机制。对这种独特的纠纷解决机理,应辩证认识,合理运用,力求实现纠纷解决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结合。

司法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困局与出路——以“去中心化”争议解决机制为研究对象

司法区块链下的去中心化争议解决机制体现在诉讼主体自治程度较高的“去中心化”参与机制、司法数据不可更改的“去中心化”信任机制,以及以“代码即法律”为基础的“去中心化”执行机制,易使得其“去中心化”属性被夸大并陷入“囚徒困境”:司法区块链的“准对物”管辖权难确定,法官在区块链审判中的司法裁量权被弱化,分布式数字账本下的证据认定备受质疑,数字执行中的代码与法律难以协调。为正确引导司法区块链的去中心化争议解决机制,须强化人民法院在去中心化争议解决机制中的基础地位,巩固法官在去中心化审判程序中的“链上裁量权”,完善区块链存证的司法审查路径,提供司法执行向“数字执行”转向的法律条件,从而实现我国去中心化争议解决机制的有效转型。

法律现实主义的演变及对中国法治的思考——倡导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

创建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如何构建民主、法制的社会环境.吉尔莫的经典叙述告诉我们对于纠纷的解决依赖于一系列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我们通过从传统法律现实主义到新法律现实主义的历史演变的描述,以及对二者思想的分析对比,可以总结归纳出一些现代法治国家可以借鉴的思想和方法。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也许这些方法有助于确定和保证达到法治和社会和谐的较佳程度。

司法改革视域下“大调解”的整合与出路

"大调解"因社会需求而兴起,却因自身程序与施行方式的不合理引起司法人员的反思。当今纠纷的多元化样态,明示了"大调解"改革的必要性。具体而言,人民调解的改革应借鉴传统调解之精华,选拔有德识之人主持调解;同时要准确界定法院调解的性质,妥善解决其在主体选拔及制度实施方面存在的问题。以此合理构建并完善"大调解"机制,充分保障各类纠纷的妥善解决。

民族地区传统解纷机制在“检调对接”中的运用研究

基于民族地区“检调对接”工作实践和少数民族传统解纷机制的价值,文章提出将“少数民族传统解纷机制”引入“轻微刑事和解”工作的理论设想,认为“检调对接+少数民族传统解纷机制”能够在轻微刑事和解案件的调解中发挥积极作用,可以起到促进“案结事了人和”、恢复性司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是对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理念的实践。推进“检调对接+少数民族传统解纷机制”,要构建适合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传统和群众心理需求的解纷程序,吸纳民族民间乡贤人士壮大基层治理力量,整理民间传统习惯规则中的积极内容补充成为解纷资源,实现程序、动力和资源的有机统一和内涵式创新。

我国调解制度变迁中国家权力的角色承担与未来向度——基于法社会学的观察

对古代传统调解、近代法院调解和现代"大调解"的考察发现,我国调解制度的历史变迁轨迹呈现出沿国家权力不断升格的迹象,且以迎合不同时代的社会结构与社会需求为内在逻辑。现代"大调解"是社会变迁背景下既有的纠纷解决机制"失灵"从而引发公权力强势干预的外在体现。此种权力单边治理的模式存在着内生性缺陷,且不符合社会秩序运行的内在需求。在秩序重建的未来图景中,我国调解制度的完善应当坚持法治原则和司法中心主义路线。

论我国传统法文化在化解社会纠纷中的功能及启示

利用我国传统法文化本土资源,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是化解与日俱增的社会矛盾纠纷的一个有益探索。通过对我国传统法文化在化解社会纠纷中文化特征的再认识,客观分析其在维系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稳定中所具有的独特功能,探寻传统法文化对健全当代我国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有益启示。

中国古今的民、刑事正义体系——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法系

本文从"正义体系"的整体来重新思考中国古今的非正式(民间)正义体系和正式(国家)正义体系,特别强调民事正义体系和刑事正义体系的相互依赖、交搭和互动。然后,将其与"世界正义工程"(WJP)的"法治指数"所采用的框架相对比,借此论证古今"中华法系"与现代西方法律的异同,以及中国的调解体系与西方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差异。中华法系今天不仅在中国也在其他主要的东亚文明国家起到重大的作用,应该破除一些影响较大的盲点和误区,探索一条超越中西、古今二元对立分析框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