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霸权:衰落还是延续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历史上共出现了大约五次美国霸权衰落论。几乎每次衰落论都遭到霸权延续论的反击。"9.11"事件、"他者的崛起"、金融危机引发了新一轮的美国霸权衰落论与延续论之间的争论。然而,美国霸权的真实现状是美国的硬实力依然坚挺,遭受重创的只是美国的软实力。凭借美元霸权的融资能力、国民的忧患意识和政策的改弦易辙,美国照样能够渡过难关,并在相当长时期内延续其霸权。

明朝治藏政策成因述要

明王朝的治藏政策之所以是温和而富有成效的,不应孤立地从明朝的国力强弱去评判,这与在当时占统治地位之朱学“王道”思想,还有草原文化的冲击及当时西藏地方的政教发展形势等均有莫大的关系。在主观层面上,明王朝从一开始就自觉地走上了一条与前代崇尚法家、醉心于开疆拓土所不同的发展思路。历史地看,这既是一个具有高度封建文明的中华民族的理性选择,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

从“王霸之争”角度审视《三国演义》中的政治斗争

在儒家政治伦理中,王道与霸道的观点承载着完全不同的道德判断。王道作为带有明显理想主义特征的政治理论,一直为孟子、荀子等儒家学者奉为治世大道而倍加推崇,而霸道虽然始终未能在儒家学者所认可,但在春秋五霸、秦皇汉武等历史人物的实践中,却成为统一国家、结束乱世的有效方法。王道与霸道的争论在秦汉时代被消解,并成功地被集合于帝王之一身。《三国演义》展现出的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也蕴含着"王霸之争"的影子,其中被作者赋予理想君王色彩的刘备一生中遭遇到的政治挫折与胜利,正是王道与霸道在相互斗争中走向融合的鲜明写照。刘备前半生以仁义为理念却屡遭失败,后半生外行王道、内行霸道,"霸王道杂之",则大获成功,建立帝业。其中巨大反差所蕴含的道理是儒家"王霸之争"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分歧,以及两者在融合之后对于封建王朝统治的巨大功用。

从《论语》中对管仲的评价看孔子的王霸观

从华夏文明的保存和延续、天下的和谐统一等角度看待管仲的所作所为,表明了孔子从更为恢弘深远的层面看待王霸之事。孔子希望通过恢复周礼的方式实现王道政治,而从对管仲的评价中又可以看出他并非简单地反对霸道。崇尚王道、不废霸道的思路表明孔子对待理想与现实的中庸圆融态度,而非无视当时诸侯争霸的现实,对王道和霸道作非此即彼的评价。可见在孔子那里,王道与霸道并非截然对立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为补充、相互支撑。

《孟子师说》还原《孟子》太和气象

《孟子师说》还原《孟子》太和气象,主要由三方面展开:以“知痛痒心”解说孟子“性善论”,以“即事即义”发挥孟子“养气说”,以“本之心术”阐扬孟子“尊王斥霸”思想。《孟子师说》从人之本心出发,还原了孟子的个人修养理论和社会政治学说的本来面目。

王安石的王霸观探究

中国儒家思想讲究经世致用,儒者积极参与国家治理,在历史上留下了丰富的事迹与理论。儒者的为政观,孔子提倡为政以德;孟子严格区分王霸并提出尊王贱霸;荀子以“粹”“杂”辨王霸之别并提出重王轻霸;王安石兼采众长形成独特的兼用王霸观。王安石论王霸与论心性密切结合,以心性辨别王霸,对宋明理学有重要的影响。

由王霸之辨看早期儒家理想政治的确立

早期儒家通过王霸之辨分别对圣王与霸主、德与力、义与利、礼与法、德与刑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比较,并由此建构起以圣王之治为蓝本、以德治为主要手段、以道义为价值原则、以礼义制度为社会规范和道德教化为治理社会方式的王道理想政治。这种王道理想政治一直影响着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为中国传统社会提供了基本的政治原则导向和政治信仰,塑造了传统中国的政治行为方式,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从王霸之辨论儒家伦理的现代性

在西方文明陷入普遍危机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到中国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以其积极务实的态度来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为今人提供了解决现代性危机的强大理论依据。儒家思想是以德性伦理为基础,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突出的人文主义情怀,使人的地位和尊严得到重视,使人类社会在以个人道德修养为前提下而形成的社会普遍德性道德观的规约下,建立了和谐有序的社会。

正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上)——兼论研究者的态度、话语与方法

本文旨在阐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并指出研究者应有之态度,同时反思其使用的话语与方法。首先,指出中国哲学自有其独特性,它不是从“是”说“有”,而是从“存”讲“在”,它通生死幽明而为一,从此岸通到彼岸而为一。再者,汉字是图象表意文字,它以存在为本位,由事物自身彰显意义。体会汉语本身的意味、意韵,进一步方能明白其意义。又,康德说的“无上命令”与儒学的道德本心,大相径庭不可等同视之。中国文明是“默运造化”,不同于基督文明的“分说万物”。

正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下)--兼论研究者的态度、话语与方法

本文旨在阐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并指出研究者应有之态度,并反思其使用的话语与方法。首先,指出中国哲学自有其独特性,它不是从“是”说“有”,而是从“存”讲“在”,它通生死幽明而为一,从此岸通到彼岸而为一。再者,汉字是图象表意文字,它以存在为本位,由事物自身彰显意义。体会汉语本身的意味、意韵,进一步方能明白其意义。又,康德说的“无上命令”与儒学的道德本心,大相径庭不可等同视之。中国文明是“默运造化”,不同于基督文明的“分说万物”。哲学研究离不开经典与生活,古典生活话语、学术话语与整个现代生活世界是连续的。再者,呼吁应该正视话语权与主体性,在中西对比下,“筷子”是文化王道主义,“叉子”是文化霸权主义。中国是“存在与价值的和合性”为优先,西方是“思维与存在的一致性”为优先。随文检讨了朱熹哲学不是“横摄的静涵静摄系统”,而是“横摄归纵”的系统。中国宗教不适合通过一神论去理解,他较接近于“万有在道论”。同样的,理学、气学、心学都同意“体用一源,显微无间”,都涉及道德创化之源,而中国哲学足以包容西方当前所谓after philosophy的发展。我们应该跨过近现代启蒙的限制,理解自家经典,对比文明交谈,开创崭新可能。

“儒家讲王道,法家讲霸道”的说法违背史实

众多学者弘扬"儒学"的论据违背历史事实,"儒家讲王道,法家讲霸道"及"儒家讲王道,反对霸道"便是很常见的一类。如果这一类说法成立,那么孔丘可以毋庸置疑地排除于"儒家"之外,商鞅也可以毋庸置疑地排除于"法家"之外,因为孔丘对"霸"有很高的评价,商鞅充分肯定"王道"的价值。"王道"是一个诸子百家通用的概念;推崇"王道"是诸子百家共有的现象;"尊王贱霸"也是诸子百家普遍性的价值取向。影响广泛的"皇帝王霸之辨"及"王霸之辨"便是典型例证。就连尊崇孟轲的程朱理学诸子和为数众多的皇帝也"言则孔孟,行则申韩"。他们的理想政治模式堪称"张扬‘仁义’的‘专制’统治"。

《国语》《左传》用《诗》比较

《国语》和《左传》两部作品都大量地引用了《诗经》的文字,两书的用《诗》,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霸道和王道思维的差异。根据《左传》,《诗经》引用必须要符合本意,即赋诗必类;但礼崩乐坏以后,出现了断章取义,随意使用的情形,一般以为这是赋诗断章的开始。根据《国语》,赋诗一开始就有断章引用情况存在。通过对《国语》和《左传》引用《诗经》进行比较发现,《国语》用的是晋国版本,而《左传》用的是鲁国版本,二者和今本《诗经》皆有一些差别。《国语》以晋国为中心,记载了天子治国和曾经称霸过的诸侯国的相关语说,代表了霸道时代人们的历史文化态度,和《左传》的王道思维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