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满蒙联姻中的“备指额驸”续谈

清朝联姻蒙古的指婚制度,经历了发展、变化的过程。清初的指婚制,到康熙时期已发展为记名皇家格格以备指蒙古额驸的做法,乾隆二年以后,又实行令漠南科尔沁等十三旗蒙古提供子弟以备指额驸的做法。嘉庆二十二年后,皇帝鉴于漠南蒙古与清廷的联姻比以前显著减少,又在漠南科尔沁等十三旗中推行强令性政策,以备指额驸,此后,官方始将"备指额驸"作为联姻蒙古的专门概念。而作为今天我们的研究,不妨可将嘉庆二十二年后的这一特殊做法称之为是狭义的"备指额驸"制,康熙以后就实行的"备指额驸"称之为广义的"备指额驸"制。嘉庆二十二年后狭义的"备指额驸"制,效果并不明显,嘉道以后的满蒙联姻,主要是满蒙王公之间的自行通婚。

北夷“索离”国及其夫余初期王城新考

本文介绍了宾县庆华遗址及巴彦王八脖子遗址的发现经过、分布情况和文化内涵 。

六朝《异物志》与文学

在考察六朝《异物志》之存佚的文献基础上,对《异物志》与六朝文学之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认为《异物志》的出现为六朝文学特别是咏物赋的写作提供了素材,拓宽了畛域;而六朝文学之影响于《异物志》的写作,则主要表现在使《异物志》的文学性得到加强。

古代中国与朝鲜的“气”哲学传统比较

在中国,元气自然论在王充以后,受魏晋玄学思辩哲学的压抑一度发展低迷,到北宋张载时走向高峰而发展为元气本体论,后又受程朱"理"论的排挤,一度衰微。300年后,王廷相、王夫之的气论又形成发展高潮。在朝鲜,确立气一元论哲学的徐敬德之后,气哲学传统就表现为主理主气之争、唯理唯气之争,最终由崔汉绮总集成。中国的气论主要作为宇宙本根论,道器、形而上、形而下等范畴始终成为诠释的中心。朝鲜的气论则更多地是对心、性、情等伦理本体的探讨,故主要围绕理气、心性、善恶等概念进行了研究。

王夫之礼学思想的特色——以“濮议”论为中心

通过分析王夫之对礼学争议"濮议"的评述,可以看出王夫之的礼学思想既有突出"礼"的人性情感基础的一面,同时又不乏对礼学政治规范价值的充分认识,使其与宋儒礼学思想之间既呈现出差异性,又有一定的相似性,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活动空间。

生而利还是死而义?——从孔、孟、程、朱、王夫之的管仲之评看儒家的生死义利观

孔子从道德和事功的分合着眼,对管仲作出了“如其仁”和“不知礼”是非两分的评价;孟子则鉴于时代要求和推行王道的需要,极力贬低管仲的霸道功业及其品德;程颐和朱熹从寻求普适的道德标准出发,以长幼、忠信之义为原则对管仲、魏征作出了正反不同的评价;王夫之以国家大义替代长幼之义,亟称管仲之仁与功,同时严斥魏征之不仁不义。由此反映了儒家在坚持义以至上的同时,对义利合一的艰难追求。

杨孚《南裔异物志》的价值

东汉末年广东南海人杨孚所著《南裔异物志》详载汉代岭南社会风物风情及其开发利用,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学术价值、科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它创建史学新门类,成为粤人著作见诸史志著录的第一部;它是首部专记岭南风物的志书,为研究东汉岭南社会发展提供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它是广东诗文嚆矢之作,开南粤风雅之先,堪称岭南古史上的鸿篇巨制。

清代《说文》研究的开山之作——王夫之《说文广义》述评

《说文广义》是明末清初哲学家王夫之研究《说文》、解说汉字字义的著作,历来研究者甚少。该书在论述汉字形体演变、汉字本义和引伸义、假借义、汉字虚字的来源和意义、同义词辨析等方面,见解独特,深入浅出, 通俗简明,是清代《说文》研究的开山之作,应该确立它在“说文学”和汉语史研究中应有地位。

《孟子》与出土文献两则

《孟子·离娄下》"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之第二个"行",当训为"言""说"。此句意为"要依仁义行事,不能只说说而已"。孟子反对的不是"勉强施行仁义",而是只说不做的"假仁假义"。清华简《厚父》第五简"古天降下民……惟曰其助上帝乱下民"与《梁惠王下》引《书》相似,此之"乱(治)下民"即彼之"宠之","宠"读为"用",训为"治"。故赵岐以"宠之"断句,"四方"归下读正确;孙奭、朱熹"宠之四方"断句不能成立。

王夫之夷夏之辨与民族爱国主义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是以"夷夏之辨"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从王夫之关于夷夏问题的基本观点看,王夫之夷夏论的核心仍然是维持"道统"与"治统"的一致性,并未突破中国传统夷夏观的基本格局。王夫之作为一个传统的儒家士大夫,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实践,始终都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他在夷夏之辨中所流露出来的民族爱国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家国同构"的历史局限,但其中所传达出来的爱国如家、忠于祖国的道义精神仍然具有超越时代的积极意义,是中华传统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

《文心雕龙》“符采”说释义

"符采"在《文心雕龙》中的含义可分为两种,一是"符之采",即"玉之横文",引申为"文采",《原道》《诏策》篇中是此义;二是"符"与"采",即玉之坚硬质地与华美文采的结合,引申为文章质实的内在美与富有文采的外在美的结合,《宗经》《风骨》《诠赋》篇中是此义。比较而言,并列结构的"符采"更具理论深度,从这一角度看,"符采"之"符"与"风骨"有相近之处,"采"则与辞赋的"铺采摛文"密切相关。"符"相当于"雅义","采"相当于"丽词","符"与"采"各自独立存在,又相互交融,其内涵与"文质"说、"丽词雅义"说、"情经辞纬"说一脉相承而又能超越诸说,更为精确地体现了刘勰文质并重的文章审美观念。

《文心雕龙·铨赋》篇探微

《铨赋》篇是系统、成熟的赋体专论。是"诠",还是"铨",笔者所见的版本并不相同。因"铨"字更为妥帖,本文用"铨"而弃"诠"。刘勰虽置"赋"于文体论中,但并不否认"赋用"。其"赋"观是赋"体"兼"赋用"。刘勰所说的"登高之旨"不是"赋诗言志"的政事行为,是指诗赋写作之初的"睹物兴情"。亦即《明诗》篇所讲的"应物斯感"。他倡导"丽词雅义"的原因有三:一是体现宗"经"的指导思想。二是追求雅"丽"的审美理想。三是"洞见症结,针对当时以发药"。目前文章写作还存在格调不高、文字粗疏的弊端,刘勰的"丽词雅义"说不失为一剂救弊的良药。从这个意义上看,刘勰的赋学理论不单单是就赋而言,已经具有某种普适性的文章学价值。

新出李益佚文 《李府君玄堂志》考索

2018年出版的《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首次公布了由李益为其父李存撰写的墓志。此篇墓志作为李益的佚文,具有较重要的文献及文学价值。它不仅提供了包括李益的郡望、籍贯与出生地,李益的家学背景及李益在建中、贞元时期的仕履情况等新材料,而且将其与新出《李益墓志》、李益家族成员墓志及相关传世文献相参照,亦可从多方面发李益研究之覆,有助于将李益研究推向深入。

杨孚《异物志》之物类记述及其影响

东汉求异之风盛行,博学洽闻逐渐成为学者追求的学术目标。在此种情势下,杨孚之《异物志》成为中国古代地志中异物志著述的先河之作,历魏晋南北朝至唐,开启了汉唐间地志中异物记述的繁盛局面。同为写物作品,《异物志》体现出与东汉咏物赋不同的创作形式和手法,且对东汉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物类写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从方以智“主盟复社”看国门广业社与复社的关系

方以智在晚明文坛享有较高声誉,曾"主盟复社"。就具体情况而言,他仅在崇祯六年癸酉(1633)与杨龙友一起主盟国门广业社第二次大会。对此深入研究发现,国门广业社是三年一次大比之年参加乡试的部分复社成员在金陵举行的以举业为目的文学雅集活动,是复社社集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

《汉书·艺文志》研究三札

《汉书·艺文志》之《易》类等并无"蒙省"的著录方式,《易》类是以类别划分的形式进行著录的,每一个类别都以标志性的书籍或书籍体裁为类名,并围绕着这一类名著录相关的书籍;《春秋》类著录的《太史公》4篇与《太史公》130篇中的相应之篇有重复,这4篇的著录不是"别裁",而是刘向误著录于《春秋》类中的,然后再被刘歆著录于《七略》之《春秋》类中;《诗赋略》杂赋类著录的《客主赋》的题名脱一"杂"字,歌诗类著录的《河南周歌声曲折》的题名则脱一"诗"字。

《聊斋志异》中的“再”“又”“复”“还”

《聊斋志异》中的"再""又""复""还"用法已经相当成熟,既有对先秦汉语的继承,又有很多的新发展。新发展或与现代汉语相同,或为现代汉语用法之肇端。四者都关涉两个动作,"再""复""还"关涉的两个动作主体相同,第二个动作为过去或将来时态,"又"关涉的两个动作主体可同可异,第二个动作为过去或现在时态。四者所关涉的两个动作间的关系分为相同、相反、顺承三种。

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作年考辩

学界关于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的写作时间有“元和十年”和“元和初年”两说,本文从该诗文本出发,结合有关文史资料,详加考证,认为“元和十年”说切合实际。

十二兽与十二鬼新论

对《东京赋》及《后汉书·礼仪志》所载东汉宫廷大傩仪的"十二鬼"和"十二兽"作出比较和考证后,可以得出以下观点:《赋》所描写的傩仪形态要略早于《志》所载的傩仪形态;《赋》中的十二鬼在傩仪施行时以土偶的形式呈现,是鬼神像形化的结果,体现了东汉人巫术思维的一种新变;《志》中的十二兽在十二鬼基础上进一步想象产生,它们与十二鬼均为东汉宫廷大傩仪与前代大傩仪的重要区别所在。

王引之《经义述闻》辨正二则

高邮王引之的《经义述闻》是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和校勘的优秀作品,其中许多意见成为定谳,对后世影响极大。《经义述闻》卷十七"子臧之及"条,为后代学者所信从。从《左传》传文与"君子曰"的区别出发,结合相关文脉,可认为王氏之说不可信从,而当从《左传》原文作"子臧之服"。卷十九"棠尹尚"条,王氏认为《左传》"棠君尚"误,通过结合《左传》及出土文献所载的楚国官制,可认为:王氏之说误,当从《左传》读为"棠君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