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投资协定网络的演化机制——基于多维邻近性视角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了双边投资协定(BITs)网络的历史演化特征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BITs网络大致经历了初步形成、迅猛发展和结构调整三个阶段,呈现出一个较完整的S型增长,网络核心—半核心—边缘结构实现了由“金字塔”向“橄榄球”的转变。以多维邻近性为视角,运用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对BITs网络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多维邻近性是驱动BITs网络形成的重要力量,经济和制度邻近性对BITs关系的形成有负向影响,贸易水平、地理和社会邻近性对BITs关系的形成有正向影响。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改变了BITs网络的结构特征,金融危机后BITs网络呈现分散化、多边化发展趋势,某些邻近性变量影响不再显著,社会环境类因素成为影响BITs网络的关键因素。

再论澶渊之盟

北宋景德元年,辽承天太后与圣宗率大军20万南下攻宋,同时命宋降将王继忠致书宋真宗,表示“愿修旧好”。辽军围攻瀛州失败后,绕过大名府,兵临澶州城下。宋真宗亲征至澶州,登上北城门楼,宋军皆呼万岁,气势百倍。辽南京统军使萧挞览(凛)率军攻澶州北城,被宋军伏弩射死,辽军士气大挫。宋辽和议使节经过多次往返,终于订立澶渊之盟。双方相约为“兄弟之国”;“沿边州军,各守疆界”;宋朝岁遗辽朝“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作为“助军旅之费”。澶渊之盟结束了长达25年的宋辽战争局面,维持了此后将近120年的和平友好往来,对宋辽双方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以及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当代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也具有借鉴和启迪意义。

月球站所的法律地位浅析

目前,月球活动正进入新的阶段——月球站所的筹备与建设。然而,现有相关国际法规范尚需完善,其中月球站所的法律地位是需首要考虑的问题。对月球站所法律地位问题的思考始于月球站所活动的特殊性:以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长远目标,开展于天体之上,将对天体表面固定区域进行使用且产生事实上的活动范围。合乎《外空条约》的月球站所建设是为全人类谋福利的自由探索和利用月球的活动,不存在既排他又永久地使用月球表面区域的情形,且在互惠基础上对他国开放。为此,建议在国际月球科研站活动中考虑“非排他”和“有时限”二者择一的规范路径以履行相应的国际法义务,并且明确国际月球科研站对他国开放的“互惠”前提与“参观”范畴。同时,需将月球站所的四个方面作为判断其法律地位的具体考量因素,即月球站所的使用目的与活动范围大小,月球站所的可移动性,月球站所的使用期限以及月球站所信息的通知、更新与公开。

涉外法治背景下的条约类型化分析——兼评《对外关系法》对我国条约制度的发展

涉外法治不能不重视条约工作。国家可通过条约的制定和实施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法治诉求,并以此影响新型国际关系的形成;同时,国家可以在条约制定过程和条约实施及适用环节协调国内各相关国家机关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对条约的研究应从基础问题着手。条约类型化分析就是这样一种工作。条约和协定的区分意在划分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缔约权,但如果条约与协定之间的界线不够清晰,行政机关就可能蚕食立法机关的权力。公法条约与私法条约的区分可以明确每种条约的适用主体,同时也决定了条约在国内的适用方式。如果将适用界定为权利义务的评判依据的话,那么只有私法条约才可以在国内适用。在国际层面,难以划分各类条约的效力等级,但在一国之内,条约的效力等级是存在的。区分条约的效力等级不仅是解决条约冲突的必要条件,也是协调条约与国内法之间冲突的关键。当今的国家实践似乎正在推动条约经历“从契约到组织”的转变,但主权平等原则和缔约自由原则所决定的条约的属性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变。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清理的“外部性”问题

外交部条约委员会曾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5条的规定,对1949年之前国民党政府签署的旧条约进行了清理。然而,清理结果并未正式对外公布,导致无论是国际法院还是美国政府等都认为“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一旧条约依然“有效”。我国有必要尽快在法律上公开对此旧条约的清理程序,宣布此条约无效,并将清理结果告知国际法院,敦促国际法院适用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改变其对“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既有立场。

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原因探析

国际人权条约内容大部分涉及历来被国家视为其内部事务的“国家与其国民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缔约国义务。自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至今,联合国已经先后确立了九部核心国际人权条约;几乎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都至少批准了一部核心国际人权条约,此外,八成的成员国已经批准四部以上。现代政府理念的转变和国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构成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内部动因。而国家融入国际社会程度的加深增加了国家批准人权条约的规范压力,政治权力的诱导、经济利益的驱使和国家社会化的推动构成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外部诱因。国家在主权范围内具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和使命,国际人权标准与主权国家的历史使命具有一致性。

通商开埠、条约联系与中国近代贸易

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有所增加,而中国则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本文以近代中国通商开埠为准自然实验,重新检验开放与贸易的关系。晚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条约以开放特定通商口岸,条约联系可以降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促进通商口岸对外贸易。利用1927-1931年50个通商口岸与32个国家(地区)之间进出口贸易数据的研究发现,条约口岸进出口贸易额显著高于主动自开口岸,但与约定自开口岸规模相当。在条约口岸(含约定自开口岸)内部,势力范围的作用不显著,口岸与贸易国之间的条约联系,尤其是租界条约联系对通商口岸对外贸易至关重要。机制分析表明,条约联系可以促进口岸府外商直接投资,进而增加进出口贸易。在1929年关税自主改革冲击下,口岸进口贸易额显著下降,但首次条约国利用其“先占者”优势扩大对华出口。

战后琉球处置及法理争议——基于《旧金山对日和约》领土处置及条约签字权交涉的考察

《开罗宣言》是盟国签订战后对日和约的基础性文件,该宣言的3个条款是一个涵盖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国际文件,逐层递进,互为补充,意在剥夺日本所有侵夺的领土。基于《开罗宣言》等国际法文件,战后琉球的处置,需要由包括中苏在内的反法西斯盟国共同决定,目前的处置结果存在严重的法理争议。英国内部一度坚持琉球必须从日本领土剥离出去,至于美国所坚持的战略托管,必须经由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国民党当局并未默认《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琉球处置条款,而是认为旧金山和约只是一项政治性条约,属于盟国结束对日战争状态的协议,而琉球的处置需要专门的领土条约予以规定。围绕国民党当局《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权问题的美英交涉,与战后日本领土处置条款的交涉纠缠在一起,影响到了国民党当局对于琉球群岛的处置决策。

阻止沉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走向终结过程中的逆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顺应现实政治要求改变在台海立场,美蒋“共同防御条约”面临危机。台湾当局试图阻止危机发生,最终遭到失败。尼克松访华后,虽然美国国家层面并未放弃美中关系正常化的目标,但缺乏切实推进,甚至在国内矛盾压力下在台湾地区问题上出现立场的倒退。伴随着中南半岛的撤军进程,美国在亚洲进行着战略上的收缩,但其不甘于彻底退出。怀着尽可能保存“残余”影响力的愿望,美国谨慎地处理着美中关系正常化中的台湾地区问题。为阻止台湾地区这个曾被称为“航空母舰”的“巨轮”沉没,美国最高层与国会达成妥协,准备以国内法的形式维持与台湾地区方面的非官方关系,同时放任亲台人士进行各种“补偿”与“安抚”。蒋经国利用美国保守派对意识形态武器的执念,进行危机处理并获得实利。在更为孤立艰难的情况下,为最大限度争取美方支持,蒋经国的治台理念发生变化。台湾当局开始推进“民主化”,为分裂势力扩展了空间,台海两岸统一进程被延缓。

南极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演进及对我国的启示

南极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是由英国等南极领土声索国主导建立,通过南极条约体系框架实现的。致力于保护南极环境的《马德里议定书》及附件五生效,确立了保护南极历史文化价值的关键机制。为了解南极大国主导下的南极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演进过程和内在动因,掌握南极条约体系对该议题的设置、监管以及在气候变化影响下的最新发展,从而使我国更好地参与南极文化遗产管理及相关议程讨论,及时提出本国文化遗产保护方案,系统梳理60年来南极文化遗产在南极条约体系下的管理情况,从设立历史遗迹和纪念物的时期范围、指定国、地理覆盖以及设立标准等四个维度进行全面分析,揭示南极条约体系下文化遗产管理存在的代表性不均衡、受领土声索国主导以及被领土声索国当作稳固或强化其主权的工具等问题;最后以南极半岛和罗斯海地区为例,结合南极大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动向,探讨我国参与南极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合理路径。

南极微塑料污染防治的国际法挑战与应对

微塑料作为一种新污染物,已经给南极生态环境、人类健康和气候变化带来了极大的损害与威胁。南极条约体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执行协定和其他专门性环境条约为防治南极微塑料污染提供了国际法依据。但目前,南极微塑料的污染防治仍面临针对性南极微塑料污染防治规范供给不足、条约在南极海域的适用存在重叠和争议、部分南极微塑料污染活动处于执法真空、南极微塑料污染责任制度存在缺陷等国际法挑战。为了应对南极微塑料的污染防治困境,应明确现有国际法规则的适用关系,注重发挥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的作用,在南极条约体系中完善并创新污染防治制度,在全球塑料公约框架下探索与构建有效防治机制。

《旧金山对日和约》涉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条款研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集团退踞台湾地区。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迅速调整对台湾地区政策,阴谋干涉中国内政。不同于之前草拟的《对日和约》,美国官员重新设计《对日和约》条款。美国国务院不顾中国、苏联等国家对于这些领土条款的明显分歧,一意孤行。1951年9月8日,美国及其他国家在旧金山签署了《对日和约》,其第二条规定日本放弃中国台湾岛、澎湖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置这些岛屿的地位于待定状态。这些条文措词模糊,易于被不同的国家为自己的利益做出解释。为了维护其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利益,美国政府预留空间,根据情势变迁,制造在南海的领土争议。然而,这改变不了南沙群岛、西沙群岛属于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事实。

试析国内与国际视域下的条约解释协调规则

条约解释协调规则旨在避免国内法院适用本国法的法律解释与该国承担义务(尤其是条约义务)的国际法相冲突,或者是国内法院与行政部门对涉案法律的解释冲突。在国内与国际视域下考察此类规则,有助于全面客观地认识其适用限制或现状,防止生搬硬套。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制定实施的条约解释协调规则,有些存在适用上的困惑。对此,应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思想的指导下,结合国内与国际视域,全面客观地分析、评估源于美国判例法的条约解释协调规则,从中国国情出发,打破通常涉外案件的界定,重新认识各级人民法院适用条约转化的国内法时进行条约解释的涉外性。

《海牙规则》之回顾与启示

《海牙规则》是船货双方利益妥协的产物,以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则为宗旨,具有调整内容的限定性、法律规范的强制性和规则内容的明确性之特点,其实施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基本实现了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国际化,且对当前这一领域的国际化仍然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汉堡规则》和《鹿特丹规则》采用的承运人责任规则超出海上贸易实际需求,以及在上述特点方面存在不足,是其未能发挥实现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国际化作用的主要原因。在正确认识海上货物运输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立法的共性和差异基础上,中国在对参加《鹿特丹规则》持谨慎态度的同时,应当在《海商法》修改时积极借鉴或吸收该规则中合理和成熟的内容,优化《海商法》第四章采用的“混合制度”。

科学发展对条约解释的影响及其限制——以国际海洋法法庭“气候变化咨询案”为切入点

科学在国际和国内司法实践中的作用一直备受关注。近年,气候变化科学取得了显著进展,全球兴起的气候诉讼将科学与法律的互动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在国际层面,小岛屿国家气候变化与国际法委员会于2022年在国际海洋法法庭提起咨询程序,所提问题给法庭设定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解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的语境,直接涉及科学发展对条约解释的影响及其限度问题。正是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法意模糊、该公约与其他国际法规则存在开放互融的结构,法庭在解释过程中倾向于运用体系解释方法和目的解释方法,反映最新科学进展的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评估报告在解释过程中发挥了相当显著的作用。解释者在法律解释过程中考虑科学发展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为了防范越法和造法风险,国际司法机构在选择解释方法和考虑科学发展时,仍需秉持司法克制的立场,恪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条约解释规则的约束,重视法律推理的权威,不僭越法律解释与法律创造的边界。

日本对威海卫驻军权的利用与侵华策略调整

日本在《马关条约》谈判中提出以驻军威海卫作为履约担保,开创了日本在华驻军的恶例。甲午战争掀起的列强瓜分中国狂潮却也反作用于日本,使其难以独霸中国,威海卫驻军更成列强关注之焦点。日本不得不调整对华策略以因应国际局势变化,遂利用列强间的斗争,以同情之名表面上将威海卫“归还”中国,实际却将相关权利暗中让渡给英国,引发了“英国强租威海卫事件”。日本侵华策略从明火执仗地掠夺土地,转向索取租借地与经济特权,谋求建立专属自身的在华势力范围,这一转变正是以对威海卫驻军权的认知变化为标志的。虽然日本对华政策在甲午战后有所调整,但以侵华为目标之主线却从未改变。

美日同盟调整:现代化、一体化和多边化

同盟一般会伴随实力的变化发生调整。美日同盟的调整表现为:一是同盟的现代化,美国要求日本承担更多责任,反映了美国由于霸权衰退不得不谋求日本发挥更大作用的现实;二是同盟的一体化,美日两国在军事领域加强共同指挥和作战机制的统合,在武器部署上也实现一体化,导致日本进一步失去自主性;三是同盟的多边化,美国为了推行“印太战略”遏制中国,鼓励日本与其他地区盟国和伙伴国建立军事联系,除了印度、澳大利亚和东盟国家之外,日本也在美国的默许下与欧洲国家进行军事合作,试图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多边战略集团。美日同盟的调整,给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不确定因素,也使日本在美国的战车上越绑越紧。

英国对中日复交前后钓鱼岛争端的认知

中日复交前后,钓鱼岛争端成为制约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自近代以来英国长期是东亚地区的重要角色,通过解读英国外交档案关于中日复交前后的钓鱼岛问题等内容,可以发现:一是英国积极关注钓鱼岛争端;二是英国以“避免介入”钓鱼岛争端为立场;三是英国对“搁置争议”的看法反映出中国政府在特定时期内暂时“搁置争议”策略的智慧。在钓鱼岛问题研究中引入英国因素,将该研究置于更宽广的场域中,从旁观者角度审视钓鱼岛问题,有助于扩展对钓鱼岛争端的历史认识。

深刻理解邓小平外交思想,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024年8月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6周年。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导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战略,并在对日外交实践中得到充分展现。邓小平高度重视发展中日关系,始终将其放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与国际战略全局中来谋划和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习近平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擘画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引领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大方向。中国的国家利益决定了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总体走向,中日关系的具体实际又决定了实现目标的路径选择与方案设计要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深化务实合作、促进认知重构、增进战略互信是基本思路与内在逻辑。

英印夺取不丹的传统政治地位和中国的回应

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成为英印针对中国的桥头堡。历史上的不丹在中国具有传统的政治地位,并按照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英国对此也不能不承认。从18世纪到20世纪,英国分三步“挺进”,强迫不丹接受《辛曲拉条约》及其1910年“修正”版,竭力终止不丹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地位。自1910至1948年,中英两国围绕不丹的传统政治地位多次争论,英国宣称由其“指导”不丹,指责中国一直强调对不丹的宗主权;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则坚持不丹在中国的传统政治地位。印度继承英国侵略不丹的权益,翻版1910年英国、不丹“条约”,将不丹纳入针对中国的防御体系之中。中国反对印度对不丹的“挺进”。不丹问题,是中印两国之间关系发展不能回避的症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