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杜预--论晚清今古视野下的章太炎《春秋》学

清中叶以来,随着常州今文学的复兴,今古之争再次成为学术与思想领域的焦点问题。章太炎借助其对《左传》的诠释,对康有为及保皇党人所依据的《公羊传》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不仅如此,章太炎还上溯到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术,甚至对今文家所尊奉的孔子,亦肆意贬抑。透过这种批评,章太炎的《左传》学最后标榜回到杜预,从而背离了清初以来驳正杜预的主流倾向。不难发现,章太炎的《春秋》学,表面上通过对康有为诠释《公羊传》的批评,发挥了《左传》中的思想,其实充满了基于党派意识的门户之见。

程颐《春秋传》及其《春秋》诠释学

程颐乃《春秋》宋学之推助者,视《春秋》为“圣人之用”,以为学者只观《春秋》亦可尽道。其曾揭示治经之要领,如“《传》为案,《经》为断”“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凸显了《左传》解经之功能。晚年著《春秋传》,阐发正人伦、谨名分、尊周王、攘夷狄诸大义;且持天理、人道取代微辞隐义,进行创造性诠释。对于《春秋》或书或不书、或称或不称之笔削,与夺进退、褒贬劝惩之指义,抑纵、微显相反相成之笔法,事同则辞同、事同而辞异诸书法义例,观百物、聚众材与张本继末、系统宏观之比事属辞解经方法,程颐《春秋》学多有具体而微之提示。

古籍可视化交互展示与古籍保护创新传承——以《献帝春秋》数字人文研究为例

古代典籍作为中华文明的承载与体现,具有不可再生性与稀缺性,需要借助数字人文等新技术来创新古籍保护新思路。新时代背景下,古籍文本电子化越来越便利,在此基础上进行古籍文本数字化、数据分析与挖掘,可以更进一步探索古籍的深厚内涵。在进行《献帝春秋》数字人文研究过程中,该文通过文本数字化后的数据分析与挖掘,探索了古籍内容的可视化与交互创新展示等古籍保护与传承的新路径。数字化后的古籍脱离纸本载体束缚,以数据形式为多元再现与内容挖掘奠定基础;通过可视化的图片、影像形式,还原古籍中的历史故事与人物,结合数据平台的互动设置,使古籍获得“活化”与新生。古代典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需要打开新思路,古籍的保护传承既是全球范围内中华文化的推广,也是对文化创新发展的积极促进。

苏门后进与霅川名士:宋代经学家张大亨生平交游考

北宋经学家张大亨籍属浙江湖州,祖父张裪曾知安州,官至司封员外郎,殁后葬于湖州卞山。张大亨于元丰八年得中进士乙科,曾任《春秋》博士、司勋员外郎、左司员外郎等职,因“政和党争”遭致黜落,殁后也葬于卞山。张大亨曾从学于苏轼治《春秋》经,二人诗文往来,情谊深重。其《春秋通训》中保存的一首东坡尺牍残篇尚未收入苏轼集中,具有重要的文献及文化意义。张大亨与张耒、晁补之、李之仪、米芾等苏门文人同游论道,追忆先师,关系密切,与释惠洪、吕本中、唐庚等也有交游。此外,张大亨还助推了元祐学术的传播与浙江学术的演进,是浙江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

《春秋辨疑》版本源流考

《春秋辨疑》是宋代江西名儒萧楚流传于世的唯一作品。《春秋辨疑》的祖本——乾道罗氏刊本已亡佚,其现存版本包括元刊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四库全书》本、清抄本等。这些版本中以元刊本为最早,以《四库全书》本复刊最多。通过对该书成书背景、版本流传与版本内容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可以把握该书的流传轨迹。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新释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诗》《春秋》皆记史,《诗》以韵文记事,是史诗时代的传统,《春秋》以散文记事,标志着史书编年记事体的成熟;二是周公制作《诗经》是作为政教之本,以开升平之世,孔子作《春秋》则是昌盛周道,拨乱反正,其义相承;三是孔子以周公为尊,以继承周公之志为平生之愿。

《左传》中后人附益的各种成分

最初的《左传》本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史事汇编,后由经师们按照《春秋》的体裁,将《左传》改编为编年体,逐渐被视作解"经"之"传"。今本《左传》中含有多种后人附益的成分,特别是其中的解经语和解传语,都是后代经师陆续添加的,且很多解释明显错误。总括《左传》中可以确定为后人附益或可能含有后人附益成分的诸种内容,大致可分为解经语和解解经语、解传语和解解传语、解经传歧义语、"君子曰"及"某某曰"、预言、岁星纪事、文字改动、讹误,如此八种。

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与宋代政治文化

君臣论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代表了宋儒关于君臣关系的认识。胡安国主张"人主大臣为一体",并将其理解为"一心"、"天理",体现了宋儒政治主体意识与文化主体意识的深刻关联。胡安国主张"大臣任大事",以"卿大夫"为"国君之陪贰","列国之卿"是"其君所与共天位、治天职者",体现了宋代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文化特征。

《春秋穀梁传》华夷思想初探

华夷之辨是《春秋穀梁传》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穀梁传》的作者看来,华夷之辨首先源自于双方的自然差异,这一差异的扩大化则形成了"华夏为尊,夷狄为卑"的等级观念和"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穀梁传》巧妙地赋予"华"、"夷"概念以文化的内涵,并通过"贬夏为夷"和"进夷为夏"的双向流动,从根源上消解了华夷对立的基础,为华、夷在更广阔意义上的融合提供了契机。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以礼经世述考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通过注解《春秋繁露》本义 ,企图扶正过去被维新变法扭曲的《公羊》学说。他质疑康有为认定的《春秋》口说的可信性 ,申明《春秋》非改制之书 ,认为董仲舒和何休的《公羊》学说并非如康有为所言“绝无迥异”并辩别出了二者之异。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通过“存天理”“灭人欲”来阐明《春秋》济世之用 ,又审定当时的政治环境 ,分辨华夷关系 ,驳斥西方平等观念 ,这反映出苏舆的《公羊》学说与湖湘学派有着深厚的渊源 ,加上他以礼印证《春秋》经世大义 ,凸显出他治经的个人特色。

胡安国政治思想及其实践略论

胡安国是两宋之际著名的经学家、理学家,其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相互影响、相辅相成。他一生不畏权贵,个性鲜明。其政治思想多秉承春秋大义,主张尊王攘夷、尊君抑臣;反对对金和议,关心国家命运;反对朋党,主张树立正常的用人风气;与秦桧一度关系密切,但贤奸迥异,本质不同。

论瞍矇、俳优在俗赋形成中的作用

《神乌赋》的发现,将俗赋产生的时代提前至西汉末年,而甘肃马圈湾汉代烽燧木简上有关《韩朋赋》的文字,说明敦煌发现的一些俗赋也是由汉代流传下来的。赋的形成同先秦时以赋诵为职能的瞍矇很有关系,《师旷》中保存了早期文赋的作品;赋的形成同以讲故事、表演戏剧的俳优也关系密切,《晏子春秋》中保存了早期俗赋类作品。俗赋主要是俳优创作而推动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样式。

近八十年来有关《吕氏春秋》政治思想研究述评

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者们采用西方现代学术规范和方法来研究《吕氏春秋》,他们突破了传统学者只重视文本解释研究方式的局限,把《吕氏春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地把握和系统地研究,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果。文章仅对学界关于《吕氏春秋》政治思想的研究做客观述评,所述及的内容有:《吕氏春秋》的主旨、政治思想的内容以及学界对《吕氏春秋》政治思想的评价。

帝国的政治哲学——《春秋繁露》的思想结构与历史意义

以往对董仲舒政治哲学的研究主要以儒学与权力的关系为中心,以民主—专制为价值预设,虽有其根据与意义,但并不足以揭示董氏著述的问题意识、逻辑结构和历史作用。面对汉帝国初期所面临的文化断裂、国家社会对峙这两大问题,董仲舒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以儒教之天为信仰支撑,以圣为体天制度者、王为循制治事者的等边三角式理论体系。这不仅塑造了汉帝国的政治架构,对整个中华文明也有某种程度的奠基性作用。

《吕氏春秋》中由动词"为"构成的述宾结构

《吕氏春秋》中由动词"为"构成的述宾结构,按述宾间的意义关系将宾语分为受事宾语、当事宾语和双宾语三类。动词"为"作述语构成的述宾结构及其内部各小类之间有着相互区别的语法特点。一是由于动词"为"意义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二是由于宾语的不同而有所区别。通过考察初步认为:在战国末期秦朝初期,实义动词"为"逐步向较虚的引申义"作为"、"成为"过渡,以至于有的无法译出,从而开始向虚词行列演进。

战国百家争鸣的高亢谢幕余音——《吕氏春秋》的体育养生思想

《吕氏春秋》一书对秦代以前,尤其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概括性总结,是战国文化中心西移的标志性产物,包含有丰富的体育养生思想。其中对生命现象的科学认识、对保健养生理念的凝练、对音乐健身功能认识的升华等等,在中国体育思想史上都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葵丘之会天子禁令考

《春秋穀梁传》所记载之葵丘之会天子禁令是现存最早的也是最可信的关于葵丘之会天子禁令之记载,《孟子》所载之葵丘之会天子禁令是在《春秋穀梁传》关于葵丘之会天子禁令之记载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添枝加叶的发挥。孟子在穀梁子之后,孟子学习过《春秋穀梁传》。

中国早期故事的图像传播——以《晏子春秋》“二桃杀三士”故事为例

"二桃杀三士"是《晏子春秋》中最著名的故事之一,但令人奇怪的是,在先秦文献中却极少有关于此故事的记载,而在汉画像石中却有这个故事较多的图像出现。这表明该故事在汉代的广为流传。本文以解决这个矛盾为出发点,对二桃杀三士的故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第一,故事本身与整部《晏子春秋》叙事和人物塑造上有所出入;第二,汉画像中已经出现这个故事,可以说在此时故事已经较为广泛地流传了;第三,故事文本的缺失。对于这三个问题可以给出一个统一的答案:在东汉时期,"二桃杀三士"故事已经出现并广为流传,但是比较简单。在后世的传播过程中不断完善,口传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方式,最终这个故事的完全成型是比较晚的。由于缺失文献的支持,我们初步推断其具体时间应该是在魏晋之后。这样我们发现的三个问题和矛盾都可以得到解答,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论孔子《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是研究《春秋》以及我国古代史籍、史学所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前代学者论著不少，但都过于专精而割裂穿凿。今从《春秋》编写实际看，所谓《春秋》笔法是在继承先前史家笔法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是以史事、文辞、史家思想完美统一为根本准则的笔法。

论格非向中国小说叙事传统的回归

中国传统的叙事资源非常丰富,近年来格非的小说创作呈现出向叙事传统回归的现象,对"春秋笔法"、预叙的借鉴以及重返时间的努力使他重新确立了叙事身份、叙事结构和叙事时间,表现出对人与道德、人与时间问题的思考,为虚构性叙事的产生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同时表达他的道德判断和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