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李清照“词别一家”的理论与实践

李清照《词论》中"词别一家"的理念,讲究"主情致"的理论与实践巩固和发展了婉约词,同时要求"协声律"的理论和实践,明确了词这种文体发展中的独特性。

静嘉堂藏毛扆等手批《宋名家词》

毛晋编辑的《宋名家词》最初刊印时,在校勘等方面存有不足;其子毛扆为弥补其父的遗憾,广泛地寻访、购藏抄本等词集,与丈人陆贻典等汇校,欲修订重刊,后因资金问题而中辍。而其所批校《宋名家词》却保存至今,其中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有一套,有朱墨笔批校增补,虽然不全,却弥足珍贵,为今人考核相关词集的版本源流等,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西汉梁国辞赋论略

受梁孝王喜爱辞赋的影响,西汉梁园文人集团皆善辞赋,西汉梁国辞赋创作逐渐走向繁荣。贾谊的《旱云赋》、枚乘的《梁王菟园赋》及忘忧馆七赋是骚体赋向汉大赋过渡性质的作品。而枚乘与司马相如的大赋创作,不仅将梁园辞赋创作逐步推向了高峰,同时也将汉赋定型并推向了成熟,从而使汉赋成为一代之文学。

从“自是一家”与“别是一家”略窥东坡、易安词学观之异同

苏轼、李清照均为宋代一流的词坛大家,二人在词学批评领域也都有极大影响。自苏轼不满柳永词而提出"自是一家"的口号后,李清照又在批评苏轼等人的基础上提出"别是一家"说。这是二人词学主张的核心。探讨东坡、易安词学主张和审美理想的异同,从"自是一家"与"别是一家"的比较分析中入手不失为一个好的切入点。这虽不能包含二人词学主张的全部,但对于我们更客观地理解把握他们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太史公的楚辞学:《史记》屈原、贾生合传之因考辨——兼说今本《楚辞》篇次的来源之一

前人关于《史记》中屈原、贾谊合传原因的讨论,多停留在现象总结的层面。从发生学角度,联系《史记》的全书体例和《屈原贾生列传》中对二人挫折人生的描述,可知该传创作的一个根本之因是寄托司马迁“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的“明世观”。同时,司马迁在该传中还欲呈示其所创设的“楚辞学”。为了展示此学派的完整和规模可观,于是只得选贾谊来与屈原“合传”,甚至不惜破坏全书中的时间体例以及贾谊思想的丰富性、深刻性。另外,立足司马迁的楚辞学,考察处于其前后的刘安、刘向编《楚辞》的相关议题,可发现刘安作了《楚辞释文》式的编纂,逻辑未密,而刘向作了《楚辞补注》式的编纂则颇为成理。

贾谊与贾谊集的文学史观察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准确而精当地界定了贾谊的文学史地位,认为他的赋作继承了秦代的杂赋文学传统。结合贾谊创作的两篇赋作《吊屈原赋》和《鵩鸟赋》,以说理为主旨,句式表达也与荀卿《赋篇》及李斯刻石文辞一脉相承,体现出主流的秦代文学传统。同时也受到了楚辞体创作的影响,主要是增加了舒缓语气的"兮"字,表明汉初的赋体创作沿着两种文学传统在融合演进。贾谊集的编定,是固守别集本位和扩大"文集"范围这样两种理路的反映,意味着不仅要在纯文学范畴内观察贾谊的文学史,还要在杂文学的视野里注重《新书》的政论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