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楚辞文体在魏晋六朝的传播与接受

楚辞在汉代奠定其文学地位和传播基础 ,而作为一种文体的确认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楚辞》和《楚辞章句》的面世推动了屈骚在魏晋六朝的传播 ,而这一时期的传播方式与接受角度都有新的变化 ,从重情而转向了尚辞。随着文体辨析的风行与大量的文章别集、总集以及书志的出现 ,魏晋六朝文人对屈骚的认识逐渐从模拟怨情转而关注其艳词 ,并以艳词作为骚体的特色。从汉人的辞赋不分到齐梁文人的骚赋分立 ,从汉人的区别屈宋到齐梁文人的屈宋并举 ,体现了这个时期文学观念的演进与文学思潮的变化 。

论温词“类不出乎绮怨”与对绮怨心境的表现

温词并非有寄托 ,其思想内容不出“绮怨”的范围。但不出“绮怨”并不等于狭窄。温词的“绮怨”中包含着围绕情爱展开的丰富的内心世界。温词在表现心情意绪方面与李商隐诗异曲同工 ,而词体在表现心理 ,尤其是女性情感意绪方面 。

宋代公使钱在宋词发展中的作用

宋代公使钱的基本功能是为地方官员提供日常招待与宴饮经费,其福利属性使宋人视之为君主优待文士理念的直接体现。公使钱为宋代各地频繁举行的公务宴饮提供财力支持,使众多经济实力有限的中下层文士得以接触声妓宴乐,从而有机会参与到词的创作与传播活动中来。与此同时,公使钱所具有的优抚色彩又降低了文士在参与公务宴饮时被指纵情声色的道德风险,遂在宋词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经济赞助与心理庇护的双重效用。公使钱对宋词的促进并非制度设计者之本意,但可由赵宋君主优待文士这一政治生态获得解释,其中显示出的正是传统时代政治形态决定经济生活、进而作用于文学形态的特殊"传动"关系。

明词曲化现象述评

从明初的高启,历经明中期的杨慎、吴门词派、王九思到明后期的王世贞、施绍莘、陈继儒、高濂、卓人月等的词作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曲化现象。明词的曲化,实是文体演进规律使之然,反映了词由乐而文、历俗而雅发展过程中的反拨,是词学发展中的一种回溯现象。明词的曲化,并非弊病,它正好是构成明词体式上的重要特征。

《全唐诗》是否应收“词”?

从理想情况而言,《全唐五代诗》的编辑似可与《全唐五代词》并行不悖,以便网罗全唐五代所有韵文。但前提是须分清何者为"诗"、何者为"词"。目前学界通行的做法都是以"音乐"性质或是否为"燕乐"来判定"词",由于唐五代音乐已渺茫难求,故实际操作时"诗"、"词"之区分必有极大的主观性、随意性,故"诗"、"词"混编也就成为各种已编词总集的共同现象。"词"是一种有别于"诗"的文字,这种观念要等到北宋中叶以后才出现,"词"也逐渐真正独立成为一种新文体,而此前人们的观念中则笼统地视为"诗"。如果按照后来人的观念或标准(且人言言殊)强分"诗"、"词",必然是将唐五代人视为一物的"诗"分为"诗"、"词"两物。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唐五代人所作"律词"在数量上与浩瀚的诗作相比也是非常有限的,不必单独成编。故从历史与逻辑两方面来看,《全唐诗》都应当收录后来人所谓的"词",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唐诗"作为"一代之文学"的表彰。

清代女性词观的近代转向

清代词家在推尊词体,将词论入诗教的过程中,对于词之女性书写的批评逐渐在词学体系内显现出独立发展的脉络。总体来看,词坛对女性词的批评离不开"情",闺情题材的本质化给予了女性词作者地位的合法性,形成女性词以婉丽为正宗的文体观念;清中期以后,对女性词的雅化要求渗透着妇德女教道德审视,却表明对女性词的批评开始剥离原本附着的男性欲望对象化符号和家国之思隐喻符号意义;随着晚清词坛论说焦点转向真情论,清代词家对女性词的批评转向关注女性个体命运,认可女性词作为抒发女性真实生活情感之文学载体地位。况周颐自成一体的女性词评论体系,表明女性词批评终于脱离符号化与象征化定位,实现了理论意义上的文体独立性。

也说词“别是一家”

《论词》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一篇词学专论。这篇文章虽然提出了词“别是一家”之说,却并未对其内涵作一明确的界定与阐释,以致使人莫辨其旨。尽管后人依据文中对前辈词人不同角度的批评,将其总括为六条,而真正可以反映曲子词本质属性的只有协律一项。既然协律是词的惟一要求,自当不会成为词境开拓、风格多样的障碍。

词的文人化和“别是一家”说辨析

词的文人化与李清照"词别是一家"说,看起来是矛盾的。柳永词的通俗化与苏轼词的"诗化"、"文人化",只能是北宋前期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是文人词创作不够成熟的体现。但不成熟时期的词,感情流露是自然的、感人的。随着"文人化"、"诗化"的进一步发展,词越来越失去了自己的本色。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女词人李清照在自己的《词论》和创作中极力倡导"词别是一家"说,她一方面阻止了词体在形式上进一步向诗靠拢,另一方面也保证了词在文人情趣方面的纯粹性。应该这样论断:李清照的词论对以苏轼为代表的词的"文人化"、"诗化"理论,既是一种补充,又是一种发展。

《文心雕龙·丽辞》与骈文理论

作为最早的骈文理论著作 ,《文心雕龙·丽辞》对骈文的产生、骈文的特点、骈文早期的发展都进行了一定的描述 ,并对骈散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

辞赋源流谈

原始巫祭仪式活动造就了辞赋产生的客观环境 ,巫祭咒语成为辞赋的萌芽。辞赋的许多特点都来源于巫祭活动的仪式和咒语 ,这不仅直接影响了辞赋的源 ,也影响了辞赋的流。辞赋的发展透露出文化的力量和社会时代变迁的力量。

金陵袁氏词人与嘉道性灵词论

以"性灵"论词的纳兰性德等词人曾在清初词坛大放异彩,然因纳兰早逝等缘故而旋归沉寂。嘉道时期,浙西词派积弊丛生,因填词"不足于情"而呈衰势。此时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日渐流行,阳羡流韵馀风仍在,各种词学观念在词坛上涌动。值此词风嬗变之际,袁枚嗣子袁通等词人尝试将袁枚大力倡导的性灵之说用于填词,以矫浙派"不足于情"的弊端。袁氏词人以金陵为中心,通过组织唱和联吟、编刊词选等词学活动不断扩大性灵词论的影响,成为当时词坛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但性灵词论最终未能成为清代后期词学理论的新主流,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理论过分强调情感的直接抒发,这与"词"这一文体"低回要眇"的特质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楚辞”实为“楚”之“赋”辨——“楚辞”辨名之一

"楚辞"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的出现,与语词的搭配和使用习惯有关。"楚辞"之"辞"乃"文辞"之意,汉代既已习用如"屈原赋"等语词,而"楚"之名与单个作家名在概念上不能并列,则"楚赋"之称殊为不类,此舍"楚赋"而取"楚辞"之由也。"楚辞",亦即"楚"之"赋",实为以"楚声"及屈原为特定指向的多位作家赋作之类称;而《楚辞》,则是一种特殊的"屈原集"。"楚辞"之名的出现,不会早于汉初。《屈原列传》"好辞而以赋见称"之"辞",仍指"文辞",断非"楚辞"之省称,亦非所谓与"赋"并列之文体。

明代拟话本中词的征引与创作——以“三言二拍”为中心

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明代拟话本小说中的词的征引与创作虽然还有诸多不成熟之处,但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仍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研究的。拟话本小说创作中的叙述策略、明代文人的审美趣味和词学观念,以及文体之间互动的一些规律,诸如此类,都是我们从对拟话本小说中词体文学的研究中可以窥见的。

论鲍照赋与《楚辞》的关系探源

鲍照的人格追求与屈宋相似,现存的文言语汇系统是赋家创作的前提,鲍照赋中语词、句式、抒情方式都可以在《楚辞》中找到源头,鲍照赋的化用表现出文学语用的历代传承,有关鲍照诗歌对《楚辞》的借鉴不乏精辟分析之文,然而有关鲍照赋与《楚辞》之关系,却鲜少详细论述之作。因此试从鲍照赋与《楚辞》的关系为切入点,分析其语词上对《楚辞》的祖述、句式上对《楚辞》的化用、艺术精神上对《楚辞》的继承和发展。

“言笔之辨”与古代文体学

从"言笔之辨"探索古代文体学,很有可注意之处。其一,从"言"探讨文体起源的原生态,这从《尚书》典、谟、训、诰、誓、命六体皆"君出言之名"可以得到印证,"言"为诸多文体的最早形态;"言"作为文体,是与各种"事"是纠结在一起的,这就是文体的原生态。其二,"言笔之辨"成为文体分类的原则,《释名》即以"言语"、"书契"二者为文体分类,使所有的文体都有所归属,为系统化的文体谱系奠定基础。其三,诸多文体有着从"言"到"笔"的进化历程,"言"的特点、格式在"笔"中或保留、或转化。其四,中古时期文体语言体制的形成,往往在于口语与书面语的相融,"言"的特性成为文体语言体制发展的共同努力方向。其五,"言笔之辨"引发"文笔之辨",从兼具"言笔"之才与文体发展的"言笔"合,可知"文笔之辨"之"笔"的撰作者地位的升降起伏以及文体发展的"文笔"合;"言笔之辨"的历程,与文体学的发展多有对应与呼应。以"言笔之辨"释古代文体学,开辟了以"中"释"中"的古代文体学研究新路径。

论古人“以文为词”观念的历史变迁

在古人提出“以文为词”之前,就已经存在一个以文章技法入词的“前以文为词”时期。“以文为词”的提出是针对辛弃疾词的特色而言,不仅包括文章技法,还包括文章体式。然而随着“以文为词”的发展,在将其推源溯流至与辛词一脉相承的苏轼词的过程中,改变了“以文为词”的原有含义,文章技法的内涵逐渐确立,而文章体式的内涵却渐渐湮没。“以文为词”变成了“以文法为词”,并在之后的词史发展中存在着词论与词作的错位。直至清初,随着清词的复兴,辛弃疾词受到推崇后,“以文为词”的真正含义再次被认可,顾贞观的“以词代书”拓展了包含文章体式的“以文为词”的具体内涵。然而遗憾的是,在这之后,“以文为词”的概念又回到了“以文法为词”,并一直影响到现在对“以文为词”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