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批判思想及启示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证了马克思哲学立场和革命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蕴含在马克思对德国宗教问题、制度弊病和哲学局限的反思和揭露中。马克思遵循现实性、针对性、重点性和使命性的原则,从宗教批判入手,对德国的制度现实和哲学现状进行了深刻批判,并探索实现人的解放之可能。新时代,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要从马克思的批判思想中汲取与错误社会思潮开展斗争的理论经验和方法启示。要敢于同错误思潮进行“搏斗式批判”,以公开其渗透行径;要及时对错误思潮开展“重点式批判”,以揭露其内容实质和政治企图;要善于采取多样化方式开展系统性批判,以解构错误思潮内核;要围绕事业发展开展使命性批判,筑牢主流意识形态防线,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思想保障和强大精神动力。

先秦杂家的特征

经由梳理先秦文献,运用文本解读的方法系统研究先秦的杂家文化。先秦杂家的学术宗旨是政治实用主义的"王治",理论方法是不主任何一家地兼摄诸子、融合百家,思想体系以"天、地、人"贯通和阴阳五行作为理论框架的经纬。以此新的界定,先秦诸子中的《尸子》、《尹文子》、《管子》、《鹖冠子》、《吕氏春秋》、《尉缭》均应归属杂家。先秦杂家在理论方法上深受黄老道家的影响,但在学术宗旨和理论方法上区别于黄老。先秦杂家的产生与地域文化有关,也与战国中晚期学术融合的潮流相一致。先秦杂家充当了诸子学向儒学经学学术形态转变的主要载体。

汉代社会与史学思想

在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史学思想与社会变动之间持续着一种互动。秦亡汉兴的历史巨变,促使了汉初史学"过秦"思潮的出现;汉家天子起于闾巷的特殊身份,以及光武中兴使得汉家天下失而复得,引起了汉代史家从神意角度对汉皇朝政权的合法性作出论证;汉代国家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和扩大,使得汉代史学具有着浓厚的大一统观念;"汉盛于周"的历史定位,决定了汉代史学具有强烈的"宣汉"意识。

学术思潮与日本近代《论语》学

在西方学术思潮和本土文化语境的综合作用下,日本近代的《论语》研究者通过对经典的重新诠释,参与近代文化的构建。文章以学术文化思潮与《论语》学的内在关系为切入点,拣选几种代表性论著加以分析,从怀疑主义文献批评、实证主义"原典批判"、原文及注疏的史料批判、孔子语录材料的否定、皇权论诠释等几个方面,把握日本近代《论语》学的新变及其内在特质,并就其是非得失作一学术观照和客观评骘。

社会批判思潮与明末清初的学术转变

明末清初学术主流由心学向朴学转变,其内在的、推陈出新的动力,源于思想界摒弃理学末流的批判思潮。其时,社会经历了明亡清立的历史转折,明道救世的目的已由振兴而救亡,启蒙的重心由政治改良转向民族主义。于是在清算明代理学空疏无用、自毁长堤之罪过的同时,更把别夷夏、辨正闰放在首位,并且在批判心学松懈夷夏大防、否定宋学具有元典意义的过程中,自觉地把考据实学作为思想武器与反清斗争相系,终开清代朴学之风。

对杜威来华访问的马克思主义解读——纪念杜威访华百周年

杜威是最有代表性的现当代哲学改革家。杜威哲学是一种把现实生活和实践放在首位的实践哲学,杜威的哲学上的哥白尼转向是实践的转向。杜威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精神都是抱赞成态度的。20世纪五四时期杜威在中国两年多的讲学活动,对中国的思想启蒙,特别是对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70年来对杜威哲学及其实用主义经历了从不切实际的批判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研究和评价的过程。杜威哲学与马克思哲学在超越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或者说主体性形而上学上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其中的关键是两者都把实践的观点当作其哲学的根本观点。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与新实用主义的发展既存在着冲突,又存在着互补,在适应当今社会发展趋势方面,新实用主义又会被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所包容,由此促进马克思主义的更大发展。

论西汉前中期的“过秦”思潮

西汉前中期,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次历时较久的全民性的历史大反思,学术界称其为"过秦"思潮。这种思潮主要经历了从"论秦之过"到"倡汉之功",从"攻守之势"到"君民关系",从"法术治国"到"崇尚黄老"的三次转变,深刻地影响着西汉初年的政治格局、思想文化,其意义深远,对于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乏启迪作用。

强批判与弱建构:反人道主义思潮刍议

人道主义作为西方文化源远流长的传统,可以分为伦理人道主义和哲学人道主义两个基本的层面。反人道主义思潮对人道主义传统的反思所形成的强批判和弱建构的双重维度,是在哲学人道主义的层面上展开的,根本没有涉及伦理人道主义层面。反人道主义思潮受到西方哲学转向的深刻影响,反人道主义思潮实际上也是一种人道主义。

先秦两汉时期诗学人格批评论

人格批评是中国诗学批评重要方式之一,贯穿于中国诗学的整个历程。先秦两汉诗学的“人格批评”,尚处于孕育和萌芽阶段,这表现为诗家一方面自发地建构人格精神典型,另一方面较为理性地将“人格”批评意识渗透于诗学批评,初步完成了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人格思想、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人格思想、屈骚文化人格思想以及“游侠”文化人格思想的建构,在诗学创作和批评中已经蕴透的模糊的人格批评论思想。

封建社会末期“盛世”的“怪胎”——《红楼梦》的第三种读法(之二)兼就全面辩证地看宝玉的艺术形象问题同冯其庸、周汝昌等诸位红学前辈商榷

宝玉对封建社会和封建制度不满意,对身边的女奴充满了同情和关爱,这是他思想性格中可贵的一面。但不能对此无限拔高,认为他的思想是“近现代思想”,“是无等级的、平等的、仁爱的真诚无私”,“是最不懂得‘自私自利’为何物的人”。宝玉实际上是封建社会末期“盛世”的“怪胎”,是个充满矛盾的人物,是个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封建贵族的纨绔子弟。在他的身上,体现了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统一。曹雪芹对宝玉的思想是采取批判的态度的,不能将曹雪芹的思想和宝玉的思想画等号,更不能将宝玉的思想和《红楼梦》的思想画等号。

异曲同工却归于殊途的文学——兼论“文革文学”的历史特征

"文革"时期的文学思潮首先是与"批判"有关的的文学思潮,包含在"文革"中创作的"批判的文学"和受到批判的文学。这两类文学所表现的内容有异曲同工之妙。之所以有着不同的命运,在于前者领会了"文革"的根本精神(夺权)且多是"三结合"创作的产物,而后者未能吃透"文革"的精神且多是个人创作,因此它们的命运只能归于殊途。

对反现代化思潮的反思

反现代化思潮是对现代化理念及其实践进行反思的逻辑结果,由于它对现代化不能采取一种公允的态度,因而其结论不尽科学,有其局限性。然而反现代化思潮又因其对现代化的批判而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现代化的两面性,也为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契机。

论先秦时期的语言批评

从整体性论述先秦时期的语言批评。先秦诸子百家对语言及其运用问题 的探讨，集中到一点就是如何加强语言表达的问题，在语言风格上则大多主张与如何接受语 言或判断语言结合起来的。此外，先秦诸子还论述如何去理解与判断他人的语言。这些为具 体的语言批评作了先期准备。

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反思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不仅主导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策取向,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深入研究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特色及其实践效果,有助于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其思想,即批判其消极影响,吸收和借鉴合理因素。

试论王充与东汉批判思潮

对于东汉社会的批判不乏其人,有王符、崔寔﹑仲长统等,事实上,他们对于东汉社会的批判不够全面或者倚重于某一点,难以形成体系。只有王充用十分的精力,写下《论衡》一书,从民风、士风、官风等角度审视和分析东汉社会的各个方面,提出批判与意见。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他引领了东汉社会的批判思潮,显然为揭露东汉社会的顽疾、开启民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雄肆腾跃启汉文——论贾山《至言》对西汉政论散文的影响

西汉散文,尤其是西汉的政论散文,在书写内容和话语形态上具有相对独立的特征,为其后的散文开启了写作形态上的规范。讨论西汉政论散文,不可忽视贾山《至言》对于西汉初年以及西汉中期散文的影响。这种影响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论说的内容促动了"过秦"思潮的发展;语言表现手段促进了西汉政论散文写作形态的变革;引事取譬的方式促进了西汉散文用事方法的变化。虽然贾山《至言》的影响力远不如西汉一些重要的散文家大,但其首开范例之功,却不可埋没。

社会历史批评的另一种形态──从现代批评史说起

从中国现代批评史实践出发去考察社会历史批评在历史上的多样形态，可以发现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注重从阶级观点看文学的“左翼”社会历史批评以及后来被歪曲的完全政治化的社会历史批评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形态的社会历史批评，它是受西方近现代社会学思潮的影响而产生，有着科学的方法论和多样视角的、具有现代形态的一种社会历史批评，它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社会历史批评应有的宽广视野、全面视角，是我们建设新的科学的社会历史批评所应注意借鉴的。

“批判”与“重建”——秦汉文艺思想的内涵与本质

“天道”“人事”与“文心”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及文人对这种关系的解释与运用,对当时的社会秩序、政治统治、皇权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秦汉文艺思想的基本内涵。“批判”与“重建”,是秦汉文艺思想的本质,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与历史发展、演变的学术外因。文化、学术上带来的思想领域的“新”“旧”之争,为文艺的批判与重建提供了理论前提,同时也是秦汉文艺思想革新的学术内因。研究秦汉文艺思想史,就是要努力揭示秦汉文人“批判”与“重建”的成效,为当下文艺思想研究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借鉴。

解放政治学·生命政治学·无为政治学——现代性批判技术视角的旨趣和逻辑转换

从马克思到尼采、海德格尔和法兰克福学派，延续至今天，技术始终是现代性批判的中轴，但批判的旨趣、对技术的态度和关于技术逻辑的认知却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变化：以解决社会公正和不平等的新文明为目标的生产力视角，以个体生命价值和自由为目标的工具理性批判，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底线的反技术（无为）的政治生态学。这种转换见证了技术在现代性生长过程中的功能变迁，从文明的物质基础上升为文明的支配性结构，再颠倒为似乎脱离文明的自主的客体结构。在第三个阶段的临界点上，必须提出以集体生存为目标的控制技术发展的全球经济政治体制改造问题。

地理空间转向与地理空间批评的谱系——晚近西学思潮学术术语描述校正兼与陆扬先生商榷(上)

西方自进入后现代思想发展阶段以来,地理空间转向(Geospatial Turn)成为西方理论界学术思想发展的一大主潮,以文学、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学研究、文化研究乃至美学研究等也不可避免地受其深刻影响,发生了地理空间转向(Geospatial Turn),形成了地理空间批评(Geospatial criticism)的谱系。相较而言,'空间转向(Spatial Turn)''空间批评(Spatial criticism)'的命名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晚近西学思潮本有的文化语境,淡化了人文地理学(包括文化地理学)、批判人文地理学(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或称'新文化地理学')、无政府主义地理学对晚近西学思潮的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晚近西学思潮整体特征的遮蔽和对晚近西学思潮学术术语描述的失之偏颇。因此,有必要回到晚近西学思潮发生的文化语境,厘清地理空间转向(Geospatial Turn)背景下地理空间批评(Geospatial criticism)的谱系,以期对学界所使用的晚近西学思潮理论术语描述进行理论校正,使其更加精准、全面。同时,晚近西学思潮学术术语描述命名校正——地理空间转向(Geospatial Turn)和地理空间批评(Geospatial criticism)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