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脱亚入欧”与中国的“三甲纪念”

清末民初 ,日本“武力派”在中日关系史上造成了“三甲纪念”。“甲午之役”是日本“脱亚”历程的起始 ,其“入欧”地位因“甲辰之役”得到巩固。“甲寅之役”及其“后幅文章”显示出日本对华政策和国家目标发生新转折。以后 ,它由“脱亚入欧”、“与欧美列强为伍” ,向强化“攻势”姿态、“欲以独力并吞中国”的方向发展。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 ,回顾日本“脱亚入欧”和中国“三甲纪念”的历史记忆 ,有助于中国人珍视当今百年未遇的历史机遇 ,也有助于仍留有“崇欧蔑亚”文化心理的一些日本人正确解读当年与邻国的战史 ,使中日两国建立一种互信、共存。

福泽谕吉中国政策观的骤变——东洋盟主与脱亚入欧

明治初年日本人在对外关系的认识上呈现出三重性结构,致使福泽谕吉等人在论及东洋与西洋的关系时,主张以实现日本的东洋盟主地位来遏制西洋。但出于对中国清朝通过洋务运动以增强国力的担忧和警戒,便很快转向“脱亚入欧论”。这几乎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日关系中的一项定律。

侵华思想的倡导者与践行者——试分析福泽谕吉的侵华观

福泽谕吉是近代亚洲侵略思想代表人物之一,他为日本政府设计的"东洋政略"和"脱亚入欧"等征服中国、称霸亚洲的侵略扩张蓝图也对日本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影响极大。尤其是从19世纪80年代到甲午战争前后,为了实现其"东洋战略",大肆制造侵略舆论,寻找战争借口,美化侵略战争,为战争摇旗呐喊,使其成为甲午中日战争的倡导者与践行者。

二战前日本南进政策形成的历史脉络

文章在甄别使用日文史料的基础上,对日本民间社会的南进思想是起源于何种历史脉络、又是出于何种原因被提升为国家政策的这一变化过程做一考察。南进思想中的帝国主义倾向以及近代日本与南洋地区之间逐步形成的人员、物品、资金、思想流通的网络所带来的利害关系是南进思想的两种历史脉络,1930年代日本海军对国际局势的危机认识则使得南进思想正式被提倡为国家政策。

探微日本明治改历

改历是日本明治初期"文明开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在此之前,旧历在日本使用了近一千三百年,分为使用汉历与使用和历两个阶段,体现了中国传统历法对日本的深远影响。明治改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欲尽快融入西方世界的大背景下,为摆脱财政困境而孤注一掷的冒险。其结果,既节省了政府的财政支出,也收获了文明开化的好名声。而"粗暴的改历"完全无视千百年来的旧历传统,让日本民众为历法突然间的"脱亚入欧"付出了代价。考察145年前明治改历的过程,对于评价明治维新的得失很有意义。

近代日本侵略亚洲国家思想探源——以福泽谕吉及其“脱亚入欧”思想为中心

"脱亚入欧"思想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日本,福泽谕吉是其主要代表人物。他全盘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文明史观"及"欧洲中心论",形成了"文明=欧美"、"野蛮=亚洲"以及"脱儒=脱亚"的思维模式,为"脱亚入欧"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福泽谕吉于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不仅标志着"脱亚入欧"思想的正式出台,而且把这种思想推向了对外侵略的方向,在客观上对甲午战争的爆发发挥了舆论先导的作用。探讨和分析福泽谕吉形成"脱亚入欧"思想的认识根源、逻辑前提以及《脱亚论》发表的影响等问题,将有助于认识近代日本多次对亚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渊源。

近代日本的义和团运动观

日本政府在"中国亡国观"与义和团乃"乌合之众"的认识基础上,加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民间虽在义和团运动的刺激下产生了部分"反战派",但绝大多数舆论均在清政府出台"借御外侮"政策前就已煽动战争,成为日本实施侵华政策的幕后推手。通过义和团运动日本不仅强化了"中国亡国观",而且建立了"世界列强"的自我观,实现了明治以来梦寐以求的"脱亚入欧"战略,这成为此后日本长期推行"携欧侵华"政策的认识基础与制度框架。

日本的儿童传记——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

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这一阶段的儿童传记呈现出显明的时代特征:传主选择'脱亚入欧',聚焦西洋与东洋的英雄豪杰;在不遗余力地吸纳西方近世文明的同时坚守大和民族的尚武精神;儿童传记的作者多是一流的专家学者,追求西方的科学理性。这一阶段的儿童传记具有日本文化'菊花与刀'的特点:即把极端矛盾的相反特征结合在一道。